《经济学家林子力》作者：吴象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是林子力在一次调查考察中提出的。调查组有林子力、我及戴成、朱述先、左方五人。从1982年4月开始，先后到贵州、云南、湖北、安徽一些地区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当时农村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都叫包产到户，其实门类繁多，名称不一。我们在考察中不断比较、研究、筛选，感到还是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或叫“大包干”好。因为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最受农民欢迎。大家的共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关键，“大包干”是包得最彻底的形式，不妨作为典型形式，取一个规范的名称。在此之前，林子力已提出过“财产权利可分解为所有权和占有、支配、使用或称经营权这两个独立主体”的理论观点。在考察过程中这个思路有所发展，他提出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的概念。我们非常赞同，一路做过多次讨论，回京后由子力撰写了3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上报。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个报告时，邓力群曾以石家庄一个村（他下放劳动时长期住过）的情况为例，对报告使用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但经过认真讨论，还是批准报告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情况通报》印发，以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但最后邓力群建议我和子力到石家庄那个村去看看。子力去没去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因为我已看过河南新乡的刘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后来还看过河南临颍的南街）。我的看法是只要当地群众同意，刘庄、华西村等生产、分配形式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不过这种形式不宜普遍推广，真正能挽救中国广大农村走出饥饿、贫困的是大包干，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

报告在《情况通报》刊出后，胡耀邦总书记看后表示同意，还对包括分配方法的“标准产量”的提法产生了兴趣。万里在报告上写了许多眉批，在分析“工分制”的一页上批语说：“工分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报告解决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被写入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影响巨大，以后多次在文件中被采用，成为一个公认的概念。

雇工问题与深层基础经济理论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度，使整个农村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兼业户、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私营企业大量涌现，随之出现了请帮工、带徒弟的现象。于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刚有缓解，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争论，即雇工剥削问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社会心理所不能允许的，一时间沸沸扬扬。报刊上有文章说，这场争论是因为经济学家林子力从《资本论》中找到马克思的话，通过某种公式计算剩余价值，请三个帮手、带四个徒弟可以不视为剥削。即雇佣七人以下不算剥削，不算资本家，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八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存在剥削，要算作资本家，算资本主义。中央据此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三年后再说。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林子力确实在《资本论》的注释中找到一个人的资料，但他绝不是从本本上找到几句话或某个数字就提出政策主张的人。认为中央据此就确定“看一看”的方针，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最近我看到1983年12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一份调查报告。1983年6～9月，林子力和理论组的同志曾到江苏、上海、广东、山西三省一市作过专题调查，走访了约60个涉及雇工问题的单位，研究了九个省、市部分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强调，当时的雇工现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如果孤立地考察雇工现象，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因此，这份报告对复杂的雇工现象区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具体的分析。报告提出并不是所有的雇工现象都能构成比较严格意义的雇佣劳动。“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

　我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摘引，是想展示子力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时俱进的深入思考。他没有因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写进一号文件得到公认而沾沾自喜，更没有对雇工问题就事论事，浅尝辄止。找到《资本论》注释中对现实发展有利的几句话，在林子力对雇工问题的研究中所占的分量，实在小而又小，可是20多年之后，这件小而又小的事被记录下来，而他对雇工问题的考察研究几乎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理论贡献。如果有人这样对待历史，似乎有欠公允。

醒思木 发表于 2015-12-7 23:47
报告在《情况通报》刊出后，胡耀邦总书记看后表示同意，还对包括分配方法的“标准产量”的提法产生了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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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雇工问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早在1979年，经过长期潜心研究，林子力对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有一些批判性的观点，他认为适合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不突破传统理论障碍，改革就会难以深入下去。林子力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此，努力突破传统概念。

1982年国务院农研中心（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系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主任都是杜润生）成立后，任命我为副主任。此后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心工作，但书记处研究室的职务仍兼着，和子力常有工作来往，对雇工问题也常交换意见。

　雇工现象1981年开始出现，1982、1983年有新发展，1984年以后发展速度加快。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另有些同志深表不安，认为不能老说“看一看”，敞开口发展下去会出大问题。因为1985年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进行整党，对党员雇工需有具体说法。为此，1985年7月上中旬，农研中心奉命在河北承德召开一次座谈讨论会，参加的有辽宁、河北、天津、陕西、湖北、浙江、山东、广东八省市农村政策研究室及中央有关单位同志。我邀请子力同志一起前往，共同主持。经过讨论，很多人认为，允许请帮工、带徒弟的政策，实践证明效果好，反对的声音逐渐减弱消失，而雇工大户的问题显得突出，特别是雇工与雇主收入过分悬殊。一般达到十倍以上，有的更高。会上对此看法分歧很大。子力作了几次发言，指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商品经济的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手段极不健全，价格体系不合理，空子极多，一些问题要逐渐从全面改革去解决。他的讲话理论性强又深入浅出，有利于与会者提高思想、促进共识。

那个时代，温州家庭工业突出，雇工经营最多，成为众矢之的，多次被诬为“资本主义复辟基地”。子力和我曾多次到温州调查考察，为温州辩诬，写文章赞扬“温州模式”。1985年9月，童大林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讨论会，子力发言的题目是“市场的形成是今后经济改革的关键”，也就是要着力于深层的改革。他强调要改革物价制度，以形成产品市场：改革就业、报酬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形成劳动力市场；改革产权制度，以形成资金、地产等产权市场。没有这三大改革，没有完整市场体系的形成和ZF职能的转变，很难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