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耻大辱,有些人比他差得多的,当然就会嘲笑他,你厉害,你在美国博士都拿不到?我根本不这么看,甘阳肯定比95%以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厉害得多,但你毕竟没拿到,没拿到就没拿到嘛,但你看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90年代,我和雷颐亲眼看到他在《明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缺陷。他说,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傻子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天才是拿不到的。他写得头头是道,别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张维迎在北大组织教改那次。甘阳写文章说,我对北大的教改提出一个方案,坚决不要一个留洋的博士生,他们是最蠢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最蠢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我再讨厌甘阳,也不愿说别人最伤心的事情。但他提出来那个方案,我很愤怒,他又把自己的事带出来了。薛涌很年轻,也知道甘阳在美国求学的事,他就对甘阳说,你不要再把你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带到我们公共的讨论里面来。
我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想说明,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中国非常多著名的学界带头人物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大陆已经是振臂一呼的人物了,到美国去博士拿不到,甚至也不会讲英文,连美国留学生都不买他账,一塌糊涂的失败,这方面学经济学、学法学的大人物回来以后都产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感觉。这种观察你们只看文字是看不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历,他们受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艰辛跟羞辱,我知道很多。所以有很多中国人的仇美、反美情绪,跟自己在美国没有受到自以为应有的待遇是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