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连续多年实际增长率明显超过趋势增长率和结构明显恶化的经济过热以后,一个实际增长率低于趋势增长率的调整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必须调整,由此而来的痛苦不可避免。在2009年,中国应该听取邓小平当年的忠告:“不在调整时期勉强增加速度,还是把比例失调的状况改变过来,中心的任务是调整结构”。
九年前的2000年,中国像本地区的大多数经济体一样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由于要素价格偏低、人民币汇率偏低和加入世贸组织等原因,中国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经历了一场“出口导向大跃进”。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的出口从2492亿美元增长到12180亿美元,按美元现价累计增长388.8%,年均增长25.4%;按人民币不变价格(根据年均汇率和GDP平减指数计算,下同)累计增长244.6%,年均增长19.3%。
然而,两倍于GDP增长率的出口增长率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出口14286亿美元,按美元现价名义增长17.3%,按人民币不变价格实际增长-0.1%,中国经济的出口“发动机”由于长期“过热”已经处于“半熄火”状态。实际上,在2007年出口减速就已经非常明显,出口增长按美元现价为25.7%,但是按人民币不变价格只有11.6%,已经慢于GDP的增长。
2008年出口零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最大的三个出口市场美国、香港和日本的需求同时萎缩,二是人民币的加速升值。
2008年,对美国出口2523亿美元,按美元现价名义增长8.4%,按人民币不变价格实际增长-7.6%;对香港出口1907亿美元,按美元现价名义增长3.4%,按人民币不变价格实际增长-11.9%;对日本出口1161亿美元,按美元现价名义增长13.8%,按人民币不变价格实际增长-3.0%。实际上,2007年对美国、香港和日本的出口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就已经分别滑落到了1.6%、5.5%和-1.1%。
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年末汇率为6.8346,比上年升值6.9%,升值幅度与上年持平;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汇率为6.9480,比上年升值9.5%,升值幅度比上年(4.8%)加倍。因为2007年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贬值,2008年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升值,2008年人民币对货币篮子的年均汇率升值幅度达到两位数,是上年的三倍左右。
由于出口泡沫的破灭,度量出口导向“热度”的三项指标在2008年都有所改善:净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贸易差额指数)从上年的12.1%下降为11.5%;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上年的7.8%下降为6.8%;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贸易依存度)从上年的64.3%下降为59.2%,继续2007年就已经开始的下降势头。但是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仍然过大,外部不平衡仍然严重。
重化工业和房地产泡沫破裂
然而,“出口导向大跃进”只是中国这一轮经济过热的第二位原因,第一位原因则是“重化工业大跃进”。从2000年到2007年,钢材产量在七年内从1.31亿吨增长到5.66亿吨,累计增长330%,年均增长23.2%;发电量从13556亿度增长到32816亿度,累计增长142%,年均增长13.5%;水泥产量从5.97亿吨增长到13.61亿吨,累计增长128%,年均增长12.5%;平板玻璃产量从18352万箱增长到53918万箱,累计增长194%,年均增长16.6%;焦炭产量从1.22亿吨增长到3.36亿吨,累计增长175%,年均增长15.6%;化学纤维产量从694万吨增长到2414万吨,累计增长248%,年均增长19.5%;初级形态的塑料产量从1088万吨增长到3185万吨,累计增长193%,年均增长16.6%;汽车产量从207万辆增长到889万辆,累计增长329%,年均增长23.1%。
从2003到2007年,出口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从31.2% 一路下降到11.6%,但是GDP的实际增长率却从10.0% 一路上升到13.0%。只有到了2008年,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焦炭、化学纤维、塑料、电解铝、汽车等重化工业产品的增长率都从两位数降到了一位数甚至负数,GDP的增长率才从两位数降到了一位数。从1999年4月份到2008年9月份的九年半时间内,重工业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增速。由于重化工业泡沫的破灭,从2008年10月份开始,重工业增速才低于轻工业增速。
推动“重化工业大跃进”的则主要是“房地产业大跃进”。从2000年到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4984亿元增加到25294亿元,实际年均增长速度21.5%,两倍于GDP增长速度,其中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夕的2007年的实际增长速度仍然高达21.2%;同期,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也两倍于GDP增长速度。2008年3月,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住房平均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之比)达到了7.3,明显超出世界银行统计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范围(3到6),其中深圳、北京、杭州、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洛杉矶(10.1)。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正是靠着房地产业大跃进、重化工业大跃进和出口导向大跃进,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七年就实现了GDP翻一番,在头八年就实现了人均GDP翻一番,提前两年达到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目标。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已经从2000年的世界第六上升到2007年的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这样的“提前翻番”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以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为代价的。
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22%)只有在1993、1994、1995三年超过了40%。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从2003年开始连续六年一直超过40%。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78%)在最低的1993、1994、1995三年的平均值还有58.5%。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2005年开始连续四年一直在50%左右,其中私人消费率只有35%左右。
其次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过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比人均GDP同样在2000至4000美元之间的其他国家的平均值低10个百分点,甚至比世界上最穷的几十个国家的平均值还要低。即使是像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只有50%左右。因为服务业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中国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就业不充分必然压低工资,导致收入两极分化和国内消费不足。
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滞后。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45.7%,比人均GDP同样在2000至4000美元之间的其他国家的平均值低10个百分点。而且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数字中包括大量已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是不能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所提供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外来人口”, 还包括大量由于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乡改镇”体制和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扩大城镇辖区面积(郊区改市区、市辖县改市辖区)而已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是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也无法享受市政基础设施服务的农业人口。因此,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0%以下,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还表现为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衡。例如,中国已经在钢材产量上超过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并且大量出口普通钢材,但是中国并没有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而且还必须大量进口特殊钢材。这种大而散、大而不强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经济的许多部分部门。多年以来,按价值计算,在中国进口货物中排在第一位的不是石油,也不是铁矿,而是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典型代表的关键元器件零部件。这表明中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在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仍然严重依赖外国。
中国经济半软着陆
由于出口在2007年和2008年的连续急剧减速和重化工业和房地产在2008年的急剧减速,中国的经济泡沫终于在2008年破裂。上一轮经济周期减速阶段的最大减速幅度是从1994年的13.1%到1995年的10.9%,减速2.2个百分点,减速比率16.8%。这一轮经济周期减速阶段的最大减速幅度是从2007年的13%到2008年的9%,减速4个百分点,减速比率30.8%,比上一轮几乎加倍,增长率在一年之内从经济过热的最高点降到趋势增长率(在9.0%到9.5%之间)以下。因此,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减速已经超出软着陆的范围。但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半软着陆”也意味着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即使2009年的增长率只有7%,也只有减速2个百分点,减速比率22.2%,仍然是半软着陆,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在经过了连续多年实际增长率明显超过趋势增长率和结构明显恶化的经济过热以后,一个实际增长率低于趋势增长率的调整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必须调整,由此而来的痛苦不可避免。在2009年,中国应该听取邓小平当年的忠告:“不在调整时期勉强增加速度,还是把比例失调的状况改变过来,中心的任务是调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