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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被官权切成碎片的当今中国 2009-2-28
看到这张密集如网的收费站照片，不禁浑身滚起了如收费站一样密集的鸡皮疙瘩，我们无法想像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国家，公路竟然被切割成如此细密的无数碎片。该照片内容已得到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定，只是解释与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相反，他们认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多是一个好现象，更加方便车辆进出，有多少出入口，自然就有多少收费站，只有外行才会大惊小怪。那么，全国公路收费站多到什么程度呢？来自于官方和网络的2个数字相差极其悬殊。根据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审计报告测算，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来自网络上的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如果二级以上公路都不放弃收费机会的话，平均4．1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两个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审计署统计的是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包括全部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一个收费站会有多个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二是审计署统计的只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收费站，未包括非正规收费站特别是县乡设置的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全部收费站。
暂且不考虑google地图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按照审计署官方资料来看，情况也足够惊人。全国19万公里收费公路，意味着二级以上公路半数都在收费，收费公路历程可环绕地球四圈半。就在不久前社会还抱怨“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1%在中国，世界收费公路总长不过14万公里，中国就有10万公里。”可是话音未落，中国收费公路就由10万公里增加到19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的比重也由71%提高到82%，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5年审计署对全国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收费5100亿，以此折算19万公里收费将超过1.1万亿。每公里收费接近6百万，每米收费接近6千元，如果把每米收费用百元大钞连接起来接近一公里。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百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
以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富人半边，穷人半边，穷人至少还有沿街流浪的权利；现在却是大路朝钱，穷人靠边，连沿街流浪都变成了穷人难以企及的特权。或许有人会说：修路需要花钱，自然就要收费。如果说修路花钱就要收费的话，请问古往今来有哪条路不是花钱修建的，可有哪朝哪代设置过收费站？当初秦朝实行“车同轨”将天下道路修建一遍，相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投资规模之浩大远远超过今天，并且还是被知识分子痛骂2千多年的暴政，都没有在全国设置收费站。虽然当今世界有20多个国家高速公路收费，但收费里程很短。美国9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收费里程不到9%；而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比重超过美国10倍，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收费。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的90%以上，一级公路的80%以上，二级公路的40%以上，都是收费公路。显然，修路花钱只不过是收费的公开借口，并非是收费的真正原因。其真正原因，在于官权化改革把资源和市场同时集中于官员手中，把中国经济变成了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就经济性质来讲是官人经济，就经济特征来讲是收费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畸形经济形态。畸形经济形态是由中国社会的畸形结构决定的。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会形成大众经济而不是官人经济；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会形成消费经济而不是收费经济；只有目前这种官权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才会形成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
可以说，官人经济是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特征，它既是包括收费公路在内的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根源，又是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结果。较早期间有人将其概括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人们往往将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误以为只要消除中央集权，就能够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正好相反，权贵资本和官人经济不仅不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反倒恰恰是官权对中央集权的历史性胜利，是官权战胜中央集权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集权国家，中国2千年封建社会更是集权统治，却从未有过把公共资源作为官员牟利工具的经济体制。道理很简单，中央集权国家大都具有家天下的观念，既然是家天下，就绝不允许各级官员占有公共资源，如同主子绝不允许仆从占有家产一样。只有在主仆关系颠倒的情况下，仆从才有可能公开占有主子财产。中国的官权化改革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主仆颠倒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官权化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文革博弈的失败。文革是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第一场政治大博弈。由于文革不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不是一部分精英反对另一部分精英的博弈，而是人民大众与整个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是要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精英群体空前的团结一致。虽然当时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的政治联合，对官权形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在空前团结强大的精英群体面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众与精英之间，民权与官权之间的政治大博弈，最终以民权的全面失败而结束。建立在清算文革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成为约束中央集权，镇压百姓民权，扩大和巩固官权的过程。随着公共资源由中央集权控制向地方官权控制的转移，官权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往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最后演变成为地方官权控制的官人经济。
官人经济或曰官权经济的形成，意味着官员既是资源占有的主体，又是市场交换的主体，可以随意通过右手掌握的市场，去变现左手掌握的资源。而对于官员来讲，最方便变现的资源就是公共资源，因为官员是占有公共资源的天然主体，不像占有私人资源那样还需要一个“扒房子圈地”的抢劫过程。如此一来，公共资源便逐渐异化变质，乃至最后完全消失，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了公共资源的国家。公共资源完全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了。
首先，公共资源完全变成了融资平台和金融工具。本来，公共资源的功能应该是创造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可在地方官员手里，公共资源的功能不再是满足公共需要，而是用来进行融资和实现增殖，在他们眼里，高速公路等公共产品，如同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一样，完全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此外没有任何其它功能。如果一定要找出公共产品与金融产品之间区别的话，就是公共产品在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之外，又多出了向老百姓强行摊派等行政集资手段。把中央政府制订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变成了“集资修路，收费发财”。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3年后，在已经收回贷款的1997年，又重新批准收费期限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全部收费将超过120亿元。根据交通部资料，自1984年国家允许公路项目融资到2000年，期间公路项目融资超过6700亿，按照10倍投资收益，仅公路收费一项就能切掉社会6至7万亿的财富，用眼下那句时髦话说就是：官员想不发财都难。
如果认为这数万亿资产，这数倍或数十倍增殖的财富，是进入了地方财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不符合官人经济的性质。我们之所以总是称之为官人经济，而很少称之为官权经济（这样称也未尝不可），就在于这些金融化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并没有停留在官员共同占有的官权阶段，而是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一是在建设阶段以贿赂形式的瓜分，二是建成后以私有化形式的瓜分。中国公路建设资金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瓜分掉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暴露出来的案子足以说明问题，重庆巫山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元，可是仅一个交通局局长受贿金额就超过2千万元，中国基建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地方政府募集资金建成的公路进入收费阶段后，便进入了所谓市场化运作阶段，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收费权转让给私人公司，结果就是政府投资，私人收费，完成官人经济蛹化蝶的全部过程。如果转让过程是名符其实的市场交换倒也罢了，关键是整个转让过程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传统把戏，与当初收购国有企业的手段完全相同，把想要购买的收费公路抵押给银行，以此获得抵押贷款再来购买收费公路，购买者实际上分文未付。如同用你们家的房子抵押贷款来买你们家的房子，购买者根本就没花一分钱。根据审计署提供的资料，收费公路70%的转让都属于这种空手套白狼。另外30%的转让，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其实也是用政府的钱来买政府的项目，仍然属于空手套白狼，与抵押贷款进行收购的唯一区别在于，是用政府左兜里的钱收购政府右兜里的项目。上海滩上的张荣坤就是典型，挪用政府社保资金收购高速公路，然后再用高速公路抵押贷款归还社保资金，结果都一样，都是分文未付便获得了巨额投资建立起来的收费公路。
其次，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完全变成了收费工具。甚至包括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也变成了收费工具。公共资源的商品化和牟利化，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与现代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经济——收费经济。现代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消费经济，消费率越来越高，消费既是构成总产值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消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在经济领域的根本体现，是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经济成果，是大众经济时代的根本反映。消费经济和收费经济的根本对立在于：消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GDP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贫富之间越来越和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可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清晰坦然，人们的幸福值越来越大；收费经济则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低，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对立越来越尖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依靠，人们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没有把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未来生活保障在哪里，终日生活在惶恐和压力之中，唯一能够缓解惶恐与压力的方法就是储蓄，用拼命储蓄来减轻今后未知命运的压力和恐惧。这就是美国人拼命消费，中国人拼命存钱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的“两低一高”，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了世界最低，工资收入的比重已接近10%，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70%，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世界最低和历史新低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却是世界最高并且不断创出历史新高，2007年储蓄率48.1%，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中国人的拼命存钱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甚至惹来了美国人的抱怨，因为中国人把钱存到政府那里，政府又把钱存到美国那里，美国人不管不顾地尽情乱花，结果花出了金融危机，所以抱怨是中国养成了他们乱花钱的坏习惯。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世界最低的情况下会拼命存钱？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三大支撑系统被摧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律，就是人们越穷越要存钱，社会负担越是沉重，越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越是不知道老来依靠在哪里，人们就越是存钱。储蓄率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越是可靠，人们对未来担忧越少，就越是大胆消费，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一个社会越不可靠，未来越是没有保障，人们就越是只能依靠自己，眼前就越是不敢消费，储蓄率也就越高。不知道明天的生活是压力最大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公共资源系统、社会福利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的最大作用，其实并非单纯物质方面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支撑，对明天的支撑，对未来的支撑。所以苏联东欧的巨变摧毁了共产党领导，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摧毁这三大系统，因为摧毁这三大系统，就是在摧毁人们的明天，摧毁人们的未来，摧毁人们的希望。历史将会证明并且已经在证明，为了满足官权和资本的发财欲望，而摧毁现代社会三大支撑系统的官权化改革，必将使社会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当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成为收费工具后，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不仅不再能够满足公共需要，形成公共福利，反倒变成了沉重的公共负担。据世界银行报告测算，中国收费公路的货车通行费平均每公里超过1.2元人民币，2006年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78万车次，收费超过40亿元，每辆车通行费超过一千元。每年上万亿运输费用打入商品成本，中国运输业的成本高于发达国家１倍，高于美国３倍，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以至于农贸市场价格的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是取决于运输状况的变化，收费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并且主要是转嫁到穷人头上。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越是穷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就越高，当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时，所承受的负担也就越重；另一方面，越是穷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所分摊的运输费用比重就越大，为公共负担掏得钱就越多。那些省吃俭用的城镇居民的买菜钱，绝大部分都送给了公路收费站，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开车上路。如果取消公路收费，回复公路的公共性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和食品价格至少会下降一半以上，人们生活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可见，市场化的本质就是富人化，即便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它也会把穷人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利用来进行财富分配，那穷人就只能是更加倒霉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走上政府干预的计划发展道路，其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功能给穷人带来的灾难。与当今世界这一发展潮流相比较，中国的官权化改革的确是走上了相反的发展道路。所以，回归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已成为今后中国改革回归正途的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
高价公路所反映的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伦理和国之根基问题。以前我们就多次提到，旧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已经成为劫匪拦路、强盗剪径的经典语言。可见，古往今来，拦路设卡收费一直属于黑道勾当，属于当地政府围剿打击的对象，哪怕此路真是你开的，设卡收费也要坚决打击。掏钱修路只能属于造福积德的善举，国家可以表彰，社会可以称颂，百姓可以敬仰，但就是不能收费，强行收费就按劫匪强盗论处。拦路收费和打击收费，古往今来一直都是官与匪之间不可逾越的行为界限。即便是所谓的官匪一家，充其量也不过是官府与劫匪暗中勾结，绝不会由官府去接管劫匪的买卖。对黑道勾当只能打击不能接管，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政府都必需遵循的行为底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之所以立刻失掉了天下民心，就在于他不是打击汉奸伪军力量而是接管汉奸伪军力量，一步就跨到了历史反面。所以，政府一定要清楚，拦路收费是古往今来的黑道勾当，当地政府的职责是打击车匪路霸，绝不能代替车匪路霸。即便迫不得已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必须严加控制收费的模式、范围和时间，绝不能大规模改变公路姓公的基本性质。目前实行公路收费的20多个国家，收费公路的比重基本控制在1%左右，而我国收费公路的比重已达到10%，并且比重还在不断扩大，新建二级以上公路的三分之二都是收费公路。虽然交通部规定收费站间隔要保持40公里，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缩短至20公里，汽车尚未完全跑起来便又要停车缴费。同样实行公路收费的印度，收费站少得几乎感觉不到；澳大利亚也是，从堪培拉到墨尔本，油门一脚踩下去，800公里没有一个收费站。而目前我国，自驾车出行的通行费居然超过了乘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的价钱。这已经超出了利用公共资源牟利的一般范围，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合法抢劫。
大家把公路等公共资源托管给政府来管理，管理什么？就是要管理和维护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无论富人穷人，有钱没钱都能使用，避免公共资源变成少数强势者的私产。这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言自明的天道公理。所以历史上有的朝代哪怕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也没有去拦路设卡收费，因为这是政府行为的最后底线，是官与匪的最后界线，一旦跨过这个底线，官匪之间就没有了区别，社会就没有了天道公理。历朝历代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曾经跨越这条底线，道理就在于此。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家训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连强盗小偷都讲究“盗亦有道”，政府更应该取之有道。政府的职能就是要保证天下财富取之有道，坚决打击强取豪夺的无道行为。如果政府本身取之无道，天下势必乱做一团，形成典型的强人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人皆匪，能骗则骗，天下无一人可信，世上无一物可靠，天大地大不如官大，爹亲娘亲不如钱亲，维系社会的道义力量将彻底崩溃，进入佛家所讲的末法时代。所以，公路收费，公共资源收费，收走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收走了社会的道义力量，收走了政府的伦理基础，最终必然形成地方政府黑道化，腐败收入制度化，财富抢劫法治化，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任何积极作用。最近胡*锦*涛主席针对“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的旧有论断，专门强调指出：“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就是对违背天道公理，悖逆人类文明的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严肃批判，这是30年来中国最高层对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警告和批判。
上面这张密如蛛网的收费站图片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还在于它把统一的国家切成了彼此分割的无数利益碎片，让人不禁想起了曹雪芹形容贾府那句话：“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瓤却也尽上来了”。一个内部已被切成利益碎片的国家，是最危险的国家。国家从内部被切割成利益碎片，是官权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公共资源成为牟利工具，标志着中国改革是典型的官权化改革，官权化改革的经济结果，就是政府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把权力作为经营工具。由于权力掌握在具体官员手中，有多少官员就有多少利益主体；有多少利益主体，国家就会被切割成多少利益碎片。如此一来，国家便不再是一个利益整体，统一的国家就只剩下一个外部空壳。二千年前“车同轨”的修路工程，把中国由一堆碎片连结成为一个利益整体，现在的收费站又把中国由一个利益整体再次切割成了一堆碎片。公共资源是国家作为利益整体最根本的经济标志，当公共资源被官权切成碎片时，国家的公共利益也就随之消失，国家便不再是国民共同的国家，而变成了官员的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官家。一旦当国家变成了官家，国家所有的一切就只归属于为官家；既然所有一切都归属于官家，那么包括外敌入侵的灾难，自然也就全部归属于官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经常把国难看成是纯粹官难，采取袖手旁观立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汉奸文化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经常讲，国家的官权化和国民的汉奸化，是一对同生共死的历史双胞胎，官权化是汉奸化的政治根源，汉奸化是官权化的文化反映。他们之间表面互相对立，实则互相依赖互相催生；官权把反对汉奸作为自己恶性泛滥的根据，汉奸又把反对官权作为自己背叛祖国的理由，形成了难以选择的历史悖论，无论选择其中任何一方，结果都是国家和百姓倒霉。所以中国老百姓干脆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地做起了看客。据刘亚洲将军的文章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一次广东的清军与入侵英军展开厮杀，周围山坡上观战看热闹的老百姓山呼海啸，如同元宵节观赏花灯一样兴奋尖叫。这就是官权化国家必然形成的国民状况。
许多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素质差，国民性有问题，认为中国的家国文化是劣等文化等。其实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家国情怀的民族，中国的家国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中国人把国放在家的前面，称之为国家；把为国尽忠放在为家尽孝的前面，称为忠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毫不犹豫地尽忠弃孝。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家天下概念的集中表述，既表明了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具有内在统一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顺序：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服从于治国，治国服从于平天下。这种个人服从天下，以天下为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天下文化，不仅是皇家的概念，不仅是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概念，同时也是一般贫民百姓的概念。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明古国；也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还将使中国成为唯一引领世界走向大同的国家。天下一家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文化基础，没有天下一家的文化，就没有大同世界的道路。可见，中国的家天下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所谓国民性的根源，甚至还是走向大同世界的方向。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大同化的过程，大同世界需要有大同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家天下文化。
可以说，家天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中国历史上所有悲喜剧都是围绕家天下展开的，不同的家天下给中国历史和百姓命运造成了不同影响，概括起来就是三类：皇家天下，官家天下，大家天下。皇家天下是指中央集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历史三分之二的统一时期，就属于皇家天下；官家天下是指官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就属于官家天下；大家天下是指民权主导的天下，只存在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极短时间。除了这极短时间的大家天下之外，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相交替的历史。由于皇家天下意味着和平和统一，官家天下意味着分裂和战争，所以历史上老百姓便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皇家天下，同时，“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一统，常常在利益上与地方官权形成对立，在客观上与老百姓渴望打击官权的历史要求相一致，老百姓自然把抑制官权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家身上。这就是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常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老百姓需要借助皇权来抑制官权，即便像水泊梁山那样万不得已走上造反道路，也是为了逼迫皇权约束官权。只有在皇权衰弱得抑制不了官权时，老百姓才会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但是推翻皇帝的目的，仍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皇权，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官权。官权泛滥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超越了人类所遭遇的任何灾难，和平时期百姓不如草芥，战乱时期百姓不如野狗；并且历史上所有的战乱和动荡，几乎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历史上所有几乎亡国灭种的大祸，也无一不是官家天下演变的结果。南宋晚期皇权虚置、官权泛滥，导致元军长驱直入，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大半国人惨遭屠戮。明代末年，皇帝一根绳子上了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家天下，清军乘机大举入关，连续数年大肆屠城，上亿国人惨遭杀戮，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屠杀80万百姓，广州屠城70万百姓。清朝晚年悲剧再次上演。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60年挨打，官权60年坐大，搞洋务运动，更是天下资源尽落官权手中，所以尽管期间历经外侮，老百姓始终冷眼旁观。1900年慈禧太后气壮山河对外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各地老百姓为保皇家天下，纷纷举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慷慨赴死，奔向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抗战运动。可是与西方11国宣战的慈禧太后，此时除了义和团之外已无兵可战，官权坐大的地方政府实行“东南互保”，纷纷与西方列强签署协议，准备把皇家天下变成洋人天下，变成剩孤家寡人的慈禧太后被迫踏上了亡命天涯的西逃之路。逃命途中屈于洋人和官权的沉重压力，又反手下令镇压义和团，虽然大清军队对外宣战无兵可战，而对内镇压义和团却是兵如潮涌，可怜义和团浴血抗战的十万中华儿女，前有西方列强军队的猛烈炮火，两边是地方官军的疯狂攻击，背后是皇家军队的大肆屠戮，十万中华儿女尽数惨死于血泊之中。随着义和团被外来洋权、地方官权和中央集权联合镇压，中国封建王朝皇家天下的最后一首挽歌，也就变成了历史绝唱，随后大清王朝就被武昌城里一个起夜士兵的一泡尿给冲掉了。
包括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内的无数中国人都在思考和询问，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直纠缠与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之间，而没有彻底抛弃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去建立自己的大家天下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不知道自己拥有战胜官权的伟大力量。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牛群，它们拥有足以在瞬间内把任何野兽踏成肉酱的巨大力量，无论是冲向狮群或者狼群，都能够十分轻松地战胜对方。可是让人十分悲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群体拥有能够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唯一的意识就是躲避和逃跑，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不幸的同伴成为狮群或狼群的猎杀对象。当时4亿中国人能够被2千英法联军征服，能够被3万八国联军打败，就如被几只狮子追着跑的那千万头野牛一样，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从此就站了起来。所以中国老百姓才由衷地把毛泽东看作是大救星，西藏人民则干脆把毛泽东看作是佛。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不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而是因为毛泽东唤醒了人民内部蕴藏的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让人民意识到了自己具有改变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去创造历史。当非洲野牛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时，所有野兽也就到了末日。这就是所有野兽都极端仇恨毛泽东的原因。
目前，中国再次进入了官权独大的历史时期，并且中国的精英阶层要把中国的政治改革，依然锁定在集权与官权相博弈的旧有历史框架中，只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伟大力量，不会在旧有的历史框架内重蹈义和团的历史悲剧，他们所追求的，是天下归公、民权至上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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