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和浅评（邹恒甫：希望中国的经济类大学生都来了解一点数理马克思）

邹恒甫: 《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方法》序言

 

    收集在这里的20 篇论文已于1991年至2000年之间发表在国际上的经济学刊物，它们多少反映了我和我的一些合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尝试。在此我把这些论文中在某些国际学术小范围里略微有些影响的实证发现和理论观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43 个发展中国家近20 年的统计分析表明，政府部门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政府部门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见本书第1 章)。也就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基本建设上投资比例太大、忽视了经常性的公共支出(如行政管理、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尽管理论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推断，财政分权——把税收征收权和公共支出的职责由中央政府转交给地方政府——可以提高政府部门运作的效率，从而推进经济发展和增长。但对中国、美国等世界上四十六个国家的综合经验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往往对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见本书第2、3、13 章)。

    第三，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往往在很长时间里不发生显著变化。但基尼系数的国际差别却非常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主要由教育水平、财富分配、金融发展和社会民主自由的程度等因素决定(见本书第14 章)。

    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在理论上并不一定妨碍经济增长，在实际上甚至能促进经济增长(见本书第15 章)。

    第五，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因素能帮助我们解释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和国民储蓄等方面的差别(见本书第7、8、9 章)。

虽然鲜为人知，但我自己却感到一丝欣慰的还有两点：

本书第19 章提供了第一个为重商主义辩护的数理模型，

本书第20 章则第一次展开了对军事支出和资本积累的数理分析。

    经济学家们经常说，思想观点最要紧。人人都想标新立异，我也不例外。但自己的思想能否得到学术界的承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书和本丛书中的其他著作能在中国发行并同许多读者见面，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彭松建先生和梁鸿飞先生。同时，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本书中的论文合作者：Hamid Davoodi、Shanta Devarajan、李宏毅、Lyn Squire、Vinaya Swaroop、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等先生。书中的错误望读者批判指正。

邹恒甫

2000 年8 月31 日于北京大学

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前言

2005年10月17日 『北望经济学园』 浏览选项： 颜色 默认 灰度 橄榄色 绿色 蓝色 褐色 红色   阅读次数：2744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本书涉及到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许多理论和实际研究。它是继本人《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之后我的合作者和我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要把此书中的主要创新贡献归功于我的合作者龚六堂、Francesca Fornasari、金菁、李宏毅、Steven B. Webb、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而世界银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要的经济资助。 本书的第1章是献给邹至庄（Gregory Chow）先生的。该文试图把资本积累、产品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统一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之中。邹至庄先生长期鼓励我在中国，特别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事经济学教育。我把此文放在本书之首，也同时想表达我对众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怀念和感激：Jean-Jacques Laffont (1947-2004)、董辅礽(1927-2004)、杨小凯(1949-2004) 、Robert Barro、Richard Caves、Jacques Cremer、James Heckman、Edward Lazear、Robert Lucas、Eric Maskin、Paul Milgrom、Robert Mundell、Roger Myerson、Dwight Perkins、Jean Tirole、Stephen Turnovsky、Michael Woodford等等。这是个群星灿烂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贡献，我不可能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接近世界前沿的教育事业。 本书的第8章是献给中国著名统计学家张尧庭老师的。它表达了我对现在深患重病的张老师的感激。在此文和本书的第9、10和11章里，我们想建立多级政府条件下税收、转移支付、政府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我们相信这种对多级政府的动态研究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张尧庭老师、黄训腾老师、吴黎明、谢丹阳和我于1994年向武汉大学陶德麟校长、任心廉书记、侯杰昌常务副校长等提出成立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此中心的倡议书是由张尧庭老师亲自执笔的。他多年来奔波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讲课，是我学习的楷模。今天，借此前言我一道感谢从1987年以来支持我进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众多其他同仁：阮志华、田国强、谭国富、陈小红、陈志武、舒元、姚先国、王则柯、方炳松、郎咸平、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朱晓冬、张敦穆、李楚霖、艾春荣、文一、周忠全和张建波等。同时，我要感谢长辈：曾启贤、汤在新、吴纪先、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成思危、胡兆森和厉以宁等。 本书的第2章证明，在资本主义精神模型里，货币超中性（superneutrality)不再成立。我现在庆幸自己在哈佛大学写作博士论文时（1986-1988）把马克思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经济发展的学说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模型也帮助解释金融市场里资产风险溢金之迷（equity premium puzzle，见本书第3章）。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我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之外，也有幸了解到数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对此我要感谢Robert Dorfman、Stephen Marglin、Murray Milgate、和John E. Roemer在哈佛的课堂。John E.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收入再分配和机会均等的理论不仅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认，而且也成为世界银行2006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1984年，我在巴黎蓬皮杜图书馆度过了一个痴心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夏天。我狂热地阅读John E. Roemer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xian Economics ）、《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和Michio Morishima的《马克思的经济学》（Marx’s Economics）。这些书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一个数理经济学的新天地。相当偶然，我居然于同一个夏天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书店里买到了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分别发表的两本有关国民收入再生产的论文集（197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写了大量的笔记去评价两位先生修正和改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算术和代数模型。当时我感到如果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能初步了解投入-产出分析、哈罗德-多马尔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该多好啊！若如是，他们俩至少可以在青年和中年时代象Michio Morishima和John E. Roemer一样去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从1987年开始，我多次同董辅礽先生聊起他和刘国光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国民收入各部类平衡的模型所进行的学术争论。董辅礽先生总是要我不要再提那些幼稚的模型了。他说，他们这代人数学基础太差了，加上时代背景也不允许，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董辅礽先生谦虚而诚恳地鼓励我们后辈向Morishima、Jon Elster和John E. Roemer等学习，发展马克思的国民收入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周期的理论。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做的太差了，愧对董辅礽先生的在天之灵。我斗胆提出，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个人对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作出过基本贡献，而John E. Roemer或许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 记得也是在1984年，年轻狂妄的我在哈佛第一次见到了在耶鲁大学进修的吴敬琏先生。他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哈佛给中国留学生讲解为什么在国内要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的。我在会上的发言一定给吴敬琏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会上其实也没有多说话，他似乎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些许尴尬。据后来我的了解，他对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倒是有兴趣。他的忘年交耶鲁硕士钱颖一于1984年秋季来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恰巧Janos Kornai于1985年来到哈佛任教。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和王一江四人都师从Kornai从事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的学问。而樊纲正在NBER访问，他还蛮有干劲地同李稻葵和王一江等学习一年级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樊纲没有在哈佛得到博士入学通知书，大概是李稻葵、王一江和胡祖六三人同时得到哈佛的录取，把他给挤掉了。Dwight Perkins、Martin Feldstein和我都为樊纲没有得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而深感遗憾。后来樊纲回国后很快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大纲的专著。我癫狂地同他们也讨论一些Kornai的学问，用动态优化的方法写了好几篇投资饥饿症、短缺、社会主义投资周期的文章（见邹恒甫：《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Kornai的一些思想也帮助我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见本书第8、9、10、11和12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软约束给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带来的影响（见本书第13章），财政软约束与中央政府财政赤子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通货膨胀）的关系（见本书第14章）。我也没想到这些问题至今还是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最热门的课题。与此同时，我一直还关注着中央政府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15章）以及政府开支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7章）。 我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有兴趣。本书中的第4、5和6章记录了我这一兴趣的连续。我们得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经验结论一直为世界银行所不接受。但这一结论却在学术界还总占有微小的一席地位。这使我同R. Barro，W. Easterly, M. Ravallion等众多经济学家继续争论。由于争论，我们反而走得更近一些了。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同事，请参看他们的学术论文。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热衷的话题。龚六堂和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见本书第16和17章），说明外国援助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对国外贷款的依赖性，妨碍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这些结论都不为世界银行所接受。但这些结论的生命力或许会越来越强……请容许我在此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比起W. Easterly对世界银行五十年的否定、R. Barro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批判、Rahguram Rajan对外援的怀疑，我们的结论或许更理论化一些、更一般化一些。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能看到新的一代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比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上发表更高档次的文章。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推到沙滩上。真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我都四十三岁过了，我在学术上还有作为吗？大概没有了吧。我不妨继续办经济学教育。中国似乎总不缺有名的新闻媒体经济学家，但中国的确缺少实实在在的经济学的教书匠。我希望我的学生都当经济学的教书匠。如果他们当中出了一批新闻媒体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噩梦。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美梦。

邹恒甫謹记
2005 年8 月

数学应该是一种解决问题工具··

谢谢

好好研究

谢谢

好好研究

有些牵强附会吧,老马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这么数理化,不觉得无里头吗

支持，学术应该百花齐放

6楼言之有理。。。

六楼很有自知之明啊 知道自己是外行。

而且这是标准论文格式 根本不可能像六楼所说 将数学推导放到最后。

建议找几篇国际标准论文研究一下。

以下是引用smallcan2005在2009-3-15 12:13:00的发言：
我学西方经济学也有几年，不过还是看不懂推导，我只看了邹教授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实中是做不到的。邹教授说让政府来进行利益调整，资本家自己减少自己的利益所得，通过税收等措施来解决，你可以想想，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怎么会为一个处于弱势的阶级来放弃自己的利益呢，如果是为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苟延残喘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灭亡，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利益的调整来换取这个时代的延续，但是又有谁愿意这样做呢，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他得到了，还想继续得到更多，要他减少自己的所得不是比杀他还要痛苦吗？统治阶级会站在被统治阶级的位置上思考问题吗？也许一个朝代在他刚建立的时候领导人会有这样的智慧，但是到了腐朽的时候，他们仅仅就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谁还管其他的事情。按教授所言，如果国民党能够通过一定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那么中国人民共和国也就没有成立的可能了，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朝代更替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老兄，我建议你多读读历史，中国的还是世界的，都可以。可能对你理解问题帮助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