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明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年
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分析,是数量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暴露了结构经济计量模型在经济预测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于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其严格的理论基础、多部门联系、价格内生等方面的优势而应运而生,目前已经成为经济政策模拟和分析的标准工具之一,在贸易政策、环境政策、农业政策、资源政策等方面逐渐显示其应用前景。
一、CGE模型的广泛应用是现实的需要 应用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分析,来源于现实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暴露了经济计量结构模型在经济预测方面的局限性,因为应用经济计量结构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的基础是根据过去推演未来,这种推演隐含地假设经济变量会平稳地波动。但是,石油危机等表明经济变量很可能由于冲击而发生异常变动,破坏经济变量的平稳波动。现实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预测的同时,研制和应用CGE模型就经济政策和冲击进行影响模拟和优化分析。
应用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分析,得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现代计算技术等发展的支持。根据分析问题的需要,CGE模型的基准均衡数据(benchmark equilibrium dataset)可以是投入产出表,也可以是社会核算矩阵(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投入产出表反映了国民经济产业账户的投入—产出关系;社会核算矩阵不仅包括国民经济产业账户的投入—产出关系,而且包括国民经济机构部门的收入—支出平衡关系,因此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使用—积累全过程的产品供需平衡和收支平衡。投入产出表的实际编制和公布、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编制和协调,为CGE模型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基础。同时要考虑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税收、转移支付等,如居民对政府的所得税、政府对居民的补贴等。但是,要编制一个内在一致的在36个部门层次上细化的社会核算矩阵,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或对不同来源、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协调。然而,现代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和CGE模型专用软件,如国际机构广泛使用的GAMS、GEMPACK的不断完善,也为CGE模型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构建和应用CGE模型不仅可以进行政策模拟和影响分析,而且可以提供政策优化组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表现在:(1)提供一个标准形式的数据组织(如编制社会核算矩阵,即SAM表),可以检验统计信息的一致性和系统性;(2)提供定量估计相关政策影响的模型和范式,方便按规则进行政策影响的定量化估计而非仅仅定性化分析。(3)通过政策影响的模拟和分析,提供相应的政策工具和影响的数量界限,检验在制度分析基础上的相关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近年来,国际上在应用CGE模型进行政策分析、关于CGE模型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方面进展迅速。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关于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分析,如美国普渡大学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的IMPACT项目和比利时的ECOMOD项目在CGE模型方面的全球培训等。在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机构在构建和应用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方面也表现了空前的热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等已经或正在研制自己问题导向的CGE模型。
二、CGE模型的前沿研究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政策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数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尽管CGE模型在政策模拟和分析方面进展很快,应用范围广泛,但是CGE模型在理论方面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当前相关的研究前沿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如何理解基准均衡问题。这与CGE模型的基年选择相关。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由于依托于基年均衡数据,通过基年均衡数据进行模型校准(calibration),因此,基年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模型的模拟结果。但是,由于基年数据的核心是投入产出表或社会核算矩阵(SAM),而投入产出表一般每5年才编制一次,期间会编制一个扩展表。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需要协调投入产出表、GDP核算表、国际收支表、财政收支表等,因此,基年的选择受到很多限制。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前沿,即如何根据有限信息准备协调一致的基年数据,美国IFPRI提出的跨墒方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按照一般均衡理论,劳动力应该是同质的,不会因部门、地区、城乡而具有不同的工资率。但现实中总是存在市场扭曲,使工资率因部门、地区、城乡而异。这背后隐含的是如何理解理论上的均衡或均衡机制问题。
第二,关于CGE模型的动态机制。大部分CGE模型的动态机制都是递推(recursive)而非跨时的。动态机制包括劳动力迁移和增长机制、投资—资本积累机制以及技术和偏好变动机制等。这实际上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相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目标在于解释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决定机制。因此,任何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至少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其一是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标,如产出、国内生产总值等。其二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如劳动力、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知识、信息等。其三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机制,例如,如果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那么,物质资本是内在还是外在地决定经济增长,相应的决定机制或生产函数是什么?其四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路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都是在短期经济波动中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开始探讨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通过一系列内生增长机制模型的构建和论证,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新的经济增长机制。
内生增长理论试图使经济增长内生化。内生化稳态增长率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二是如果可以被累积的生产要素有固定报酬,那么稳态增长率就被这些要素的积累率所决定。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而且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不是中性的。在一定意义上,CGE模型的动态化就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决定着CGE动态机制的发展。
第三,关于CGE模型的基准预测。这表面上看是CGE模型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结合问题,但隐含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有机结合,保证宏观经济具有微观基础,同时,微观基础的加总又可以与宏观经济有机地协调起来。CGE模型主要用来进行政策模拟和分析。因此,CGE模型的第四个理论前沿是政策工具的量化,这缺乏基本的标准。比较明显的例子,如关税配额、环境标准等非关税堡垒的关税等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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