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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改革任务，并释放了一系列去产能与供给侧改革的信号，密集强调去产能的迫切性，并决定以钢铁和煤炭行业作为本轮去产能的突破口。
但经国泰君安测算，钢铁行业计划用五年去产能10%，但目前产能过剩率已超25%。煤炭行业用三至五年直接去产能5亿吨，也仅相当于过剩产能的三分之一。同时下游产品需求持续萎缩，正以乘数效应传递到粗钢和原煤需求，由此产能过剩程度有扩大的风险。
去产能节奏过缓 需求持续萎缩或导致产能过剩有扩大风险
回顾上一轮去产能的进程，一年时间，纺织业累计压锭906 万锭，棉纺织业去掉超过30%产能，煤炭行业压缩产能4 亿吨（根据测算，当时煤炭总产能约在16 亿吨），压缩了近30%，去产能力度空前。
而根据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去产能文件，钢铁行业将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煤炭行业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
与此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公布的去产能征求意见不同，钢铁行业去产能规划进度由3年增加至5年，进度放缓。煤炭行业由直接淘汰落后产能7亿吨减少到直接淘汰5亿吨，并配以节奏更慢的减量重组5亿吨，去产能规划低于预期，且去产能力度远低于上一轮。
据国泰君安测算，钢铁行业用五年时间去产能10%左右，相较于“十二五”期间去掉9000多万吨产能并没有实质性突破。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率已超过25%，同时钢材等下游产品的需求持续萎缩，正以乘数效应传递到粗钢需求，产能过剩程度有扩大的风险。
而煤炭行业用三至五年时间直接去产能5亿吨，相当于目前产能的9%左右，仅过剩产能中的三分之一，同时减量重组产能5 亿吨，相比于直接关停去产能，力度相对较弱。与钢铁行业一样，煤炭下游产品需求持续萎缩，对于原煤需求的成倍影响在加剧。
国泰君安认为，钢铁、煤炭需求的加速萎缩将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程度，政策规划去产能的执行效率和力度都低于预期。这两个去产能突破口行业都难以达到产能利用率目标。
假设按照规划完成去产能计划，考虑到需求下滑，钢铁行业五年去产能1.5 亿吨，届时产能利用率仍将不足70%；煤炭行业三年去产能5亿吨，乐观估计减量重组能再淘汰2亿吨产能，届时产能利用率仅为71%左右，两个去产能突破口行业都难以达到80%以上产能利用率的目标。
为何本轮去产能难度更大，进度更缓，效果更难实现？
国泰君安的解释重点如下：
因为产能过剩问题集中的行业不同，这一轮去产能的难度将更大：两轮产能过剩问题集中的行业不同——本轮去产能的难度更大：20 世纪九十年代的产能过剩集中于以纺织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本轮产能过剩迹象集中在以钢铁、煤炭、水泥等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成本构成中可变成本占主导，固定资产投资引发的固定成本占比小，因此纺织业去产能采取了“压锭、减少”这种直接的行政手段，一次性压锭和人员分流后，纺织业迅速扭亏为盈，效果显著。本轮去产能，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成本构成中固定成本比重大，经营杠杆系数高，直接的行政手段强制减产甚至停产的成本更高，阻碍更大，见效也会更慢。
两段历史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同，本轮去产能的进度和力度受阻：20世纪90年代长期潜在增长率处于上行通道，人口红利优势明显，同时需求端潜力巨大，最具代表性的便是98年房改启动和01年中国加入WTO。房地产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力，成为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还大大分担了过剩产能，进一步加速了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上一轮大刀阔斧式的去产能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配合了效果显著的需求端改革，大大缓解了去产能过程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 本轮去产能，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转折期，潜在增长率低于90年代产能过剩时期，并且需求端改革的空间已经有限。如果去产能的力度与上一轮相当，将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过度承压，增速甚至将下行至5%，这是决策层很难接受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本轮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将弱于上一轮。
两段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不同，本轮去产能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与1998年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加入SDR，在世界经济中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这意味着，与上一次去产能相比，我国大力推进去产能将带来的“阵痛”会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在全球经济尚处在低迷状态的今天，溢出效应将产生负反馈，对我国去产能进程形成阻碍，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去产能进程中的政策实施将更加谨慎，无法向上一轮去产能那样的大刀阔斧。本轮去产能的难度、效率和阻力都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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