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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直至最近，希望逃避国内衰退的英国企业可能还会貌似有理地考虑将亚洲作为躲避全球经济衰退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在去年夏末之前，如果企业谨慎地将资源转移到这个全世界唯一一处出口仍旧兴旺、有关衰退的言论貌似牵强的地区，他们会显得很明智。就在去年秋季，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其它机构还在预测今年亚洲的增长率达到7%或以上。
这些乐观的预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他们误判了西方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信贷危机已经蔓延至实体经济。其次，他们低估了亚洲与世界其它地区仍然存在的紧密联系。的确，亚洲不再像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那样依赖于全球金融的流动，但却转而依赖于西方对该地区制造产品的需求，这使得亚洲地区甚至更容易受到外部动荡的影响。
投资银行德利佳华(Dresdner Kleinwort)的彼得•塔斯克(Peter Tasker)表示：“高附加值制造业之于日本就如同金融服务业之于英国。”这种说法可能适用于亚洲许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英国有些人已经开始对于明显过分依赖金融服务业推动经济感到后悔，而在亚洲，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到为其它国家制造产品供其消费——无法产生足够的国内需求——让他们的经济变得同样脆弱。
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亚洲是世界的工厂，那么台湾就是工厂中的工厂。台湾企业为销往世界各地的品牌电子产品生产微芯片和平板显示屏等部件。去年第四季度，台湾的GDP同比骤降8.4%，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表现。随着中国和其它半成品组装地因需求锐减而减少进口，台湾出口几乎在一夜间便减少了一半。
在新加坡、韩国、香港，最重要的是在日本，形势同样令人不安。日本仍轻松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去年第四季度的GDP萎缩了3.3%，折合成年率计算则萎缩了约12%。其邻国中国则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亚洲增长引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过是不断下调亚洲地区经济预测的机构之一：目前该组织预计今年亚洲（不包括日本）增长率将下降至2.7%，与2007年9%的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少得可怜。鉴于此番情形，亚洲可能成为全球增长发动机的想法，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话来说，是“纯粹的幻想”。
在这片日益浓重的黑暗之中，有两个相对的亮点（虽然也忽明忽暗）：中国和印度。当然，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已经令乐观派感到惊讶：这个2007年增长率达13%的经济体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突然放缓为6.8%。
然而，中国的反应同样迅速：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约4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经济刺激方案，并利用指令经济的手段向市场发放信贷。
里昂证券(CLSA)中国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Andy Rothman)相信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来实现8%的增长目标。他援引里昂证券编制的一项制造业先行指标作为证据。该指标2月份小幅上涨，为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尽管该指标尚未达到表明行业出现增长的标准，但罗斯曼等人把这种逐步改善看作中国经济或许已经触底的证明。
罗斯曼甚至看到了出口行业的一些希望。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收缩的速度有所放缓。他表示：“我们将此归因于沃尔玛效应(Wal-Mart effect)：欧美消费者大量减少购物，但同时他们也逐渐转向购买每种类别中价格最低的商品，这些商品几乎必然来自中国。”
英国私人股本集团英联投资(Actis)高级合伙人保罗•弗莱彻(Paul Fletcher)认为，中国仍将是世界上较有前途的投资机会之一，尽管交易规模可能较小，同时首次公开发行(IPO)这种惯用的退出模式可能必须进行调整。英联投资正在制造业、消费品、教育、经济型酒店和饭店业寻求规模在3500万至7000万英镑的交易。他们认为所有这些行业——除了受到重创的制造业——都或多或少具有抗击经济衰退的能力。
印度是另一个例外。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实际上比亚洲其它任何国家都低。没错，由于外资枯竭，基金从股市撤离，印度的增长已经放缓，并引发了信心的波动。信贷市场紧缩已经影响到一些企业。但印度政府仍预计今年经济将增长7%。这可能有点偏高，但即使是悲观主义者也预计2010年印度经济至少增长4.5%。
印度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公司Genpact首席执行官帕拉蒙•哈辛(Pramod Bhasin)表示，外包业务将继续增长，尽管速度将有所放慢。他预计未来两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为15%，而不是30%。随着欧美经济形势恶化，他预计许多公司会考虑到印度来，以帮助削减成本。
他表示：“从逻辑上考虑，我们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和许多人一样，他承认，这将是困难且难以预测的。他还回避了正面回答。他对外包业下一个巨大增长机会的预测是：“我们如何能为问题资产的买家服务？”
例研究：中国
过去10年间，中国一直被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所淹没，以至于常常看起来就像是跨国公司的天堂。2007年，中国的FDI达到创纪录的840亿美元。——杰夫•代尔(Geoff Dyer)
过去10年间，中国一直被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所淹没，以至于常常看起来就像是跨国公司的天堂。2007年，中国的FDI达到创纪录的840亿美元。——杰夫•代尔(Geoff Dyer)
全世界的企业都竞相前往中国设立新工厂，不只是因为那里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因为那里的道路和港口远远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
在上世纪90年代FDI浪潮兴起之际，中国沿海地区的各省市热情地吸引制造业企业前往当地开设工厂。但在近期，北京、上海和其它发达地区已将重点转向吸引研发活动进入中国。研究人员估计，有逾300家跨国企业目前在中国从事某种形式的研发活动，即使大多数只是为当地市场改装产品。
英国企业中，最大的两家制药集团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在过去两年里都已在上海成立了研究机构。
外资企业经常发现，如果他们愿意在不那么知名的城市进行投资——特别是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就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更多奖励。实际上，许多内陆城市开始变得更具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们受出口锐减的影响较小，并将受益于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房地产咨询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表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躲开了全球经济风暴。”
不过，外资集团在中国的境况并非像表面数据显示的那么简单。首先，近几年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有些不赞成向外国投资开放。10年前的普遍观点是中国需要海外技术和经验来发展经济，但现在中国更加自信，这改变了争论的焦点。
一些引人注目的交易有时因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而搁浅。在2005年宣布拟议收购中国东部一家建筑机械制造商后，私人股本集团凯雷(Carlyle)发现自己成了一场猛烈的互联网攻击运动的目标。而这项交易则根本没有获得批准。可口可乐(Coca-Cola)对汇源果汁(Huiyuan)的收购也受到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该笔交易被视为对中国新反垄断法的一次重要早期考验。
同样，许多重要的行业或是不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或是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以银行业为例，外国集团购买中国本土银行股权的上限为20%。中国政府最近允许外资银行在华开设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但都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每新开设一家分行，都必须与银监会及相关地方政府进行单独协商。英国另外三个专长领域——物流、媒体和矿业——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在华跨国企业抱怨称，中国政府要求他们加大技术转让的力度，作为获取在华合同的条件。这些外国企业还担心，自己将被排挤出与中国财政刺激计划相关的合约。
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表示：“我听到一些商会成员提出了他们的忧虑。他们称，在当前这种采购机制下，他们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可能会重点关注让本土企业成为首选。但我认为，这还有待观察。”
中国较高的增长率将继续使其成为FDI的目标，但在许多行业，政治和行政方面的障碍也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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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研究：印度
过去6个月，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测看上去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过去6个月，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测看上去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詹姆斯•拉蒙特(James Lamont)
如今外国投资者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时往往谈论的是“长期前景”，而非两位数的增速。
去年第四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仅为令人失望的5.3%，这令许多原本确信印度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程度要小于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人感到意外。人们曾寄予了高度期望，认为有活力的国内消费能为这个出口占GDP比重不足20%、且银行大多为国有的经济体提供保护。
除制造业之外，农业产出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印度政府正出手干预，增加支出以支持增长。预计在截至2009年3月的财年里，印度经济增长为7.1%。
全球金融危机暂时终结了印度的全盛时期——过去3年，印度一直享有9%的经济增长。鉴于议会选举可能在今年4月份举行，在6月份新政府组建之前，印度目前还面临着政策冻结。
不过，即便其增长放缓，且有可能出现政权更迭，但印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能为跨国公司提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伦敦金融城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政策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弗雷泽(Stuart Fraser)表示：“印度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人们仍对其长期发展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像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现代化速度非常快。城市在不断发展，大量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富裕。”
目前，由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具吸引力。一些控制外国投资的复杂法规有所放宽，同样令投资者感到欢欣鼓舞。这可能会打开零售业和航空业等重要行业的大门。但在受到严密监管的金融、及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机会依然很少。
弗雷泽表示：“我们欢迎少量的（监管）放开。但并不期望任何重大举动。”
沃达丰(Vodafone)对印度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该公司2007年以57亿英镑的价格，购得了手机运营商Hutchison Essar的控股股权，为印度规模最大的外国投资之一。
沃达丰首席执行官维托里奥•柯拉奥(Vittorio Colao)表示：“印度似乎比其它市场所受的庇护更多一些。动荡尚未蔓延至金融业。业务流程外包领域可能会有些放缓，但规模不大。”
印度在其它方面也面临挑战。去年11月，该国金融中心孟买遭到了一次恐怖袭击。而一家领先的信息技术外包商Satyam，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曝有严重的欺诈行为。
但这些事件都未降低跨国集团对印度潜力的信心。
国防承包商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 Systems)驻德里的高管盖伊•道格拉斯(Guy Douglas)表示：“Satyam一案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有关企业治理的问题，但似乎并不能代表印度当前汇集了主要企业的完善而成熟的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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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研究：越南
过去，投资者主要将新兴市场视作廉价的生产基地，但在当今这种严酷的经济环境中，人口约8500万的越南等国，正逐渐被视为潜在的消费市场。
——蒂姆•约翰斯顿(Tim Johnston)
——蒂姆•约翰斯顿(Tim Johnston)毕马威(KPMG)驻越南的主管合伙人沃里克•克莱恩(Warrick Cleine)表示：“当前市场中将会出现两大价值驱动因素：生产成本——越南日益成为外包目的地，例如外国企业将工厂从亚洲其它地区迁移至此——以及跨国企业对成长型市场的寻找。”
由于经济低迷抑制了其最重要市场的需求，亚洲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中没有几个能安然度日，但越南却斗志昂扬。它着重强调自己的廉价生产基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及稳定的政局。
坊间证据显示，制造商正将工厂从亚洲其它地区迁至越南：他们称这里比中国成本更低，比其它一些区域竞争者更具产能，在发展曲线上走得更远，而且在政府设定的政治领域内，看上去很稳定。
越南当局竭力改变自己作为资本主义东疆蛮荒之地的形象。监管得到了改进，对腐败进行了打击，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严密。
克莱恩表示：“就与政府当局的合作而言，监管非常宽松。挑战主要来自与房东协商房租之类的事情。”
越南政府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迫切希望对这一进程起到了助推作用。越南于2007年加入WTO，但作为条件，WTO要求其做出重大变革，其中许多方面与开放国内市场和放宽出口监管有关。
不过，美国商会驻越南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Vietnam)主席汤姆•赛伯特(Tom Siebert)等人士表示，越南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意愿，远远超越了WTO变革要求，同时对如何能够避免官僚障碍开展了不断的分析。
赛伯特表示：“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机构进行了精简，如今人们非常清楚整个程序是如何运作的。”
此外，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因为受到其国内市场的吸引而来到越南。
赛伯特表示：“这里的商业环境正不断改善，市场充满活力，年轻一代迫切需要各种商品。”
但成功也付出了代价。制造商开始遭遇瓶颈，尤其是在寻找合格的管理和技术员工方面。
克莱恩表示：“在高管、工程师及金融专业人才方面，存在着产能限制。你不得不在成本和产能之间做出权衡。”
其它一些顾虑也依然存在。劳工关系可能会制造麻烦，但赛伯特表示，这些问题通常是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沟通不畅的结果，并非源自更深层的问题。
此外，腐败仍会是个恼人的因素，但这仅限于低级官员，也不再是投资的一道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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