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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私有化

吴易风

一、问题的提出

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且是今后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经济学界在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有少数经济学家断言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而在于所有制问题。他们抨击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主张将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将全民所有制改变成企业所有制，甚至改变成个人所有制，对于这种主张，批评者指出，这实质上是私有化。辩之者则认为，这决不是私有化。

人们有时还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某些经济学家主张将国有企业大量卖给中外私人资本。在论述了这类主张之后，有的在文章中还有意识地加上一句话："这绝对不是主张私有化。"

有时还有这样的奇怪现象：国内的某些学者力图论证他们提出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是社会主义方案，而外国学者却认定这类方案是私有化方案。以至最后竟然需要我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面解释，说明私有化不是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这种种奇怪现象的出现，都同对私有化的不同理解有关。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始终一贯地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什么是私有化

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找不到私有化条目。在目前的经济学论著中，也没有见到关于私有化的完整定义。

私有化（Privatization）一词最先出现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它是作为国有化一词的对立物出现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挪威等国相继出现了国有化浪潮。政府对一批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将私有企业改变为国有企业。依据宪法和法律，政府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享有重大决策权、收益权、经理人员任免权等权利。政府设立部、局等机构管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是受政府委托的代理人。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开始时运行良好。战后的第一个10年被认为是国有企业运行最佳时期。第二个10年运行欠佳，引起很大争议。消费者抱怨大型国有企业在规模、权力、趋势、对顾客态度等方面同私营大公司并没有什么两样。国有企业的工会批评国有企业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右翼政治家则攻击国有企业，说国有企业壮大了工会力量，形成了国有企业和工会的双边垄断，侵犯了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的社会舆论要求私有部门的大企业分散化。右翼政党利用这一舆论，要求公有部门非国有化或私有化。这就在西方国家掀起了私有化浪潮。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后来波及到发展中国家。

80年代和90年代初，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私有化问题，出版了一些论私有化的专著。这些著作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私有化。

这里我想介绍几种说法：

1."'私有化'一词用于描述一系列旨在扩大私有部门活动范围或公有部门吸取所有部门通常采用的提高效率的技术的行为。……我们认为分析性的正确的私有化定义包括所有权和（或）生产性资产及其配置和定价的控制权，以及由其产生的剩余利润流量的收益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必然将注意力集中于：（1）国家全部或部分出售资产；（2）按照租约安排将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3）签订管理合同。"（C.亚当、W.凯温迪什、P.S.米斯特里：《调整中的私有化》，詹姆斯·库里公司，伦敦，1992年，第6页）

2."私有化的相对标准的定义，主要包含出售资产，其中包括出售部分资产。但是，它也包括签订管理合同以及将服务和其他活动承包出去，包括对大的资本投资项目实行日益流行的建造--运行--移交（BOT）的方式。"（同上书，第227页）

3."私有化意味着在各种（经济）活动和资产所有权方面降低政府的作用而提高私有部门的作用，在实践中，私有化可以包括'减轻负荷'或剥离，私有部门的市场机制对预算安排的公有部门活动的替代，诸如消费者合作社、合作生产、各种结构的公私合营，国家管理合同，诸如公用事业由私人供给的垄断专营权、使用者费用、租借-购买协定、直至旨在刺激私有部门投资的减税。"（D.J.盖尔、J.N.戈德里契编：《世界展望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廓茹姆图书公司，纽约，1990年，第3页。）

4."'私有化'通常用来指依照公司法组建公司，该公司至少将50％的股票卖给私人持股者。"（C.约翰逊编：《私有化和所有权》，第1卷，品特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第11页）

以上是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私有化的几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有宽有窄，强调的重点互有差异。

按照定义，国家将国有企业的资产出售给私有部门，使资产所有权转移到私有部门，就是私有化；

按照定义，国家将国有企业的部分资产出售给私有部门，使部分资产所有权转移到私有部门，也是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按照定义，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建立股份公司，将50％以上的股份卖给私人持股者，就是私有化；

按照定义，国有企业依照租约将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也属于私有化；

按照定义，由市场机制取代公有部门的活动，例如，将国有企业改变成为合作生产组织和消费合作，将国营改变成为各种结构的公私合营，也属于私有化。

按照定义，大型资本投资项目实行BOT方式，即（国家）建造--运行--移交（给私人部门经营）的方式，也是私有化；

按照定义，不仅资产所有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是私有化，而且控制权和收益权的转移也是私有化。

如此等等。

国内某些媒体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浪潮曾经多次进行报道，但对什么是私有化和为什么私有化没有讲全面，没有讲清楚。似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国有制，好象出路就在于私有化。

西方经济学家在说明私有化的经济原因时，也说明私有化的政治原因。他们承认，右翼政党反对国有化，主张私有化。私有化的目的中包含削弱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力量和更广泛地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私有化的实践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近年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3年人文发展报告》说："私有化非灵丹妙药。"罗马尼亚《经济论坛》1995年5月17日发表论私有化的文章说："过高期望私有化能带来奇迹是东欧国家所犯的新的错误。人们不该指望只要进行私有化就可保证让国家走出危机。"文章还说："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私有企业因亏损而宣布破产。……事实上，许多现代化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是经营得非常成功的。……私有化本身不会促进经济发展。"

以上介绍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对私有化所下的定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现实的某些特征，对于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私有化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定义并没有真正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化的本质特征。在西方国家，国家是垄断资本家的总代表。私有化是作为垄断资本家总代表的国家把已经国有化的企业半卖半送地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私有企业，直接使垄断资本家廉价地获得这些企业，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在西方国家，国有化和私有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

　三、当前国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些私有化倾向

这里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什么是私有化，应该提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说明。这有待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所有制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里我想说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马克思的产权概念是多种权利的复合体，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包含多种经济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生产关系是经济范畴，产权是法律范畴。马克思是攻读法律的，有很深的法学造诣。他又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经济理论领域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发现。马克思不仅分别制定了科学的产权理论和生产关系理论，而且揭示了产权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证明：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分别从所有权和所有制两个层次上提出判别私有化的标识。

从所有权方面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使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使国家从企业的所有者变成为非所有者，使国家所有权转移到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和私人手中，这就是私有化。

从所有制方面来说，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使企业从国家所有制变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就是私有化。

这两个判别私有化的标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上层建筑领域中法律上所指的所有权，对应着经济基础领域中的所有制。一定的所有制决定着一定的所有权，所有权又会反作用于所有制。因此，所有制的变动必定会引起所有权的变动，所有权的变动也必定引起所有制的变动。

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理论上的私有化倾向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现在，理论上的私有化倾向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表现之一是，有的文章猛烈抨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说："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普遍化，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有的文章猛烈抨击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说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表现之二是，有的文章提出把国有财产分到"每个选民"，说："产权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是组成任何形式的财产权利的基础。"据此，文章主张"将财产权利还原为个人权利"，"'细分'公有权"，"每个选民都拥有一份排他性的财产权利。"有的文章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认为"公民产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有的文章说："可能经济发展的规律要逼着我们通过先把国有财产分到个人腰包这个弯路。"

表现之三是，有的文章提出向中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的方案。有的还提出"靓女先嫁"的原则，把漂亮的妙龄女子先嫁出去，即把处于青春期的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先卖掉。

第三个问题是，对当前实践中的私有化倾向要有充分的认识。理论上的私有化主张已经不只是表现为一些经济学家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已经被某些地方领导机关所接受，并付诸实施。现在，实践中的私有化倾向有多种表现形式。

表现之一是，有些地方擅自向中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一次卖断国有企业的全部产权，有的先出售效益好的国有企业。

表现之二是，有些地方擅自将国有企业的51％的产权卖给中外私人资本，把国有企业改组为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股份公司。

表现之三是，有些地方在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时，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划为"企业股"、"集体股"，将一部分国有资产作为"职工股"无偿地或象征性有偿地分给个人。有的职工股既保本，又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付息，年终分红，国家股两股顶一股，职工股一股顶两股。

还可列举许多表现形式。我们只列举上述三种，想以此说明实践中私有化程度的三种类别。第一类是完全私有化，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国家所有制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改变了性质。第二类是准私有化，至少是半私有化。国家失去的不仅仅是51％的产权，而且失去了对公司的控股权。第三类是部分私有化。

这里有必要说明，个别企业或少数企业的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全行业、全地区甚至是全国的私有化。决定因素是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同时这里也有必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性质，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能改变社会主义性质。

　四、为防止私有化倾向的发展而必须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

1.把极少数的私有化主张同多数人的正常的意见分歧区别开来。在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对一些问题存在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但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相抵触的。报刊应当注意导向，不要为私有化主张开绿灯，不要让私有化主张在我国畅通无阻。持私有化主张的人为数不多，但影响不可低估。

2.报刊也应注意不要宣传变相的私有化主张。例如，"非国有化"主张实质上是变相的私有化主张。现在，在西方经济文献中，"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常常是同义语。在我国，"非国有化"实质上也是"私有化"，但主张非国有化的人可以巧妙地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回旋余地。必要时，他可以辩解说：非国有化不仅包括私有化，还可以包括"集体化"和"股份合作化"。"非国有化"概念含糊不清，有人利用这一含糊的概念来宣传变相的私有化主张。

3.对私有化案件，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要认真查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特别是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非如此，不足以制止私有化，不足以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4.不要把国有企业所有权二重化。有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一分为二：一是企业所有权，一是国家最终所有权。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从理论上说，所有权具有排他性，不能二重化。从实践上说，如果人为地把国有企业所有权二重化，就会使原本清晰的所有权变得模糊不清。企业的逐利行为会强化企业所有权而削弱国家所有权，直至使国家所有权成为名义上的所有权，并最终被企业所有权所侵吞。

5.不要把国家的收益权变成企业的收益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索取权一般取决于所有权，或者一般地说，索取权的基础是所有权。马克思分别把地租和利息的占有看作是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从理论和法律的角度看，收益权属于所有者。我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激励机制。应当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人员和工作岗位责任制度、工资制度、奖惩制度，尤其是企业利润留成和支配制度，但不要把激励机制等同于收益权。必须明确，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国有资产的增值部分的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资产受益的权利。

6.不能搞企业所有制。有人主张广泛建立企业所有制，断言企业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这一说法缺乏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存在几百年，并没有出现什么企业所有制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更不存在出现企业所有制的必然。如果国有企业实行企业所有制，就会从根本上瓦解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从而破坏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完全私有化铺平道路。

7.不能把发展"非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战场"。有人提出："市场经济不可能容纳大量的国有经济，而只能以众多的非国有经济作为微观基础。"并且断言："非国有经济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战场'"。这种观点借助于"非国有经济"这一不清晰的概念颠倒主次。我们的改革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使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把发展非国有经济作为主战场，就会偏离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正确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上起误导作用。

8.不能把出售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人提出："对于占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中小型企业），应通过公平拍卖的方式，逐步民有民营化。……中型国有企业，甚至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可以拍卖"。这样，国有企业改革就成为国有企业大拍卖。这种主张，完全同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于出售国有企业应进行严格控制。从国情出发，宜多兼并，多联合，少出售，少破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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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私有化问题答记者问

吴易风

　（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9年4月11日11时一套播出）

节目主持人：前苏联解体后走上私有化的道路已经有10个年头了。那么，什么是私有化？前苏联当初为什么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去走私有化的道路？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老百姓在私有化过程中都有哪些得和失？俄罗斯的私有化搞得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带头这些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智泽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易风。

曾智泽：吴教授，您好！

吴易风：您好！

曾智泽：1989年前苏联在走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后宣告解体，走上了私有化道路。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谈谈什么是私有化。

吴易风：私有化这个词是从西方国家来的，这个词在西方国家有确定的涵义，不是任意解释的。所谓私有化，是对着国有化来说的。例如，在英国，所谓私有化，就是把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公司，然后向私人出售股权。如果出售的股权超过50％，这样的企业就不再是国有企业，而是算作私有化了。他们还有部分私有化概念和完全私有化概念。当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公司，向私人出售的股权低于50％时，就叫做部分私有化。如果把所有的股权全都卖完了，国有股一点也没有了，就叫做完全私有化。苏东国家在剧变之后搞的私有化跟西方国家搞的私有化有一些区别：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大企业，一般都采取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然后向私人和外国人出售股权的办法，而前苏东国家除了大企业，还有大量小企业，他们的私有化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什么叫小私有化呢？所谓小私有化，就是把国有小企业卖掉，卖给私人，卖给劳动集体，卖给本企业工人，或卖给外国人。什么叫大私有化呢？所谓大私有化，就是国有大企业太大了，个人、私人谁都买不下去，这就要先把它们改组成股份公司，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股权。在那里，按规定，如果已经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决定向私人出售股权，那就算作私有化企业了。

曾智泽：前苏联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去走私有化道路的呢？

吴易风：他们当时很多学者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两项：一个叫做经济市场化，一个叫做政治民主化。仅听这两个用语，也可能不容易辨别是什么意思。我去访问的时候，俄罗斯学者向我解释，所谓经济市场化，实际上就是要按照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改造俄罗斯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特征就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所谓政治民主化就是要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来改造俄罗斯政治制度。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就是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全面地搬过来。俄罗斯学者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合起来称为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这一条路线被他们的政治家接受了，而且推行了。

俄罗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公有制缺乏效率，认为私有制具有效率。这在当时欺骗了很多人，很多人以为是这样的，于是有的人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跑，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那么，国有经济应怎么办呢？这些经济学家说，办法只有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后，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就会有效率。在理论上，他们当时是用效率来论证为什么要搞私有化。

曾智泽：在前苏东国家中，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比较引人注目。您曾去俄罗斯进行了实地考察。从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进展来看，他们老百姓都有哪些得和失呢？

吴易风：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当中，从现象上来看，老百姓似乎有所得。当他们实行证券私有化的时候，每个人确实免费领到了一张私有化证券。私有化证券的票面额还不算小，值1万卢布。这是通货膨胀前的1万卢布。4口之家就可以领到4张私有化证券。这种私有化证券究竟干什么用呢？后来，俄罗斯出台私有化方案，把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公司，私有化证券可以用来买股票。然而，老百姓当时并不知道会有这种用途，都怕私有化证券不脱手就可能成为废纸一张。当社会上有人收购私有化证券的时候，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卖，私有化证券就越来越不值钱。刚开始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值150美元，后来只值7美元，最后只值5美元。一张证券只够买一瓶伏特加酒，或者一公斤香肠。本来宣传说，人们有了私有化证券，就成了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了，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原来的国有企业现在确实有了新的主人，这新主人不是别人，而是大量购买了私有化证券的人。结果是，私有化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一家人，几瓶酒或几公斤香肠，一下子就消费完了。所以俄罗斯人说，这只是"一次性的副食补贴"。搞了私有化之后，出现的是什么状况呢？最突出的是两极分化。在他们那里，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暴发户，即所谓"新俄罗斯人"，他们非常富有。这是一极。而另一极，大批的失业者出现了，他们失去了工作。在业的工人有的很长时间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工资和养老金拖欠在那里相当普遍。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的老年人饿死已不再是新闻。

人们的平均寿命从1990年至1998年下降了5岁。儿童营养不良，患慢性病的占40％。据美国记者报道，俄罗斯实际人均收入下降80％，至少70％的人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有4000多万人（全俄人口数14800万人）。在那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曾智泽：那么，从总体上看，您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

吴易风：我在俄罗斯访问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俄罗斯学者，他们普遍地说，不仅他们的私有化是失败的，而且他们的整个改革也是失败的。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是成功的。我接触的都是科学院的学者，不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改革是失败的。我也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写的东西，其中有参加制定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学者。他们也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不成功的。有一个美国学者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同提高生产率、增加财富等完全无关。它除了制造特权新富之外，毫无其他意义。"

（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9年4月25日11时一套播出）

节目主持人：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渐深入和开放的不断扩大，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迟早会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今年3月份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国走向私有化的信号；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没有什么成效，实行私有化才能搞好国有企业。一些老百姓也想当然地认为没准实行私有化能改善他们当前的处境。那么，我国是不是真的要私有化呢？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只能是私有化吗？假设中国真的搞私有化，普通老百姓的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智泽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易风。

曾智泽：吴教授，您好！

吴易风：您好！

曾智泽：前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搞私有化，对我们国家各阶层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对我们国家一直奉行的公有制有不同看法，主张我国实行非国有化、非公有化或民营化。请您谈谈这些主张跟私有化有什么联系。

吴易风：非国有化其实就是私有化。非国有化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后来，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曾经用过这个词。在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刚开始搞私有化时，用了非国有化这个词。现在他们的英文辞典已经把非国有化这个词收了进去。解释是，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在俄罗斯，他们过去也用过非国有化一词。我去访问的时候，问过他们不少对私有化很有研究的专家，非国有化究竟是什么涵义。这些专家告诉我，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

民营化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日本叫做公企业民营化。日本经济学家对此有明确解释。公企业民营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废除公企业设置法，同时出售政府所有的公企业的资本，把公企业转化为私营企业。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民营化也就是私有化。所以，主张民营化，实际上也就是羞羞答答地主张私有化。

非公有化这个词没有别的解释，只能等于私有化。

曾智泽：今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以前所说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个提法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人对提法的改变比较敏感，认为这是我们国家要走向私有化的信号。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吴易风：是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他们曲解宪法修正案，认为宪法修正案是走向私有化的信号。有的人说："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有的人说，私有经济"最公平"，"最有效率"，国有经济"不公平"，"无效率"。还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不合格的主体"，非公有制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合格的主体"。他们甚至预言，到中共召开十六大的时候，"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提法就将在什么什么报告中"消失"。最近，有人要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位"，要求"国有中小企业合法地、公开地让渡给非公有者"，主张"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所有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歪曲了宪法修正案，否认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我国这次修改后的宪法仍然明确规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没有变。

曾智泽：多年来，我们国家国有企业的改革状况不太理想。有些人说，这主要是因为公有制没有效率。只有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才有出路。据了解，前苏联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才搞私有化的。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呢？

吴易风：我不这样认为。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这个论断，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证明了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又从实践上证明了公有制有很强的生命力，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从1952年到1988年的37年当中，国有企业很有效率，业绩辉煌。资金利润率这个指标一直是两位数，曾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几，最低也有百分之十几。只是从1989年开始到今年这10年当中，才下降为一位数，而且很快降为低位的一位数。有时甚至出现净亏损。37年一直是高效益，只是最近10年才出现效益低下的问题。原因何在？这要深入研究，根本不是公有制造成的。如果是公有制造成的，就不会有过去37年那样辉煌的业绩。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考虑有历史原因，有企业外部原因，还有企业内部原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真正找出病因，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搞好国有企业。经济学家不能当庸医，当庸医是害人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病根在公有制。这样的诊断是误诊。俄罗斯从反面也证明，私有化没有效率。那里搞私有化后，生产大幅度下降，资源出现巨大浪费。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沙塔林说："原以为私有化的企业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国有企业，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最近也批评私有化，他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说："私有化打消了提高效率的任何希望。"

曾智泽：当前，有些老百姓抱有这样的心理预期：如果中国搞私有化，他们的状况可能会比现在要好。假设中国真的搞私有化，受益最大的将是些什么人呢？普通老百姓的情况会有哪些变化呢？

吴易风：是的，现在有些人存在这样的心理预期。实际上，这种心理预期是一种主观想像，没有根据。我们先来算笔帐。我国国有资产现在大约有10多万亿元，但是，国家净权益只有几万亿元。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分掉，每个人平均大约只有3000元。如果按照平均"分到个人腰包"，平等地"量化到个人"，或"分到全体国民个人头上"这类主张做，那就要采取证券私有化的办法，就像俄罗斯和东欧其它国家起初做的那样。这是无偿私有化。俄罗斯搞无偿私有化，一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万卢布。到最后，老百姓真正得到多少呢？最后，1万卢布票面额的证券仅值5美元。他们戏称这是"一次性的副食补贴"。我们国家如果也搞证券私有化，那么结果大概也不会比俄罗斯好。另外一个私有化办法，就是俄罗斯后来第二阶段采取的"现金私有化"。所谓现金私有化，就是要拿钱去买原国有企业股份化之后的股票。这是有偿私有化。

实际上，这些在我国有些地方已经试过了，做法是："好的卖，差的送"。好的卖，是有偿私有化；差的送，是无偿私有化。就卖而言，一些地方名义上是卖，实际上是半卖半送。有的地方连半卖半送也做不到，而是明卖实送。这样搞私有化，老百姓将一无所获。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搞私有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定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必然会出现新资产阶级。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全面地搞私有化，工人阶级就必定会丧失主人翁地位，重新沦为雇佣工人，接受资本主义剥削。如果国有企业全面搞私有化，大量的工人就会被迫失业，就会被推向社会，落入社会最底层。

从前苏联、东欧国家来看，私有化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还包括土地私有化。事实上，我国现在也已经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化。如果我们国家的土地也搞私有化，就会出现土地所有者阶级。大批农民会失去土地，除了成为农业雇佣工人之外，很多人将会成为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

如果搞私有化，受益者将是哪些人呢？受益者将是那些无偿地获得国有资产的人，或者象征性有偿地获得国有资产的人，或者是无偿地获得集体资产的人，或者是象征性有偿地获得集体资产的人。总之，就是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暴发户。如果形成这种局面的话，老百姓就真的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东欧国家向“外国战略投资者”出售国有企业的原因和教训(修改稿)

张帆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剧变。资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便采取了“ 休克疗法”，急速地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型为资本主义制度。所谓“转型”并不仅仅是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更加本质地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东欧国家由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附属资本主义”国家。

一，被“外国战略投资者”奴役的国家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了远较1929—1933年大危机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把1989年的GDP定为100 ，则1999年的GDP分别是：俄罗斯57.6，乌克兰39.3，保加利亚70.7，捷克95.3，匈牙利99.4，波兰121.8，罗马尼亚75.5。（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5月，第257—258页。以下同书引文只注明页码）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并非是这些国家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例如波兰1991年低点为82.2，匈牙利1993年低点为81.9。它们的转型制造出庞大的失业队伍和把劳动人民毕生储蓄洗劫一空的两位数、三位数通货膨胀。广大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提高了死亡率，降低了出生率，进而引发了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停滞、甚至绝对下降的民族危机。对于这一空前浩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写道：“经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14页）。

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不仅消灭了社会主义，而且也消灭了民族主义，不仅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而且民族资本也被剥夺。由萨克斯发动的“休克疗法”一举把东欧国家带入“附属资本主义”(波兹南斯基语)的深渊。而这一切是在把国有企业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口号下进行的。到2000年，外国在东欧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中的所有权比重分别是：波兰35—40（工业），75（银行），克罗地亚（工业无统计），85，捷克35，65（外国资本购买居民的私有化证券），爱沙尼亚60，80，匈牙利75，70 ，斯洛伐克25，40（74页）。以波兰为例，1991—1992年第一轮股票公开上市，为了首战告捷，当局拿出十多家经济效益最好的大型国有企业上市拍卖，结果没有一家落入本国人手中，全部被外国人买去。1999年是波兰大规模拍卖大型国企的高潮年。其后法国公司收购了电信公司，德国公司收购了发电、煤炭、钢铁公司，意大利菲亚特收购了蒂黑汽车公司。到2003年“外国人在波兰拥有的工业资产比重可能不需很费力气就超过60%—70%”（18页）。按照波兰法律，银行不得出卖给外国人，但是当局在1995年把西里西亚银行与钢铁和煤炭公司捆绑在一起出卖给一家荷兰大银行。从此，当局违背了银行不得卖给外国人的法律条款。到2000年末，外国人占有了波兰银行资产的75%（18-19页）。

东欧国家为了迅速实现私有化（例如匈牙利仅用了5年），竟把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波兹南斯基写道：“我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作过一个估算，根据我的估算，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因此在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财产已化作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第5页 ）不仅如此，买主们还获得了本地残留企业所不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例如，波兰给外国买主们10年免税、关税豁免优惠（第108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买主主要是西欧的垄断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美国买主是次角。美国获得的主要是政治红利。通过东欧国家的转轨，美国把它的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大门口。

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现有财富，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也丧失了未来民族的独立发展。对此波兹南斯基说：“沿着这条路前行，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但资本主义就是不平等的”（第64页），“在东欧国家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第7页），“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第248页），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第10页，波兹南斯基曾获得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1980年离开波兰，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他默然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污蔑—“通往奴役之路”）。被外国控制的民族自然是被奴役的民族。

二，把国有企业主要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原因

早在1990—1992年波兰实行私有化时，改革决策者就提出“战略投资者”这一概念，并且规定：“只有那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即能够出钱购买至少一个企业50%资产的投资人才可以进入交易市场”（第106页）。在当时，波兰的民族资本家还没来得及积累大量资本购买国有企业（其它东欧国家也如此），所以“战略投资者”就等同外国“战略投资者”。至晚在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时，俄罗斯也出现过“外国战略投资者”概念。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但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格拉季耶夫在批判“华盛顿共识”时写道：“俄罗斯银行体系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实现的对整个经济的控制权转让给外国资本。……俄罗斯有问题银行的控制股份会以象征性价格（一个美元）出让给外国的战略投资商。”（谢·格拉济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90—91页）。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并购是屡见不鲜的，然而，可悲的是，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主要途径竟然是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

“外国战略投资者”控制东欧国家经济命脉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党内走资派所选择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道路。关于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美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大卫·科兹和《印度时报》记者弗雷德·威尔写道：“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拥戴资本主义。……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4页，306页）大卫·科兹的这一分析也完全适用于东欧国家的情况。东欧国家的党—国精英被波兹南斯基称作“政治资本主义”精英。把国有企业主要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由他们决定和推行的。他们不仅进行了阶级投降，也进行了民族投降。

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是最大的外部原因。指导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纲领是美国人萨克斯炮制的“休克疗法”，而“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是来源于美国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2，宏观经济稳定（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3，国营企业私有化，4，消除中央资源配置的残余因素，5，拆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壁垒。”（科兹以上同书，第215页）这些内容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但“休克疗法”的特点是强调转轨的“从快从速”，以便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休克后不再醒来。“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由外国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谢·格拉济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第83页）。“由外国人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局面在东欧那些小国中更显突出，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力量。早在1989年萨克斯就担任波兰新政府的顾问，经过精心策划，1990年波兰政府迅速推出他的“休克疗法” （俄罗斯在1992年1月2日，即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推行“休克疗法”）。美国及其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志是迅速摧毁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而在短期内用现金买得起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非外国的大公司莫属，于是东欧国家的某些代理人便把大量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对此波兹南斯基有这样一段评论：“东欧国家并没有采取这样一些可以有助于本国投资者的限定政策，它们甚至没有打算帮助本国投资者在稍晚的时候去取得国有资产，相反它们决定去扶持外国利益，或者说要奉行一套‘反产业政策’”（第112页）。

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还受到一些其它因素的驱动。这些因素或者是以上两项主要原因的派生因素，或者是相关因素。

1，私人资本不足，小国政府软弱。在东欧国家的长年改革中，私人资本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但还不足以购买大量国有企业。假设私有化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过程，政府积极培植私人资本，把它喂肥喂大，再贷给必要的收购款额，那么，私人企业完全可以购买大量国有企业。然而新建的东欧政府多由亲西方人士组成，没能力、也没必要去抗衡西方垄断资本，于是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俄罗斯的国情与东欧国家不同。俄罗斯也是在萨克斯指导下搞休克疗法，但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叶利钦政府只想通过休克疗法快速埋葬社会主义，并不想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属国，于是在私人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以极低的价格主要卖给前官僚，或与官僚有紧密联系的人士，卖给投机钻营的暴发户。这些新统治者被格拉季耶夫称作金融“金字塔”、“寡头统治集团”。诚然，俄罗斯也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外国资本购买了不少国有企业，而且寡头们与西方国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资料证明，外国资本操纵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在休克疗法之前，“俄罗斯并不存在能够买下国有大型企业的合法的富有阶层，在这种环境下，想匆匆忙忙地将国有经济财富交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在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科兹以上同书，第251页）当然，以上分析并不能说，小国必然被外国统治。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在2000年，外国资本在工业和银行中的比重分别为15%，10%，国家还控制银行资本的60%（第74页），该国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本国企业的经理和职工。看来，民族主义者掌权还是买办们掌权对于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否具有重大意义。

2，尽快加入欧盟的冲动。东欧国家脱离经互会体系以后，急欲尽快实行私有化，并满足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要求，以便尽快加入欧盟。这种冲动驱使他们走捷径，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然而这种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径还是由有关官员的买办特性所决定的，欧盟并没有要求其新成员国必须把自己的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

3，偿还外债的动机。东欧国家在转轨前已经积累了大量外债。在大规模私有化时，决策者们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的理由之一就是获得外汇，以便还债。然而这种牺牲民族长远利益去还债的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是一种杀鸡取蛋的行为。以后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外债不减反增。现在东欧国家的企业利润主要被外国人拿走，它们失去积累和发展的源泉，很难逃出债务陷阱。其处境日益与南美国家趋同。

4，官员捞取好处，“腐败已经成为带动私有化的火车头”（第130页）。在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内，“先前的管理人员大多数都被排斥在私有化进程之外”（第136页）。这样，管理层收购便落空。那么为什么官员自己不贱价收购呢？据波兹南斯基的研究，“这条路对于腐败官员们来说是走不通的”，因为国家的政策不能保证官员们能获得便宜的银行贷款，更不能保证官员们收购的企业今后能够赢利（133—134页）。所以，官员们只想尽快捞到现金而不惜将国有企业廉价卖给外国人。他们通常与外国人签订秘密协定，外国人给予买价的一个很小比例的回扣并保证兑现、不告密。据波兹南斯基估计，波兰私有化的全部收入约180—280亿美元，而收购者获利2160亿美元，贿赂费4—8亿美元，只占收益的0.2%—0.5%（第140页）。这些事实证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官僚买办都是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阶层。

这里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列出的上述作家无一不特别提到，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鼓吹和推动“休克疗法”中的先锋作用。格拉济耶夫说他们“都比较年轻，雄心勃勃”，“在国外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培训……参加过进修”，“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侯选人的头脑里被灌满了对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迷信”（格拉济耶夫同书，第145页）。科兹说：“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科兹同书，第93，89，306页，科兹所指知识分子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兹南斯基说：“知识阶层的精英……变成了正在东欧地区兴起的另一种病态制度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他们妖言惑众，让民众相信新兴的、没有本地所有者阶级的‘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它制度都优越”，“‘休克疗法’的鼓吹者们在波兰是巴尔策罗维奇，在俄罗斯是盖达尔，在捷克共和国是克劳斯”（波兹南斯基同书，第141，172，111页）。盖达尔曾是苏联《真理报》的编辑，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1991年11月初即他35岁时被叶利钦任命为领导私有化的副总理。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是这样评价盖达尔的：“从中学时代起，盖达尔就仔细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盖达尔这个忠实的资本主义信徒，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会对里根投赞成票的人，现在却在决定着苏联政党的经济思想。”（弗里兰同书，第23，26页）以上这些论述正好说明， 那些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知识精英把美国货币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著作当作圣经，把“华盛顿共识”及其野蛮形式“休克疗法”当作圣旨，把埋葬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当作使命，把自己和家族的致富作为目的。他们怎样妖言惑众，宣扬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人的谬论呢？下面笔者将作一简要述评。

他们说，“外国投资者是不可能将工厂和银行拆散，将它们运往国外的”，在本国领土上的工厂就是本民族的工厂，“不会产生什么可以让人多虑的后果。”（第13—14页）这种谬论是故意把资本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混同于领土主权。买办们的利益与外国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外国资本主宰本国经济也不使他们“多虑”；他们“为所谓的全球化大唱赞歌，以为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国家已经失去了意义”（第224页），“全球化就是用市场取代国家”（第240页）。这种论调正是美帝国主义用“华盛顿共识”向全球侵略扩张的遁词。当代全球化的本质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自由剥削。全球根本不存在没有国籍的跨国公司。所谓“市场取代国家”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自由剥削和奴役发展中国家；他们说，“最具有说服力的还是要看通过把国家机关所拥有的资产转化为外国所有人的资产后这些资产在效益上是否有提高”（第52页）。可是，即使效益提高了，其产出的利润被外国人拿去了，使本国失去了发展的源泉，更何况，外资提高效益的主要手段是大量裁减本地工人；他们说，“外国买主所接受的那些资产并不是民族的资产，而是无主资产”（第71页）。简单说，这是“全民所有是人人所有，人人所无”这一滥调的东欧说法；“在知识阶层的全力支持下，一些媒体欲把东欧地区的经济体描绘成垃圾站或者废品库……应该按照破烂儿的价格，即不收费地全部卖给外国投资者”（第151页）。简单说，知识精英们的这种谬论就是要故意贬低国有资产价值，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然而外国人首先以极低价格买下的却是利润丰厚的大型国有企业。

三，教训 （修改稿）

东欧国家不仅丧失了社会主义，而且进一步沦落为“附属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语）的官僚买办和美帝国主义共谋、内外夹击而成的。这一历史教训是非常沉重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发展形式“华盛顿共识”是美帝国主义分化、西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武器，是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推行新殖民主义，称霸全球的武器。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制定“华盛顿共识”，“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现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认识到“华盛顿共识”的侵略本质，纷纷起来批判和反对。所以，接受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不懈地抵制、反对新自由主义，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这既是保持民族独立的需要，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

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在东欧和中亚不断策划了“颜色革命”，而且连连得手。这些事件充分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统治全球，而不是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即使这些国家搞了资本主义，但如果不俯首听命于美国，美国也要颠覆它们。其实，这并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美国在南美洲已经多次颠覆过民族主义国家。众所周知，俄罗斯已经在悲惨中搞了资本主义，但是美国生怕它再度复苏，与美国分庭抗礼，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此，格拉济耶夫早已警告说：“他们还是非常害怕俄罗斯从一片废墟上神话般地死灰复燃，……患有恐俄症的意识形态专家竟歇斯底里地要求消灭俄罗斯”，“与那种‘倒地之后不再踏上一只脚’的君子间决斗不同，在世界政治中，弱者或者倒地者一般总要碎尸万段的。”（同书，第210，211页）美国是否能在俄罗斯搞成“颜色革命”，我们将拭目以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可悲下场。谢瓦尔德纳泽与哥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是苏联解体的最高责任人，但是美国全不顾谢氏的昔日“功劳”，通过“颜色革命”一举将他赶下台，换上亲美的人马。“颜色革命”的主要教训是，相关国家搞了资本主义，使劳动大众空前贫困，不受群众拥戴，于是美国趁机唆使和雇佣的一些人竟然能掀起了大浪。“颜色革命”是政治手段，“华盛顿共识”是经济手段。美国将这两种手段配合使用，以便巩固它的全球霸权。当然，这两种手段都包含着美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和理论战线的重大战略任务。

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适度地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必要的，有益的。所以，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外国战略投资者”。而东欧国家的教训是经济结构的改革和重组和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国战略投资者”，结果陷入灾难性深渊。这个教训对于一切发展中国家都是值得记取的。对“外国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总量和投资的部门分布设定一个界限是完全必要的。

有必要吗，发这些

韩德强：评“三农问题”上的若干主张

韩德强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中之重的问题。然而，“三农问题”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却见仁见智。在温铁军先生召集的“新乡村建设”会议上，杜润生、刘堪、朱厚泽、茅于轼先生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华西村则作为新农村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我感到，这几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值得认真探讨。

一、工业化是农村的出路吗？

杜润生先生是八十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力倡者，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工业化提高效率，产生了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为核心的“三农问题”；进一步工业化又能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使“三农问题”自然消失。在此期间，不要随便改变承包制。至于那些集体致富的村子，如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是大承包当年保留下来的8000个集体村，说明了党中央尊重农民的选择权。

看来，杜先生是乐观派。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英国工业化过程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向北美和澳大利亚移民解决的，美国东部十三州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靠夺取阿拉巴马山以西的印第安人土地解决的。德国、日本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只好对外发动战争，争夺“生存空间”。如果中国9亿农村人口能够向世界什么地方移民，或者中国实力足够强大，能够以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发动对外战争，那么杜先生的乐观的确可以成立。杜先生或许以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通过招商引资而不是对外移民的办法，解决剩余劳动力。但是，据统计，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总数仅为0.9亿，就算全部转移到中国，也只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更何况，这将引起发达国家工人的强烈反对，促使发达国家的排外主义、特别是排华主义的政治势力抬头，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诸多问题。即使一切都顺利，13亿人的中国，其农村人口降低到全国人口的10%，则城市人口将达到11.7亿，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总和，其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铁矿、水、土地等等资源将需要多少？中国能否承受？世界能否承受？

朱厚泽先生的发言只是给杜先生作了一个脚注。他大声赞美浙江的家庭工业，把浙江的家庭工业发展之路想像成中国在重温欧洲的产业革命之路。然而在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时代，浙江的家庭工业只能成为全球生产链的补充和末端，而不可能由此旧梦重温，发展出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来。

显而易见，工业化无法成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杜先生把西方的今天看作是中国应该追求的明天，未注意西方工业化的空间可重复性以及时间可重复性，回避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生态灾难、压迫剥削和世界战争，这样就看不清楚“三农问题”的历史方位，只能为“三农问题”提供一条“有光明，没前途”的一厢情愿的道路。

研究三农问题，应该懂得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承包制的确给农民带来了短期利益，但却使农民从合作走向竞争，从团结走向分散，损害了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兄弟相残的市场竞争中，农民处于市场食物链的最下层，农副产品的比价不断跌落，大量早已脱贫的农民返贫，造成今天的“三农问题”。八十年代初曾经让农民受益的承包制，到九十年代已经成了损害农民利益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唐朝初期搞的就是承包制，用农民的自身短期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度也取得了农业的丰收，农民的富足。但同样是这种动力，却推动着农民间的相互竞争，促使土地兼并一浪高过一浪，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直到农民起义，王朝覆灭，十室九空。这意味着，检验一种制度或者思想的时间尺度其实应该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

二、怎样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

刘堪先生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过不少“一号文件”。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多，首要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选择。大包干是真正中国农民的经验体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追求的目标。中央领导的开明，就在于尊重农民的选择。接着，刘先生回顾了在大跃进时期，怎样不尊重农民的选择，大炼钢铁，大砍树木等，造成严重后果。

诚然，现在农民的选择权得到了充分尊重，他既可以种粮，也可以种苹果，还可以挖塘养鱼，进城打工，上街摆摊。但是，种粮，粮价跌去一半；改种苹果，苹果的收购价又跌到5分钱一斤；养甲鱼，甲鱼的价格跌去4/5；进城打工，工资不断下降，工时不断延长。最后，只能在危险地、屈辱地生存和自由地、尊严地死亡之间进行选择。刘先生如果是认真思考的，不应该不知道，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走向破产的。因此，刘先生的说法其实是让农民自由、自主地相互竞争，自相残杀，群众斗群众，使农民成为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中的草。也正是对这种惨痛历史教训的记取，毛泽东才会要倡导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甚至人民公社，希望农民集体致富，永远摆脱弱肉强食逻辑的支配，永享和平与幸福；才会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当然，刘先生的说法肯定更受农民欢迎。谁不喜欢自由？谁又喜欢受教育呢？的确，自由主义不仅可以吸引城市知识分子，吸引企业家和官僚，还可以吸引农民。对于一切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的人来说，自由主义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自由主义者象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总是在说“我要，我要”，这是我的权利，那是我的权利，却并不关心怎样才能“要”，怎样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要”到。结果，由于每个人的体力、智力、教育经历、社会关系和机遇不同，一些人的自由会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一些人的权利伸张会削弱另一些人的权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所以，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者互动的世界是一个动物世界。我们知道，在动物世界里，老虎、狼、羊、狐狸、松鼠、鸟、树、草形成一个食物链，其中任何一个生物都是自由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老虎行为规范，羊吃草准则，狐狸道德，松鼠纪律。不过，动物世界固然自由，固然生机昂然，但却充满了残忍和血腥。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市场自由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农民本来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如果尊重农民的选择，就应该尊重农民团结的意愿，自我教育的意愿。毛泽东来自农民，最懂得农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因此，毛泽东说的“教育农民”，其实可以看作是农民的自我教育。

刘堪的思想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思潮。“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世人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其原因，如何寻找其出路。按自由主义的思路，“三农问题”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权力。比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干部的吃拿卡要，城乡户籍的分割，等等。但是，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愿意正视，如果粮价下跌一半，就算干部清廉，没有苛捐杂税，户籍制度取消，农民的日子是否能好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在自由竞争中处于“草”的地位，正是由于草被吃光可能使整个食物链崩溃，才不得不有政府存在，给农民以一定的保护，例如官价收购粮食，使其价格不至于下跌得更多等等。一旦有了政府，一旦政府权力市场化，另一种恶，即苛捐杂税又随之而来。强者既可以利用市场来剥削弱者，又可以利用权力来剥夺弱者，这在根本上是自由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

在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上，茅于轼先生是标准版本：“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抓人铐人，财产权受侵犯，又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农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择。因此，三农问题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思想深处都有皇权的影响。”因此，按照茅先生的理解，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要彻底清算封建主义遗毒，把我们思想深处的“皇权”的影响消除掉。沿着这一思路，茅先生建议，李昌平那样给总理上书，这种事要少干。这是受封建遗毒的影响，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归结到“皇权”上。茅先生的“皇权”其实是泛指一切权力，凡是希望通过政府权力来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受封建遗毒影响。茅先生的真诚我可以不怀疑，但茅先生的幼稚却实在令人同情。作为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素的专家，应该知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会有失灵，需要政府权力去校正。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需要。更进一步，权力的集中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在中国，皇权是怎么产生的？难道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吗？春秋时期，自由竞争；战国时期，寡头竞争；到了秦始皇就是独家垄断政权了。古罗马与地中海各部落交战，对外打败了希腊、迦太基、埃及、叙利亚、西班牙、高卢等等，对内各派别之间相互残杀，最后形成罗马帝国，难道不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导致权力的历史事实吗？在各国近现代经济史上，无数自由竞争的小企业最后被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型企业取代，难道不是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事实吗？

承认权力的必要性，并非是皇权思想；怎样让权力的运作民主化，才是现代的自由和民主观。茅先生应该是支持权力的民主化的，但是其表达方式却是取消权力。这也许是受了某些人的影响，怕民主化的权力最后会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怕卢梭、毛泽东的阴魂未散，怕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重演。但是，如果没有恰当运行的权力限制市场的两极分化倾向，最后，只能是一场底层革命席卷而来。

三、新乡村建设

对中国农村问题认识得最清醒的，是温铁军先生。他既懂得权力的利弊，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神话，又懂得市场的利弊，能够摆脱市场经济神话，还懂得工业化的利弊，能够摆脱形形色色的历史阶段论神话。正是为不相信、不依靠神话，所以温先生开篇总是说，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其实，现代神话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称是科学，实际上迄今仍停留在神话阶段，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规划和预见未来。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记者编辑，就是停留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两大主要神话派系中。

例如，关于取消户籍限制，实行迁徙自由的问题，温先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把迁徒自由作为基本人权来尊重，而在于谁来支付自由迁徙带来的成本，谁来享受收益。事实上，自2000年起，国家政策已经允许自由迁徙，但是并没有多少农民要求城市户口，因为城市户口中的含金量已经大大下降。在没有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体制的前提下，沿海地区得益于自由迁徙，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来到沿海，只得到微薄的工资，到干不动活的时候，还得回到西部，靠土地养老。这样，沿海地区不但享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还吃了廉价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如果自由迁徙与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则国家财政可能根本负担不起。

再如，关于金融市场化问题。温先生认为，事实上，由于土地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人口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农村的比较收益注定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投资收益将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金融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资金这个要素的流出农业。请问，所谓市场条件配置农业资源怎么实现？”

又如，关于城镇化问题，温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温先生的建议就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一是免去农业税，而不是税费改革；二是将工业化过程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三是裁撤1000万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四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自治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副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农村金融的收益能够留在农村。

温先生这个建议的唯一问题是实施上的。前三项要求城市的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作出让步，最后一项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能够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为农民利益服务。两者综合起来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必须以长远、整体利益为重，克制自身利益的膨胀。正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线。还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的一番苦心。这样，温先生就开始倡导“新乡村建设”。

温先生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当下的许多学者都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认识到合作精神的重要，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接上了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克制欲望，克制自身利益；后者鼓励解放欲望，伸张自身利益。前者认为，只有克制自身的欲望和利益，才能获得合作收益，取得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者认为，只有解放自身欲望和利益，才能鼓励创新，才能获得竞争收益。至于人与人的矛盾，则可以靠制度来协调。无论是茅于轼、刘堪，还是杜润生、朱厚泽，其实都属于这种广义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范畴。但是，温铁军、曹锦清们，则通过反复的试错、实验，认识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弱肉强食本质，认识到其巨大的毁灭人类的力量，从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温先生所提倡的方向，不仅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摆脱环境危机、资源危机、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的根本方向。

本文发表于《三农中国》2004年春季卷

李昌平：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

三个月前，我因为参与扶贫活动来到祖国西南边陲的几个云南山寨，接触了许许多多“贫困”的人群，其间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动着我，并不时的激励我自己反思我们的价值观，反思我们的繁荣和富裕。

财富观与发展观之间的矛盾

在云南禄劝苗族自治县的半坡苗族山寨，张兰芬家里养着28只羊、10头牛和6头猪。养猪干什么？最主要的是杀年猪，她家5个人，过年时要杀3头肥猪。在苗寨，谁家过年杀的肥猪多，谁家最有钱。养羊养牛干什么呢？苗寨的人们让你猜，你会认为养羊养牛是为了卖钱。你很难想到苗人养羊养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肥，因为苗人都住在高山（2600米）顶上，商品肥难以上山，加之严重缺水，有机肥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必需品，有机肥的多少决定他们粮食产量的多少，所以，有机肥对苗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只有家里需要购置大件或有大笔的急用时，苗人才出卖牛羊。在苗人看来，牛羊数量的多少，代表家庭的财富的多少，你家里牛羊多、地里产的粮食多才算真正的富有。地里产出的粮食少，兜里钱再多也不算真正的富有。苗人的财富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过兵的张志勇是苗寨的一个另类，他家里只养了8头猪，没有养牛羊。张志勇说以前是养了牛羊的，但老婆生产时大出血，家里的牛羊和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张志勇去年靠小额贷款1000元养了8头良种猪，上了些饲料，半年就出栏（当地一般一年多出栏），一年就赚了一栋新房子。张志勇说，今年的8头猪可以赚4000元，年底将再盖一栋新房。张志勇是寨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家没有牛羊，不杀年猪，但张说不打算养牛羊，因为养猪省事且来钱快。张志勇说要是有10000元做本钱，他一年要养100头猪，一年能赚几万元。张志勇认为种地不来钱，地里产多少粮食并不重要，主要的是兜里有钱。当了几年兵的张志勇尽管现在兜里的钱并不多，但他说将来兜里的钱肯定会比寨子里的其他人多。如果寨子里的其他人都接受了张志勇的观念，也许生态脆弱的苗寨会长不出粮食，粮食没有了，张志勇养猪发财梦也许就破灭了。

苗寨传统的财富观也许是“落后的”，会被淘汰，但这种传统的观念也许是正确的；张志勇的财富观也许是“先进的”，会逐渐成为苗寨的主流，但这种观念也许是错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发展，苗寨是一个缩影。

扶贫不仅仅是给钱

在云南剑川县象图乡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满山红山寨，我们步行了30里山路才到达这个高寒山寨。2000年，李海玉家得到了2000元的民间母畜贷款，她家的羊从无到有，今年有了12只，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18只；牛从1头发展到今年的6头，到明年至少9头；马从无到有，今年有了4匹，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6匹；去年养了1头母猪，几年产了6个猪仔。这个只有204人的白族山寨，现有牛马各300多头（匹），羊1800多只，家家户户用上了电、自来水，还建起了学校、卫生室、兽医站，为了把农产品运出山寨，寨子里还组建了马帮。每每听到大满山红的马帮叮叮咚 叮叮咚的铃声，昔日的“茶马古道”仿佛就在眼前浮现。寨子里的80多岁的赵大爷说，要不是有这笔母畜贷款，我这一辈子怎么也不敢想象“牛羊满圈、绿色漫坡、清泉上山、电影到家（电视）”的美好生活。在一个海拔3000米，毛主席干部一年也只去一两次的深山里，户平均2000元的母畜贷款，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要不是亲历其间，我怎么也难以相信。

在民间的母畜贷款之前，当地政府也搞过小额信贷的扶贫项目，但不仅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连本钱都没有了。我问当地的村民，为什么政府的小额信贷就没有民间贷款基金好呢？村民回答说民间贷款基金是他们自己管理的，什么时候贷款，什么时候还款，贷款干什么，不还款怎么办，利息定多高，都是村民讨论决定的。民间贷款的利息比政府的小额贷款的利息低好几倍，贷款还款不需要托关系，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还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村里有一个大家选举产生的社区发展委员会，每到还款的日子（一次贷款，分四次还清），发展委员会就将村民都集中起来还款，讨论利息的用途，决定发展的大计，还款的日子寨子里就象过节一样。

在澜沧江边雪林乡的拉祜族寨子，一个来自四川大山里贫困人家的名叫胡光辉的小伙子，在完成当地学校的工程后留了下来，小伙子爱上了寨子里美丽的山水和善良的拉祜族姑娘鲍小妹。胡光辉把拉祜族又低又黑的竹木房改造成了又明又亮砖瓦房；用四川的省柴灶代替了在堂屋中生火做饭的习惯；引进了四川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粮食的产量由亩产200多斤提高到1000多斤；过去养猪要一年多才能出栏，小胡养猪只要半年就可以出栏了……。雪林的拉祜族寨子娶了胡光辉一个穷光蛋女婿，可寨子里的人说他们娶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婿，娶来的是财富，小胡改变了一个寨子穷困的面貌。在一般的人看来，穷就是没有钱，扶贫就是给钱。我所看到的由上海对口帮扶的一个佤族寨子，投入了不下500万元，虽然村民都住上了新房子，但他们依然没有饱饭吃，依然没钱花，依然家徒四壁。人和人的智慧是能转化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就脱贫而言人和人的智慧也许比金钱宝贵得多。但现实中，胡光辉到拉祜族寨子落户的事小到足以让人忽略不计，而上海给一个寨子捐款500万元，足以让一个县的四大家领导、所有的媒体、所有受惠的人兴奋不已。

面对贫困我们有的不仅仅是同情 或贫苦不是穷人的错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经常会遇到这样有趣的情况：你问一个人多少岁了，他回答说25岁，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村民会纠正说：不对吧，你好像40岁了。在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有好的梯田，日照也非常充足，但这里的水稻亩产不到300斤，村民严重的缺粮。民间的扶贫组织来到了这里，带来了杂交稻种子和生产技术，一点一滴的改变村民望天收的习惯，粮食的单产最高达到了1300斤。在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5斤种子（40元钱），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这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1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没有亲身的体念，怎么理解财富的空间差异却是如此之大啊！难怪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栋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抵押贷款上百万，而中国农村的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里却分文不值！在北京上海深圳1亩地的市值数百万，在木古坝一座大山的市值也许不值一文！

生活在古泥盆的傈僳族是我到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中最慷慨的民族，他们依然过着狩猎生活，当他们捕到猎物时，他们会与周围所有的人们（包括异族）分享他们的食物和快乐；傈僳族也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他们靠狩猎为生，由于森林的锐减，狩猎的收获大不如从前，傈僳族的人们靠狩猎已经根本不可能维持生存了，加上他们的慷慨而不储存食物（没有计划性），挨饿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傈僳族更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坚强、最要面子、最相信天意的民族。傈僳族人从不到政府领取救济，宁可饿死也不向他人伸手（包括政府），他们从不把贫困的责任推向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天意。当然，傈僳族并不拒绝他人的帮助，他们拥有财富也会毫不吝啬的和他人分享并乐于帮助他人。在傈僳族人看来，人和世间的万物都是上苍的产物，都必须听从上苍的安排而按照一定的次序生存。动物和植物是上苍安排给人类的食物（财富），食物（财富）是天下人的食物（财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天下人的食物（财富）占为己有。

云南有26个民族，有26种文化；云南有多样的生态，多样的物种。在云南美丽的崇山峻岭之中，你一路走下来，从香格里拉到苍山洱海，从母系社会摇篮的泸沽湖到纳西文化源头的丽江古城，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四季如春的高原滇池到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哪里不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呢？谁能说云南不是富有的呢？可是，就是在云南，却有国家级贫困县73个。年收入在860元以下的人口有764万，其中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占286万人。有240万人居住在草房和岩洞里。云南有26个边境县，有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不种大烟，守着贫困，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身处云南，我常常觉得云南的富有和云南的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云南的富有何尝不是少数民族对大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爱惜而克己的结果呢？云南73个县的人民的贫困，何尝不是他们为了云南的富有而付出的代价呢？其实，云南的富有又何止仅是云南人的富有，云南的富有真正是中国人的、属于天下人的。但73个县的贫困却是764万云南人的贫困。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云南73个贫困县的同胞要在2020年达到小康（人均8000元年收入），其年人均收入要年递增近400元，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也许这个目标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天方夜谭！穷人的贫困岂能只属于穷人，只要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许实现这个目标算不了什么难事。

我们扶贫的地方，都是云南贫困县中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寨子。在我所介绍的象图乡和岳宋乡，当地农民修1公里4至5米宽的沙石路只需要7到8万元人民币。修了公路他们的一只羊就可以多卖250元，一斤茶叶就可以多卖20多元，谁说他们就不能同我们一样的富有呢？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修1公里地铁需要80？个亿人民币，修1公里磁悬浮铁路需要200？亿人民币。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铁，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4至5米宽的沙石公路10万公里，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的磁悬浮铁路，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25万公里的沙石公路。有人会说，城里的路修了以后回报很高，有人愿意投资，你管得着嘛？我知道城里修磁悬浮铁路还有好多理由，要城里少修铁路是不可能的。云南出了几个李嘉廷式的人物，每一个省都有，少一个李嘉廷就可以多修1万公里的沙石路啊！在我所到的贫困寨子，修一个砖瓦结构的80平方米的民居，大约需要8000元。8000元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房屋的1平方米的价格啊！北京上海深圳空置着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在中国贫困地区却有数百万的穷人居住在茅草房和岩洞里。在北京上海深圳人们养只狗要花费数千元，这些城市养着数百万只狗，在贫困的地区供一个学生初中毕业所需要的学费4000至5000元，在我所到的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的比例不到10％，中国有数百万的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啊！我以前在乡里当书记的时候，每年招待客人的烟就是好几万，一包烟就是20、30元，这一包烟的钱就可以解决一户人家的杂交稻种子，就可以解决一户穷人的几乎一个月的吃饭啊!在城市和发达地方的人，你一年洗头的钱、洗脚的钱就可以使一个或几个穷人变得不再贫困！反贫困需要唤起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人们也许会习惯地认为贫困的人自身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也许是。但我接触多了贫困的人们后，觉得不完全是。在大满山红的白族和傈僳族山寨，十几年前，哪里还是原始森林，砍伐下来两人都合不拢的树墩现在还满山清晰可见。白族和傈僳族人在山里生活了千百年，但砍伐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的原始森林却没有给他们的任何补偿，靠捕猎为生的傈僳族人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靠放牧和农耕的白族人不得不重新修造梯田。当山上的泥土流向三江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山上应该种树，当地人民好不容易开垦的梯田要“退耕还林”，补偿他们8年的口粮就了事。砍树和还林都是政府说了算。要是你生活在其中，又能够怎样呢？

在城市和相对发达的地方，路、水、电、电话、学校、医院等的投资都可能是国家投资修建的，人们无偿地享受着。但是阳光何时照那些边远贫困地方的人们呢？假如我们生活在没有路、电、水、电话、医院、学校的地方，也许付出千百倍的成本和艰辛却难以获现在的成功。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是的，我见到的贫困地区的人们很多都想出来，也有很多人出来过。有一个叫扎约的孩子读了高中，家里为他读书欠了近一万元的债，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贫困山区，一个家庭欠10000元的债靠家庭的农业收入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扎约读了书，能说公话（汉话），终于走出大山到一个城市打工，可是工厂每月开的工资才400元，扎约打工已经9年了，家里的欠债还有2000多。扎约30了，没有娶媳妇，他说还完了债再考虑娶媳妇的事。由于压抑和工作长期处于超时状态，扎约的身体很差，他说，再干5年等还完了债、手头有2000元的积蓄后就回家，再不出来打工了。人人都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扎约小的时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轻力壮的时候出来打工，把他最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快40岁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个贫困的大山。教育改变了什么呢？教育的成本由贫困的地区支付，发达的地区得到了好处。扎约的父母付出了，扎约付出了，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面对他们的挣扎，我想不出他们错在哪里！我走近那些穷人、接触了他们后，真诚的敬佩他们，深深的感到这个社会是欠他们的，对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摆脱贫困，留下美德

假如你生活在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你应该记住：穷人的美德，保障了我们的富有。我们的富有也许是建立在他人的贫困之上的。你当然有理由否认，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放眼世界，你会同意这个判断的。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财富最多，但美国人得到同样的财富，可能只需要付出你十分之一的代价。在中国的工厂里，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一天的工资只有15元，假如你是美国的劳动力在美国干同样的活，你可以拿到中国工人几百倍的工资。这还算不了什么，还有更不公平的，美国人只要生产一张纸就可以让全世界的财富流向美国。中国人生产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源源不断的流向美国，美国人一年穿12双鞋，我们劝他们穿24双，可是中国有多少人却一年舍不得穿两双鞋，我们这样克勤克俭，为的是多换来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美圆。我们换来了美圆，又不得不买美国的国债，这张用血汗换来的纸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字符号。在一个虚拟的资本经济世界里，财富可以多少倍地、泡沫式的增长和积累；在一个实物经济的世界里，财富的价格越来越低。富国富人大多在虚拟资本经济世界里爆炸式的积累财富，穷国穷人则大多在实物经济世界里靠廉价的出售血汗和自然资源维持生存。美国只要保证美圆的世界货币的地位和世界金融（资本）中心的地位，全世界所有的资源（包括最优秀的人才）都会源源不断的流向美国，穷的地区和国家越来越穷，人才也越来越少。就是这个实物经济世界支撑着那个虚拟的资本经济世界的空前的繁荣。这公平吗？不公平！但没有办法。不服美国就制裁你；不服美国就让你发生金融危机；不服美国挑动你自家人打自家人，如果你自家人不打自家人美国就直接打你。这就是这个世界分配财富的最根本的规则。 所以，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国后，再请你转过身来看看中国的贫苦地区，再认真的想想。

当我行走在云南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被贫苦人们身上的崇拜自然、清净寡欲、克己助人的美德所感动。这种美德就是苗人身上的美德，傈僳族人身上的美德。我们要善待这种美德！我们应该崇敬和回报这种美德！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除了那些在电视上捐款很积极的富人外，我认识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支助穷人的且并不富有的朋友。如果有一天，民间的扶贫组织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展筹款活动，愿更多的人参与奉献。当然，贫困地区美丽的自然遗产和灿烂的文化遗产也是属于你的。

我想说的是，没有证明的理论我不爱看，应为我不确信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文字推理的东西是容易错的，尽管直觉上很舒服，很对，可是，，

我举个列子。

古希腊， 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有谁能够找到它推理的错误么，从文字逻辑上，

我发现很多马克思主义式的观点指出，说，错误在于割裂了时间和空间，，，，云云，，，

我晕啊，，，，，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个BT

老李老李你在哪里？

我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你

世外高人不阐述他自己的思想那是他自己的权利。但是他给大家转发了他认为好的帖子也是对这个坛子的贡献。

俺给李sir提供点建议吧。

一、建议把文章打包下载

二、建议把文章分类

情报搜集是一份劳动，但情报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对情报的分类和筛选呵呵

好乱!看的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