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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假设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个封闭型经济发展模型，那么拉动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就少了一个（净出口），饶有意味的是目前金融危机下，面对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国家实行了以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国内公众消费的财政政策。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是把重点放在了国内民众的消费上。因为在一个封闭型经
济中，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均衡决定了利率，它们完全可以达到局部市场均衡。其次，闭关锁国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是帕累托低效率的，因为保护主义既减少了进口量又减少了出口量，它是以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得益于社会内某个利益集团。但是为什么去年11月份以来，相继有17个国家实行了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很简单是因为：虽然保护主义政策没有改变贸易余额，但是它的确影响了贸易量，短期内有利于本国产业的发展。
体制外产出获得持续增长，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附录：
（一）闭关锁国的历史根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范郑成功反攻，清朝实行海禁政策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结果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乾隆加大锁国力度，外国屡派使团交涉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二）出口创汇
由于开放初期，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需要，所以外国投资一般都以合资企业为主要表现形式。这样在出口的过程当中，合资企业的中方既获得了相当的 利润又获得了一定的技术，因此诞生了后来大批能够独立出口创汇的内资企业。正因为这些出口创汇，外资在中国国内销售所得才有可能变现成外汇实现利润，这样 外资才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投资，从而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标。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大规模出口创汇的最初原因。到了90年代后期，原因有所转变，由于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国有经济，而国有企业受困 于高额的税负和社会成本以及僵化的市场应对体制和独裁的管理机制（十分重要的一点还有政府为解决80年代两次高速通货膨胀所执行的全面经济紧缩政策，导致 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企业效益因此直线下滑），无法在新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利润，与生产同类产品的三资企业竞争，于是国家采取了减员增效的办法，使得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失业，这些员工的失业又由于国家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其子女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最终只能从事低技术岗位的工作，从而大大降 低了城市经济中最大的一个消费群体的购买力。城市中最为居民所信任的铁饭碗的消亡，最终导致了其他群体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从而导致低消费，高储蓄。基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解决供给的不足，一方面降低国家的负担，一方面提高消费的额度。而由于医疗住房无法规避，中国人 传统又十分重视教育，导致其他方面消费的进一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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