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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供给侧改革时期的调整、应对与经验

                                          文：国泰君安宏观任泽平、中国人民银行张婕珂

摘要：

　　1）1966-1982年，德国在增速换挡后采用需求刺激政策，造成了ZF债务和产业结构两大问题。在经历15年平均增速6.6%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后，德国于1965年开始增速换挡。增速换挡初期，德国ZF拒绝减速，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导致80年代初出现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是财政常年赤字，债务累积，极大地限制了逆周期财政支出刺激经济的空间，1983年，光是国债利息支付就占到当年联邦ZF预算总额的12.3%，为第三大支出项目。结构性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对传统工业部门长期实施维持性补贴，造成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对外贸易连续三年赤字，马克贬值。

　　2）为应对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德国ZF将经济政策转向供给侧。1982年，科尔ZF上台后提出了“多市场、少国家”的偏向供给侧的经济政策，采取了六个方面的行动：（1）整顿财政，削减社会福利，压缩ZF开支。（2）实施减税。（3）帮助企业控制劳动力、能耗等成本的增长。（4）推进联邦资产的私有化。（5）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收缩部门”和“停滞部门”进行“有秩序的适应”，对有战略需求的部门进行“有目的的保存”，对新兴产业进行“有远见的塑形”。（6）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保证币值稳定。

　　3）德国的供给侧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1983-1989年供给侧改革期间，德国的国家支出比例、财政赤字、新债务减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温和，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出口和净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位，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定锚货币”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这些都为东西德统一打下坚实基础。负面影响则是这一时期德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高位。

　　4）供给侧改革期间，德国资本市场走向繁荣。（1）财政风险下降，无效融资需求收缩，贸易逆差和马克贬值趋势得到扭转，联邦银行贴现率和无风险利率得以稳定下降。（2）改革提速提升市场风险偏好。（3）经济基本面全面向好。（4）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德国股市指数在供给侧改革期间保持上涨趋势，1982-1989年间，DAX指数增长了2.6倍，上市企业数量持续增加，资本市场得到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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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储备货币 新兴产业 结构性 竞争力 劳动力 德国

1.供给侧改革前的德国经济

　　表1 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变迁

时期        执政党与总理        宏观经济政策指导思想
1948年9月-1966年11月        基民盟康拉德·阿登纳（1949.9-1963.10）路德维希·艾哈德（1963.10-1966.11）        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主，建立兼顾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
1966年11月-1982年10月        基民盟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1966.12-1969.6）社民党维利·勃兰特（1969.6-1974.5）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5-1982.10）        凯恩斯主义需求调节
1982年10月-1989年11月        基民盟赫尔穆特·科尔（1982.10-1990.10，两德统一后续任至1998.10）        以供给为导向的调控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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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德国GDP增速在1975年跌落至-0.9%。当年ZF花费约500亿马克用于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需求。

　　1979-1980年再次爆发石油危机，德国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0-1983年连续四年经济低迷，GDP平均增长率0.8%，其中1982年为-0.4%，工业生产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连续三年时间下降，私人消费在1981-1982年连续两年萎缩，就业人数在1981-1983年连续三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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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1982年10月，ZF改组，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总理。科尔在其《施政纲领》中宣称：“

　　新ZF的经济革新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不要实行集体负担，而要让个人做出成绩；不要僵硬的结构，而要更多的灵活性，更多自身的主动性和加强竞争能力。”具体而言，新旧ZF在经济政策上的区别主要是：

　　施密特ZF的经济政策偏向“需求侧”：要摆脱1980年开始的且尚无明显复苏迹象的经济危机，就要依靠“市场+国家”的力量，所以ZF财政的增长幅度不能压缩过多，社会福利不能削减过大，以免造成需求萎缩。

　　科尔ZF的经济政策偏向“供给侧”：过去国家拿得太多，花得太多，管得太多，损害了私人企业的利润收入，削弱了投资的意向，挫伤了人们的进取精神。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多市场、少国家”的经济政策，减少ZF干预，发挥企业能动性。为此，ZF财政的增长速度必须大大放慢，福利网必须编得稀松一些。对于企业利润与雇员工资的关系，新ZF改行“多利润、少工资”的政策，因为只有雇主等高收入者才有能力进行带有风险的投资。

供给侧改革的实践

　　整顿财政，削减社会福利，压缩ZF开支。科尔ZF上台后制定了整顿财政方针，要求各级ZF每年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不超过3%，以降低“赤字率”（ZF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国家率”（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在社会福利方面，通过延迟养老金调整时间、降低失业者养老金缴纳基数、提高医疗费用自付比例等途径减少了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

　　1983-1989年， ZF赤字减少，债务增速下降，“赤字率”和“国家率”逐渐降低。

　　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1984年公布《减税法》，分 1986年、1988年和1990年三个阶段进行减税，从而实现了税收份额从1982年的23.8%降低到1990年的22.5%，达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税收体系得到调整，降低了直接税比重，调低了所得税和工资税的累进税率，使税法体现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性质。

　　控制劳动力、能耗等企业成本的增长。1982年底，劳工部长明确要求工会在1983年上半年暂停提高名义工资。1983-1989年间，德国劳动者工资增幅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大提价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节省能源消耗，1985年，工业国石油消耗量平均减少到1973年的63%，而德国更是减少到61%，再加上80年代油价低迷，企业的能耗成本大大下降。

　　放松管理，推进私有化。有关联邦资产私有化和参股政策的总体方案于1985年3月26日得到联邦ZF的批准，在这一计划中，联邦ZF将减少在8家大公司中的参股，如将大众汽车的股份从20%减少到14%，联合工业公司的股份从100%减少到74%，汉莎航空的股份从79.9%减少到55%。

　　1982年，联邦参股25%以上的工业企业共950家，参股出资总额约21亿马克，占当时工业部门所有股份公司和有限股份公司总股本的约1.6%。经过十年的私有化过程，到1992年，联邦参股企业的数量和总份额均下降了约一半。

　　德国在所有制变动的问题上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例如，对大众汽车厂等公司中国有股份的出售，前后经历了几十年。对于大企业的破产也相当慎重，例如80年代初，德国电气总公司（AEG）濒临倒闭，ZF出手帮忙改组，使裁员数量压缩了一半。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是对于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收缩部门”和“停滞部门”，进行“有秩序的适应”，严格控制财政补助金，压缩生产、人员和设备。二是对于农业、采煤等有战略需求的部门采取“有目的的保存”，通过调整整顿，将该部门最重要的实力保存下来。三是对于电子、核电站、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进行“有远见的塑形”。在整体进行财政整顿的背景下，各级ZF在科研与发展上的经费投入在1981-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1%，超过了不到3%的财政支出平均增速。此外，ZF还大力推广汽车、纺织等产业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1982年的75%左右提高到了1989年的近90%。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保证币值稳定。无论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是在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战后德国始终坚持物价稳定优先的货币政策取向。尤其是在科尔ZF上台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短期刺激中发挥的作用下降，联邦银行可以更加专注于币值稳定的目标，对内保证了相对其他西方国家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对外提高了国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在这一时期，德国ZF对马克的国际化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因为制造业是德国的核心产业，马克的国际化容易带来本币的升值，将不利于制造业的出口。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2.4.1.正面影响

　　国家支出比例、财政赤字、新债务减少，经济政策重获信任，国家内部重建稳定。

　　经济实现稳定增长。1983-1989年GDP平均增速达到2.6%

　　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居民购买力提升。1981-1985年，居民收入提升速度与物价涨幅接近，而1986-1990年，居民收入提升18%，物价只上涨7%。

　　贸易逆差得到扭转，实现顺差逐年增加，出口和进出口余额跃居世界第一位。

　　德国马克由于其内部稳定、适用范围广和不受限制的可兑换性，发展为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的实质上的“定锚货币”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

　　80年代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改善，成为德国重新统一的坚实基础，使得后来的东西部之间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