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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当我发现我的专栏的出版日期落在新年预测季节以外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那些预测都是些乏味或受到启发的猜测而已。
经济预测活动的支持者们往往会说，人生的一切都与预测有关——比如当你走出门时，你预计地面不会被你一脚踩碎。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讨论的话题是，世界经济（或任何一个给定的特定经济体）是会以近期的适度增长率继续复苏，还是会失去势头，或者飙升至不可持续的高度？对此，我的猜测（我强调这不是我的预测）是会继续复苏，然而经济过度扩张的风险将在2015年浮现。并非完全偶然的是，英国将在这一年举行大选，美国大选也将展开竞选活动。
据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说过：“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我在上面所说的话和这话并不矛盾。因为在同一段话中，林肯还承认：你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
这里有个重要问题。多数科学哲学家在评价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时，都会考察其预测能力，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考察其对证伪企图的抵抗力。那么，如何区分捏造的预言和真正可证伪的预言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规定条件下，水在100度时会蒸发”，这是一个真正可证伪的科学预测。而说相应条件将会具备则危险得多，它的正确性很容易受到不可预测的天气和大气状况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没有太多容易证伪的理论——也许一个也没有。这正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教师更喜欢微观经济学。
假设美国经济复苏失去势头会怎样？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刺激不够，还是太多刺激对信心产生反作用，抑或是多种政治因素的作用？可以确定的是，那时这些解释及其他许多解释会冒出来，相互角力。
用社会科学的古怪行话来说，许多预测属于那种被称为带“肥尾”的概率分布。用直白的英语说就是：它们可能错得离谱。
考虑一下21世纪初的“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预测者们曾以为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只是在2008年“大衰退”来临时才改变主意。不过，也不是一切事都一片黑暗。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联合实施了一次集体刺激，防止衰退演变成萧条。可叹的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消失，各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就重拾平衡预算和限制信贷的信条——好在他们还未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我没有任何为宿命论辩护的意思。在我刚进入经济新闻领域时，人们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次年美国会不会陷入衰退。说我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不过，我了解的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要用枪逼着我猜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会看看过去衰退发生的频率（无论这个衰退是怎么定义的），再加以外推。
我不想用虚无主义结束我的文章。与其过度依赖极不靠谱的预测，我们其实有个替代办法。这个办法也许可称为“应变规划方法”或“工具箱方法”。与其问：“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问：“如果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做？”比如，与其纸上谈兵地猜测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对油轮关闭，不妨做点更有意思的事——思考一下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该做些什么。在这里，“我们”既指整个西方世界，也指其中单独的国家。
当然，明智的应变规划将需要考察各种替代假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多久？为何关闭？向谁关闭？还要假定世界不同地区的石油库存。需要考虑的可能性是无穷的，而且只有少数可能性能得到彻底审视。这是应变规划将永远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原因之一。
归根结底，就经济学而言（无疑，其他许多学科也是如此），工具箱方法和预言性方法有根本不同。两者之间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难免受到个人性情的影响。这两种方法都是我们需要的。
别误会。我很欣赏斯彭格勒(Spengler)和汤因比(Toynbee)等人的先知式话语——尽管我不那么欣赏马克思(Marx)的东西，它们已经被讨论得太多、不再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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