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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颁奖结果又一次让公众跌破眼镜。2011年，经济学奖表彰的是近期研究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取得的成功；今年，则表彰了经济学家对资产价格长期动向的预测能力。
了解金融经济学的人士可能会对颁奖结果更感意外：今年的获奖者既有尤金•法马(Eugene Fama)，又有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法马教授的成名作是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它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理论的基石。席勒教授则是该假说的最重要批评者。这好比把物理学奖同时颁给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Ptolemy)，以及证伪此学说的哥白尼(Copernicus)。
事实上，情况并没有上述类比中所暗示的那么糟。尽管有效市场假说不符合事实，但其基本思想——即公开可获得的信息往往反映在市场价格中——是一切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工具之一。另一方面，尽管关于经济学家善于预测长期资产价格的断言有些勉强，但席勒的研究强有力地证明了长期“均值回归”，即价格终将回归到由基础资产盈利能力确立的基本价值。
不过，早在复杂的数学和金融经济学庞大的数据集诞生之前，市场从业者便已经能从常识和平时的观察中得出这两项结论。诺奖委员会误导人们认为，金融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一个公认的、成熟的、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因兼具学术严谨性和现实适切性而在经济学系及商学院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经济学，却在过去20年金融动荡的考验下难以维系其可信度。
问题不在于有效市场假说本身（它应被理解为一种趋势，而非定律），而在于围绕它建立的上层建筑——一群怀有理性预期的理性人通过与其他怀有类似理性预期的理性人进行交易，达到一种“均衡”态（“均衡”一词系经济学家借用自物理学）。在经典的说服性语言中，“理性”一词用来描述个体和预期，其含义与该词的一般用法截然不同。
比起实证证据，我们更容易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来为这个理论辩护。它引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且有悖直觉的主张：与个别投机项目（如药品研究或武器项目）相关的独特风险，并不要求获得比无风险投资之回报更高的回报；但所有公司都会经历的、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有关的风险，却要求很高的溢价。在实证上证伪这一预言的最显著成果，恰恰来自法马教授本人的研究；而同为获奖者的席勒教授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是证明股价波动性远高于与基本价值有关的新信息所应带来的波动性。
不过，我们不必像法马教授那样认为我们所有人都符合他的“理性”概念，也不必像席勒教授那样认为我们是自身心理弱点的奴隶。我们应当走一条中间道路，理解在一个以不完备信息为特点的世界里，经济学家对“理性”一词的使用缺乏适切性；理解在面对根本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理性预期是无从实现的；理解不断变化的证券价格代表均衡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物理学领域，对现象本质的理解曾不容折中：哥白尼就是对的，托勒密就是错的。在经济学领域，没有也不会有与之相同的确定性。如果这种确定性是科学的特点——我并不这样认为——那么经济学便不是一门科学。由此产生的不安感，似乎促使诺奖委员会夸大了经济学这门学科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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