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键君:勿让决策伤害经济
现实中的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作过一系列经济思想入门书籍的编辑,并为这些书籍编写了共用的序言。就其中大多数书籍而言,序言部分表达的意思只有一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思想架构,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读者应努力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在最后出版的几本入门书籍中,序言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凯恩斯在其中提到,经济学正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在这一混乱被理清之前,经济学几乎已不再适合应用于政策领域。他相当谨慎,没有说明谁应对这一混乱负责。
我们现在显然又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人们只需比较一下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与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欧元区纾困政策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观点,即可看清这一点。伊辛曾任欧洲央行(ECB)首席经济学家,不久前辞去这一职务;罗格夫则是《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书的合著者。面对出现在这些或多或少有些名望的分析人士中的混乱,可怜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怎么做呢?及时理清这场学术混乱并据此解决目前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们呼唤“领导力”,这很好;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根本没就应当用这一领导力去解决什么问题达成任何共识。英国央行(BoE)虽然突然下调了对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调整后仍显过于乐观),但同样没有对信心形成多大提振。
我的第一条建议遵循了一句医学界的格言:最重要的是,不要造成伤害。不言而喻的是,西方国家的央行不应进一步上调短期利率;如果有可能的话,它们应悄悄让利率回归近零水平。但美联储(Fed)似乎采用了一种相当笨拙的方法来达成这一目标,这里指的就是它维持超低利率直至2013年年中的半吊子承诺。美联储或英国央行是否应当出台新一轮“定量宽松”?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抉择。我们是否值得为此搅乱金融市场?金融市场虽然不太理性,但它在没有看到明确证据表明前几轮定量宽松收到成效的情况下,并不相信这类举措。一个重要性较低但依然极具价值的举措是,美国国会应像美盛资本投资公司(Legg Mason Capital Investment)的比尔•米勒(Bill Miller)建议的那样,终结“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的寡头垄断,以免它们促成或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特别是,我们需要对衍生品市场进行更多的量化和分析。
如果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最后消费者”,显然将有所裨益。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应当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说教,而是应当指出中国扩大国内消费带来的机遇。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切记:政治家不应试图保证让股价处于某一水平,甚至不应对它们的走势发表过多评论。股票交易所一直是、且永远将是投资性估值和纯粹赌博的混合体。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都认同一点,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触发因素不是1929年的华尔街崩盘,而是随后发生的美国银行业破产和奥地利信贷银行(Austrian Creditanstalt)倒闭。
除了上述及其它常识性举措,我们还应考虑一些非正统观点。例如,我们不应再对美英两国货币供应增长大幅萎缩视而不见,不过我希望货币主义者能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恢复货币供应增长。大多数领先国家的经济政策模型,都建立在与消费价格挂钩的通胀目标的基础上。其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局限于在偏离通胀目标之时能以多快的速度对经济作出修正;整个过程建立在对是否存在“产出缺口”和缺口有多大的长时间分析上。
一些读者可能记得,我一直对通胀目标持怀疑态度,这基于一个粗糙的经验事实,即世界最接近稳定物价的状态是在金本位制下达到的。当时,虽然年与年之间的终端物价水平会有很大差异,但并没有形成任何明显的物价上涨或下跌的长期趋势。布伦丹•布朗(Brendan Brown)的新作《美联储对全球的祸害》(The Global Curse of the Federal Reserve,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对此作出了解释。黄金并不完全是“一种未开化时代的遗迹”,因为对物价稳定的长期性偏离会被黄金勘探和开采速度的变化抵消。
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观点是,尽管物价同比水平既有可能下跌又有可能上涨,但只要物价被视为低于趋势水平,负实际利率(当今的央行非常希望实现这点)就会自动出现。例如,在物价预计将上涨5%的一年里,2%的名义利率实际上就等于-3%的实际利率。这一点值得仔细考虑——即便你不认同布朗的观点,即可以通过强制性货币基础要求来实现“仿金本位制”。在原有的金本位制中,对货币基础实施管理是出于防止黄金外流的需要,而非出于法律上的要求。不过,即便是一项有缺陷的建议也要强于对领导力的空洞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