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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G.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 威廉·C.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在其《为什么中国无法超越美国》中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专业技术水平低下。相较于以往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要与领先的大国一争高下，存在大得多的技术差距。中国或许出口了一个又一个集装箱的高技术产品，但在一个生产全球化的世界，那并未揭示太多意义。中国全部出口产品的一半由经济学家所称的“加工贸易”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是进口零部件用于组装，然后再出口。这些中国出口产品中的绝大多数并非由中国公司，而是由来自更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控。
斯蒂芬·G.布鲁克斯和 威廉·C.沃尔福斯这话并非空穴来风。首先，尽管俄罗斯经济大学教授卡波夫所言：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非常令人吃惊·”。但实际上中国的金融企业没有一家具备和西方一流金融企业那样具有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著名投资人索罗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一如既往的唱空中国经济不无道理：“中国政府意识到无法承受大规模的失业，所以努力促使制造业的员工转向服务业。这会延迟金融问题的爆发，但是也会让危机的规模变得更大。虽然，中国的服务业在不断进步，仍然无法弥补制造业上的损失“。现在激励鼓噪的所谓”债转股“不过是把亏空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里而已，只是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的把戏。 作为经济体系中的“蓄水池”，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成熟度”非常低，不过是一些“乱臣贼子”和庄家吃“热干面”和豪赌的场所。那个“熔断机制”的首次亮相就遭彻底覆灭，至少说明监管者本身就是两眼一抹黑。
任泽平认为：“近年我国货币供应增长较快，但经济增速却不断下降，金融与实体之间背离日益扩大。2014年M2增长12.2%，GDP增长7.3%，2015年M2增长13.3%，GDP增长6.9%，2016年1-2月M2增长13.3%，预计1季度GDP增长6.5%左右，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2.51万亿元，1季度预计4.3万亿元左右，广义货币供应和名义实际GDP增速的裂口不断张大，超发货币未流入实体经济，落入流动性陷阱。M2/GDP已快速攀升至205.7%。钱去哪了?可能核心是两个去向：一是维持债务循环和庞氏融资滚动，资金大量沉淀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二是本轮货币宽松周期开启以来，先是2014年-2015年上半年推升股市泡沫，然后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推升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房市泡沫。融资结构、资金流向和资产负债率情况均表明，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形成了当前资金需求的“黑洞”。这三大领域的融资主体有政府信用背书或房价上涨预期支撑，财务软约束特征明显，对资金价格不敏感，通过不断占用信用资源负债维持、僵而不死，滚动成为庞氏融资。"
尽管中国的虚拟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实体经济却着实令人担忧：
1、技术实力更能反映专业知识的国家源头，一旦以技术实力来衡量，中国的真正地位也就一清二楚了。比如，世界银行知识产权使用付费数据显示，美国毫无疑问是创新技术的首要来源，2013年以其1280亿美元的收入傲视全球，是处在第二位的国家日本的四倍还多。相形之下，中国大规模进口技术，但出让其知识产权使用所获得的收入尚不到10亿美元。技术差距方面的另一个显著指标是所谓三方专利数量，即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登记的专利数量。2012年，将近14000件这样的专利诞生于美国，而中国仅有不到2000件。科学和工程领域最有影响文章的分布揭示了同样的内情：美国占了这些文章的几乎一半，超过中国所占比重的八倍。那些文章属于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百分之一，由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而得。进一步分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或医学奖，结果也是如此：自1990年以来，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获奖者有114人，主要在中国从事研究的获奖者为2人。（ 斯蒂芬·G.布鲁克斯，2016）
2、我们极力推崇的中国的优势产业——装备制造业尤其是铁路车辆、工程机械、核电、水电机组、无人机、大飞机等等，一方面都不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作为制造业的基础之一，我国的材料工业总体距世界先进水平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例如，多年来，我国的电子元器件和材料及高端制造设备进口总额超过石油天然气进口的总额。现代化智能技术装备和国防武器装备所必需的传感器，由于其精密、高性能敏感材料缺乏自主的研发能力需要进口。但由于技术封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可能实现自给，这首先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存在“重整机，轻配件”、“重生产，轻材料”的的错误认识。作为我国仪表行业基地的上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引进日本的传感器制造技术，但至今没有摆脱敏感材料对日本的依赖。
从我国多年来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获奖项目来看，除了施昌序的“飞机起落架摩擦片”项目获奖之外，其他的基础材料工业科研成果寥寥无几，而日本制造的优势就起源于作为振兴战后的经济的基本国策，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材料工业的优先发展。中国的工业发展则走了与日本战后工业发展相反的道路。
在智能技术方面，尽管我国的超大型机制算计制造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但是相关的大数据应用软件明显滞后。我国现有的几个国家级计算中心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的局面（例如，武汉、郑州和济南），我国引进数量不多的高端制造技术中，工艺技术和软件技术由于受限，所以“命根子”还是操控在外国企业的手中。例如，919大飞机除了机体制造之外，自动导航驾驶、安全舱门、发动机等等都是引进技术。有一点必须明确：空客和波音在天津和西安采购飞机部件并不是他们不能制造，而是他们要采购价格最便宜的飞机部件。而我们对外的采购则是要解决我们不能制造或者制造质量不过关的飞机部件。这种“国际间的贸易合作”是有本质差别的。
再如，我国的钢铁产业一是现有品种质量不如国外产品。按照日本小松公司的KES标准，即使最普通的45#钢如果采用国产货，就达不到产品的质量标准，但是用进口的日本同种钢材就没有问题。钢铁业界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不锈钢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钢铁产业一方面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核电、船舶和高端机床等行业需要的优质钢材和特种钢材（如工具钢和模具钢等等）又需要大量进口。我国的稀土资源是国家的战略物资，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华”就是以中国的乌沙出口美国为筹码。我国的稀土产业全部产量据世界前列，但90%以上是初级原料，出口方向都是世界冶金强国。几年前，我国对稀土出口实行配额管理立刻遭到几乎所有工业强国的抵制而不得不“适度放松”。可见在国家“性命攸关”的时刻，没有任何国家会“理解和体谅”中国。
不论如何比较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规模，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将其资源转变为军事力量时具备强大得多的能力。以往，崛起中的国家与处在领先地位的国家拥有相似的技术水平。比如，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在技术方面并不落后于英国很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并不落后于先前的协约国很多;冷战早期，苏联在技术上并不落后于美国。这意味着，当这些挑战在经济上兴起，它们可以很快就构成对处在主导地位的大国的严肃军事挑战。但如今，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落后意味着，即便其经济持续前进，中国要在军事方面赶上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战略伙伴而不仅仅是自家邻近地区的重要角色，也将并非易事。（ 斯蒂芬·G.布鲁克斯，2016）中国的国防工业仍处在摇篮时期，如学者理查德·毕胜戈(Richard Bitzinger)与其同事所认为的那样：“除开少许卓越的成就如弹道导弹，中国的军工产业集团并未展示出多少设计和生产相对先进的传统武器系统的能力。”比如，尽管已投入巨量资源，中国依旧无法大规模制造高性能飞机发动机，只能转而依赖次等的俄罗斯样机。在其他领域，北京甚至不去操心与其他国家一较高低的问题。以水下作战为例，中国在反潜艇作战方面装备低劣，且甚少做出改进。中国只是目前才有能力生产核动力攻击潜艇，这种潜艇在安静性方面可与1950年代服役于美国海军的多类潜艇媲美。但自那以后，美国政府已投资数千亿美元并耗时六十年，用于制造目前这一代达到完全静音水平的弗吉尼亚级潜艇。(理查德·毕胜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设想以来，社会和学术界议论很多。热烈的回应者有之，尤其是中铁一直信心满满的想借此甩掉“一万亿的债务包袱”。当然“泼冷水”的也有之，例如，陈志武、郑永年、斯蒂克利茨、丁学良等人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忠告。不管怎么说，“一带一路”推行的过程中，麻烦和掣肘还是不少。连“中铁建”和“中车”也不惜“掉份子”，将高铁这个“优生儿的价码”一再降低到难以理解的的程度：好赖给钱就卖——“顾不上品牌效应了，给钱就卖”。这实际上对于世界上那些以品牌走向世界的一流企业来讲这是大跌眼镜的事情。“和谐号”还是脱不了“廉价货”的名声。实际上优势企业中国不是没有，例如那个生产出120公斤整块蓝宝石的中国卖主，在国际市场上就彰显着“大腕”的风度——你该需要来找我了。
中国的科研体制总体上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因此对整个社会的创新驱动而言，显然与美国科技驱动的禀赋和内生动力远不在一个水平上。一方面国家重点科研机构不可能承担全部科研任务，另一方面一大批科研院所和高校由于“论资排辈”或者“出身名分”等行政干预而被边缘化。尤其是大量民营经济实体在创新发展上面临着“玻璃天花板”的阻隔。
中国科技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重研发轻转化”，这一一个老问题。“中试”是科技成果技术提升和实现产品化的必经之路，是科研成果产品化的具体过程。但是我们做的最差的就是这个问题。一方面，90%以上的科研成果由于缺乏中试条件而束之高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缺乏激励机制，企业不愿意承担中试的任务和成本，一味的强调“交钥匙”。另一方面，多数科研院所的研发人员对产品化缺乏经验（标准化、企业所需的可靠性、费效比、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组织结构、过程控制与管理和新计技术的拓展等等），所以往往从研发一开始就背离产品化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在多年的各地科技成果交易会上屡见不鲜——企业见了“先感兴趣后摇头”。
创新不是说着玩的，一是教育要跟上，二是 体制要健全，三是政策要落实，四是市场机制是先导。现在的应试教育行不行大家想必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大凡那些成果“出彩者”大多是“怪才”，爱迪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以及马云等大多如此。我国原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二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尽管那时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毕竟它有科学的成分，只是我们在打倒“计划经济”的热浪中一并给批判了。但是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石川馨教授把“二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带回日本加以利用。日本利用了这个不花钱的经验改造实体经济，成为“日本制造走向世界”的催化剂。“万众创新”毕竟不是“唱堂会”——锣鼓一响唱起来。它需要外部激励的推动和内生动力的提升，完全不是过去我们所说的“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那样。它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经济关系和协作精神以及文化因素等等有关，是属于多要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中国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红利已经不多了，一些新建项目已经接近过剩的边缘。目前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再不提升内生动力和发展的禀赋也将归入过程产能的行列。工业4.0是德国的目标，我们不要盲目高唱4.0，如果工业2.5能做到并巩固下来再提4.0才行，毕竟这不是亚足杯足球比赛——今天输了明天夺回来，就看“临场发挥”。
总之，不是中国不行，而是我们要自问：中国为什么不行，怎样才行？夜郎自大是最要命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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