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谈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让人民有更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在《胡耀邦(1915-1989)》读书会上的发言
耀邦同志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开始无非是想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生产力,盘活资产,激发企业活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文 | 胡德平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想结合《胡耀邦(1915-1989)》这本书,讲胡耀邦对生产目的的讨论,还有对经济的思考,说一些我的读后感。
胡耀邦同志1979年10月9日有一篇讲话,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耀邦同志不是经济学家,他也没有长期从事过经济工作的经历,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从一个政治家的思维角度谈了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经济活动的市场取向及政府职能转变,谈了若干想法。最后我也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谈一些看法,真诚希望大家能够批评。
一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告别了经济短缺时代,这是原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梦寐以求,却没有想到会做成的事情。但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又面临着生产过剩,却还没有满足广大群众的有效需求、最终需求。有许多的食品、药品和生产消费品还要求助于国外,一些地方的医保、社保等社会必需品的保障还有巨大缺口,这是一对相当尖锐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和它的现实意义。
关于经济问题,这个传记也有记载。1986年,他访问过法国、德国、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谈到了亚当·斯密,就说马克思你知道,但是亚当·斯密你怎么不去看看呢?耀邦同志当时也没准备。我一看这个文章,听别人讲的时候,也有个担心,就是他怎么回答呢?结果他很从容地说出来了。他谈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是怎么影响的,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作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大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讲,因为这是撒切尔夫人临时提的问题。
这里我也说点我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也是个伟大的伦理学家。大家都知道,他认为人是自利的,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生产活动,同时也为社会服务,也为其他消费者的需求服务。但是如果把这个观点只看作他的经济观点,我认为是非常不全面的,这一观点的本身也有伦理道德的成分。现在看,亚当·斯密这个人不光有经济成分的理念,还有道德伦理方面的理念。但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把经济学作为一门不道德的科学,在这儿是没法讲道德,讲伦理的。而且赤裸裸地宣称利润是资本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否定亚当·斯密的伦理观念。我认为,这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极大歪曲。确实,亚当·斯密也讲到了需求,不承认这个是有歪曲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伦理学也确有不完善、不彻底的地方。所以,他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冲突,叫做亚当斯密之谜,亚当·斯密终身都是为了解亚当·斯密之谜而努力。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说的两只手,就是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另外对政府的这只手,是不是应该承认,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亚当·斯密谈到经济发展,确实说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他为什么只说这一只手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英国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尽管他们经过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但是还有王权存在。当时的两大政党,经过资产阶级化了,但是并不代表工业资产经济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他是在大商人、大金融、大地产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当时亚当·斯密对发挥政府这只手并没有什么奢求,他也希望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
从一方面讲,经常是恶的作用推动着历史前进,所以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此血腥,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苦难也是不言而喻。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此做出过批评,并产生了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快乐经济学。我们一看,这些经济学也奇怪,各种经济学发展比较,我们现在经济确实是发展了,但是确实也看到很多群众有埋怨,彼此不满,有车奴、房奴、孩奴。但是这世界上有快乐经济学,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还有人力资本经济学,这都有利于低层社会人民的经济学发展起来。工人阶级为利益做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所以这是亚当·斯密伦理的思想,以及价值劳动论,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我觉得这一点胡耀邦是学习的。摸着石头过河一半是对的,但是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工程中,没有一点指导思想,没有一点理论根基,是不对的。但是谁要想凝固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利润挂帅的前提下,他们认为生产的主流还是利润挂帅,但是也采取了很多社会的福利政策。最近美国的选举,民主党社会福利派桑多斯和特朗普就是很鲜明的对比,确实,现在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很多的学术,中国共产党确实应该有很好的研究。
二
耀邦同志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学习,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来自于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说社会主义极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他也尖锐地指出,斯大林理论脱离实际。他在这篇文章中怎么讲的呢?1979年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经济问题的?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一条不对头的方针,有的同志讲是产品不对路,而我看首先是方针不对路。胡耀邦确实是这样,他很坦荡,很坦白,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说明,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哪里?他说我和有些同志的看法不一致。
他说我们的经济方针路线怎么不对路呢?有几点说法:
第一,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畸形发展的。同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长期脱节,这样的经济是迟早要衰退和灭亡的。对苏联的模式,应该承认,就是对着斯大林问题全面的认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开始最先提出这种疑问。但疑问是疑问,看出苏联的问题了,我们还是走了一条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以重工业武装重工业的路子,而不是以重工业武装农业、手工业、轻工业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党内理论和实践脱离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有这种脱离和背离呢?是体制问题吗?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了,为何钢铁、煤炭、建材这些产能又超过我国的需求30%、50%或更多呢?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即使我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原来说这是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体制变了,我们是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还是为GDP在生产,还是为生产而生产,这是他说的第一点。
第二,9亿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资料,除农业产品以外绝大部分是轻工产品,搞工业一定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要因地制宜,我们这个教训非要吸取不可。他也举了我们中药的例子。
第三,我们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长期以来问题很多,苏联60年代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将进到80年代了,我们不改行吗?他在这篇讲话中,把这种体制又升格了一级,现在我们都说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叫高度集中的体制,或者叫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一个集中,一个集权,权力很大,不是集中和分散的问题。而且他举出范文澜和尚钺《中国通史》说的集中、集权。在封建王朝上,集权最厉害的宋朝也是国力最弱,军事力量也是最弱的,谁都打不过,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元。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说的,当时我们有引进。这在当时的思想来说是很开阔的,说我们要开放,我们要引进,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引进、开放成套设备,从100亿到了800亿,引进的还是钢铁、重化工,分工领导又不得不自我批评,还是生产目的的事。生产跟社会需要长期脱节,这种生产是要衰退和灭亡的,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们现在搞调整就是要深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什么结构,应该是什么目的,这是他在会上谈的生产目的。
三
第二个,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先从经济领域中的产销平衡说了他的意见。他说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农业经常发生矛盾,经常是年终工业报喜,商业报忧。根据国家计划,许多工业品一股脑地拨划给商业部门,但是长久以来,拨的很多产品无人购买,形成了库存积累,一方面是居民想买的商品却无货供应。根据1982年以前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准确的还没有查到,我国老百姓储蓄是500亿,但商业库存商品就达到了1100亿,几乎是它的两倍,这是我们紧缺经济中的产销不对路,是紧缺经济中对资源的浪费,对劳动积累的浪费,这种浪费有个数字就是1100亿的库存商品。
吴明瑜经常算这个账,他说是390亿,每人的存款,几十年来年均增长才1.5元。因此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那怎么办呢?所以商业部就定了一个以销定产的规定,耀邦同志对以销定产说,一种情况是商业部门,自己不了解市场的情况和需要,怕商品收进来消不出去就自己主观设想一个数字向企业订购,我订购多少你工厂生产多少,生产多了你们也不准自销,你这不是限制生产,限制消费吗?另外一个是企业的生产定销,这种企业了解市场的需要,了解市场供求的变化,了解哪些商品销售得出去,哪些商品销售不出去,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品种,真正做到了产销对路,产销平和,避免商品脱销或者商品积压。工厂了解市场的需要,这种以销定产就应该有,国家纪委、商业部搞的这种以销定产就不应该有。
说到这里,他第一次提到了资本家,但是他是正面说的。他说世界上的资本家有一门本事,不但能及时了解市场上的供求变化,而且能积极的寻找市场,打开销路,这是他在经济问题中的市场取向,在产品产销平衡的问题上他有这么个说法。
另外关于物资平衡他是怎么想的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长线物资即充裕物资,也有短线物资即匮乏物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是在当时到底要向谁看齐的?长线物资、短线物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向谁看齐?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向长线看齐,在中央看来这是积极的平衡,向短线看齐是保守的、消极的平衡。
大家说了很多大跃进的事,其实像这样更具体说一些,我觉得更生动。大跃进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各行各业都要向钢铁看齐,比如我们的煤炭、运输、电力、制造业。刚才从1957年535万吨要上升到1070万吨,其他各行各业都要向1070万吨来看齐,这就是以钢为纲。这么做,长线物资一直绷得很紧,你老要积极,第一年1070万吨,第二年2000多万吨。短线物资上不去,又要摘掉消极平衡落后的帽子。那怎么办?浮夸风就起来了,高指标就起来了。
耀邦同志认为,在这个平衡上必须是在准确计算基础上,认真搞清楚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千方百计地使短线能够增加生产,再加上组织可靠的进口,用这种方法把短线搞上去。因为有些材料我们还需要国外的,所以你还要进口。对长线就要进行适当安排,或者组织出口,或者压缩生产,这样做好综合平衡。一方面不留缺口,另一方面也不造成积压。
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胡耀邦认为,解决物资平衡一定要搞市场调节,不搞市场调节我们要搞好物资平衡是困难的,这又是倾向于市场的取向。
四
第三个,说一下商品和货币财政收入和支出、信贷这三者的平衡关系。耀邦同志认为,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市场扩大了,票子多印一点,使货币流通量和商品可供应量保持平衡,这是正常的,这同我们平常说的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另一种情况是采取银行贷款或财政补贴的办法,来搞那些产销对路,见效快、盈利多商品的生产,在半年、一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内,多支出一些货币,我看没有什么危险。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物资多了,多印票子这不能叫赤字。第二种情况是给计划外的产销对路的商品发放贷款,或者在有计划之外的财政给予补贴,这样就会多发票子,这是赤字,但是耀邦同志认为一个时期投放一批货币,很快就收回了更多的货币,这样的赤字他认为没关系,而且希望多搞一点。
这个时候,他分析了武钢12.5万吨的宽薄钢板这个例子。按照常规,武钢生产的这种薄板是亏损的,每吨财政要补贴40块钱,所以武钢每年只接收生产3万吨的任务,一年亏损120万。胡耀邦说,如果我们财政给12.5万吨,每吨全部补助12块钱,一年财政补贴款是500万元。如果生产了这些,国内卖不掉,出口的话,按照国外的价钱,补助500万元人民币的薄板,出口就可以获得3750万美元的外汇。单凭这一项,武钢就是一个盈利大户。
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在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我们的计划经济还能够这么搞下去吗?武钢集中了多少国家的人力、专家?花了多少外汇?当年一投产就亏,你说用多高的智慧来看这个事吗?其实没有多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