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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8日，余永定在国际货币组织、中国金融学会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卓越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融资成本”会议上表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经济刺激无法实现稳定增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最近这些年，特别是4万亿之后持续下降，现在大概也就7%多一点。劳动供给增长速度现在我没有正式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劳动适龄人口绝对量在下降，它是一个负增长。人事劳动部分析，过3、4年之后，劳动增长速度也会随着劳动适龄人口量的下降而下降。看来中国确确实实从我们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个角度来讲，确实进入7以下的水平。实际长期增长速度已经是这么一种水平了，用强大的刺激政策，可能在某段时间让它升一些，但是最后它还会掉下去。
2016年5月21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余永定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而且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且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余永定表示，他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由于所谓“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因为产能过剩，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他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的最重要直接原因之一是ZF对于房地产投资的调控。
一年之间，余永定这位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权威从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投资，支持结构性改革，到现在的支持凯恩斯刺激政策，含蓄地反对结构性改革，转变不可谓不大。
这种转变从执拗于原来的潜在增长率降低到关注现实经济增长率的制约因素，它实质是从实物供给循环上升到货币需求循环，从微观视野摆脱出来，走向了真正的宏观，反映了经济学的一次重大进步。
如果再联系到同样在2015年3月18日说的下面这段话：
“比如说资本产出率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不断下降，另外还有所谓融资难、融资贵，利息率水平一直在上升。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就发现，要维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比过去大的投资。同时，因为企业经营不好，为了大的投资，要更多借债，分子分母赛跑，分母赛不过分子了。我们债务形式确实比较严重了。
还有一个跟过去不同，当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是7和8左右，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是3%以下。3%除以8%，就是38%，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增长均衡值趋于这个值。现在没有稳定值，过4、5年就超过200%，再过多少年就是250%，我们看不到一个极限值，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最后得解决还债的问题。当然，有人说“我们国家有很多资产，我们可以卖资产解决债务问题”。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可以说，宣布所有债务都作废，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它解决不了问题。”
表面上是矛盾的，实质恰恰证明了新宏观主义的“宏观必然亏损，债务不可偿还”这一论断。
当前的宏观经济困境，吴敬琏的主张——拒绝投资，实施供给侧管理与林毅夫坚持的不投资不足以解决消费不足都反映了一个命题：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需要价值补偿，即储备需求与消费需求一起来弥补最终需求的不足，它当然要超越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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