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讲经堂之三：保卫资本论和鲜活的资本论之比较

大凡一个学科的创立，就是研究对象的稳定化。

建宇 发表于 2016-6-11 12:16
大凡一个学科的创立，就是研究对象的稳定化。

剖析和引领我们时代的思想武器

◤ 鲁品越先生的著作《鲜活的〈资本论〉》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进一步推动对《资本论》的经济哲学研究，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基地“民族复兴中国梦”于近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了“鲁品越先生著作《鲜活的〈资本论〉》座谈会”。现选编部分参会人员发言供参考。

《鲜活的资本论》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国内著名的西方哲学大家、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多次跟陈学明教授说，复旦大学当时没有引进鲁品越是一个遗憾。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张一兵教授说，南京大学把鲁品越教授放走是南大的遗憾。是的，上海财大的鲁品越已不是自身的鲁品越了，他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符号，有着他独特的个性化的思考，而这个个性化的东西，不是随意的，有它的科学性、学理性、实践批判性，有它的德性和涵养。我觉得这些是铸就鲁品越的这本著作如此高的学术价值的最关键元素。

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马克思经济学与各种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对此我们不妨参照一个类比。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认识到生命活动是蛋白质进行的新陈代谢活动。但是蛋白质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什么产生和决定的？人们想到的是用蛋白质来生成蛋白质，结果研究了几十年，没有重大突破。1952年沃森发现：在蛋白质背后，还有一种支配蛋白质的东西，这就是DNA，它支配蛋白质的合成，由此最终支配生物的生命活动。与此类似，人类经济活动是人们关于财富的活动，这里的财富指的是实体经济的财富，是使用价值。工厂使用财富——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消费者使用财富——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来进行生活，政府使用各种财富来进行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打个比喻，经济系统中的财富，相当于生命系统中的蛋白质。

　　正像先前人们研究生命活动局限于研究蛋白质一样，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局限于研究财富本身：集中在财富交换价值的本质上，认为交换价值由财富本身的使用价值、效用价值、成本价值所决定，最后必然陷入逻辑循环。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在财富之间的交换价值这种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有一种支配财富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力量，这就是劳动价值，它通过货币形式支配着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从而是社会经济系统的DNA。人们用作为劳动价值的符号的货币，支配着物质财富，将其组装出各种物质商品与要素的组合形态，产生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劳动价值是一种支配社会财富的更深层次、更高层次的经济范畴。因此，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只是研究人们的社会财富行为的单层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双层理论，其核心是研究深层的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劳动价值——社会经济的DNA——如何创造和如何支配作为表层系统的社会财富，从而生成社会物质生活过程。正如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马克思的理论是最伟大、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论，它在社会经济学的地位，相当于基因学说在当代生物学中的地位。没有DNA的生物学理论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没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理论。

一切社会权力源自劳动

　　劳动价值通过下述过程支配社会财富。第一步是深层的物质生产过程。社会分工之后，发生了为他人生产物质产品与服务的社会劳动，这种劳动具有二重性，即自然性与社会性，既生产物质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也生产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的社会化的生命就是劳动价值，马克思称之为“价值实体”。其作用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用生命生产生命”的社会联系，蕴含着人们之间相互支配与相互依赖的“权力关系”。第二步是货币的出现，它使“买和卖分离”，“卖”实质上是他人对生产者的依赖性的提取，作为劳动价值的符号的货币实质上就是在市场中支配他人的“市场权力”。而“买”则是使用市场权力的过程，这种支配即是用作为经济生活中的DNA的价值配置资源，合成各种生产与生活系统的过程。第三步是货币权力演化为资本权力，资本作为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追求自身增值的剩余价值，乃是市场权力的放大器，它通过市场支配劳动者，以及通过配置生产资料来支配劳动者进行生产，从而物质化为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不断转化为资本，形成不断扩张的资本权力体系。第四步，流出生产系统的货币逐渐融汇为金融系统，资本权力进一步演化为金融权力，进而产生了虚拟经济，形成了当今时代最强大的支配全球的经济权力体系。

　　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意识形态将商品、货币、金融所具有的支配人与人关系的权力，理解为物本身所具有，从而产生了对商品、货币和金融的拜物教。《资本论》将此权力归源于社会劳动，破除了拜物教，确定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资本权力等一切市场权力由劳动创造，由市场权力产生的其他权力归根到底也是由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权力源于劳动。由此用“以劳动者为本”取代物本主义的拜物教。

透视社会的市场权力结构

　　有人把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不等于其本身的价值的现象，理解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证伪，这是非常幼稚的。实际上，商品价格等于其劳动价值的“价值规律”，不是一个“天然如此”的先验论的公理性假设，而是要通过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的规律，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价值规律便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随着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具有不同的有机构成的资本、各种土地所有权、各种专利权等分割由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些分割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偏离其价值。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使价格趋向于价值和使价格偏离价值的力量的对立统一运动，最终产生了相对稳定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所讲的远离平衡态的均衡态。《资本论》正是透过这种状态来分析社会的市场权力结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因此这种偏离不仅不是马克思理论的证伪，相反，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意义之所在。


　　在上述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证明的基础上，《鲜活的〈资本论〉》这本书的中心任务是两点：第一，讲述资本的巨大的动力作用，以及由资本吸收三种自然力所造成的现代三大危机；第二，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引进外资与发展民营资本，既充分发挥资本的动力作用，又在克服资本所造成的危机的过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先验的理论设计，而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中不断生成的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论》是一脉相承的。

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论〉》是对《资本论》的鲜活的研究。这种鲜活主要体现在从经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关注和肯定鲁品越教授的这一著作，实际上是关注与肯定一种学术研究的路向。

　　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严重脱离现实，即自我放逐于现实之外，只是在所谓“本体论”、“存在论”等中兜圈子。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割裂。这一割裂显然颠倒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发展进路，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从纯哲学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致力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才真正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再倒回到“纯哲学”领域，必然使马克思主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上海财经大学的张雄教授、鲁品越教授率领一批青年学者开创了“经济哲学”的研究，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这好似在中国学术界刮起了一股清新的风。这股风一方面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经院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扭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日益衰落的颓势。


　　我认为，当今中国有两个理论问题亟待进一步作出回答：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没有过时，在当今中国还有没有现实意义；二是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它站在如此鲜活的实践基础上解读马克思《资本论》，使其伟大真理得到鲜活的展现，由此一方面用无可辩驳的生动现实与逻辑力量确证了《资本论》根本思想的正确性，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剖析和引领我们时代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渝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又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与《资本论》的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成果。前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历史地位，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人类前进的旗帜；后者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即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成果。实际上，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论〉》对我所说的这两个问题已作出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知道，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当今中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一角度看，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论〉》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要说这本书的特色，就是书名前面两个字“鲜活”，这是最大的特色。“鲜活”在哪呢？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鲜活”在通过对问题的研究，激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觉得研究《资本论》，从直接目的来讲，是回到马克思、正确理解马克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应该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得出新思考，引领学术发展、社会发展，为现实生活服务。这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

　　第二，“鲜活”在理论穿透力。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这本书的副标题上——“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抓住了马克思的研究和以往的经济学研究的本质的区别。

　　第三，“鲜活”在强烈的问题意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在于有没有对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这本书直面现实，联系实际来分析研究问题，研究资本。对于当代世界性问题、中国发展现实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如何看待资本逻辑、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等重大现实问题，这本书都作出了相应的回答。还有一类问题是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如劳动价值论、社会时间、自然时间等学界的挑战性问题，这本书也给予了明确回答。

　　第四，“鲜活”在新颖别致。一方面阐述《资本论》，一方面阐述自己的理论创新。例如，第二篇里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时间、自然时间的理解，价值创造力的提出，还有关于理论的共识、创新劳动和常规劳动的理解，以及资本是市场权利放大器的概括，关于资本的本质学、形态学、现象学的概括，资本与三种自然关系的分析、资本与经济风险的分析，以及关于“跨越”问题的新意见等，都是新的理论创造。

　　最后，这本书本身是本质学、现象学的研究，但于形态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现在的资本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相比，更加多样，还有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下一步加强形态学的研究很重要。

《社会科学报》总第1491期3版   

建宇 发表于 2016-6-11 12:16
大凡一个学科的创立，就是研究对象的稳定化。

鲜活的资本论，弘扬劳动权力这一人本主义的新哲学！！动用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如您所言，保卫资本论从史的角度阐述了“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说明了“各种研究对象”的变动关系。。。。。

杨林林2323 发表于 2016-6-11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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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
　　　　　　　　　　　　　　　　　　　　　　　　　　——作者寄语


　　似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全不由有关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首先，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了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资本→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
　　作为预前交代，本书末章论及的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物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
　　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
　　其次，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对中国来讲，这是“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指向了批判。与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的经济学体系不同，现今所论之“中国经济学”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经济学人工作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鸿篇；
•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巨制；
•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最后，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关系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
　　中西方在发展关系上的深入交流开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庭（或家庭式的单位），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其理论彰显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总体：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特色），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的“同”与“不同”。
　　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并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最为新近的形式，是内容多姿多彩的时代的实践形态、民族创新工作形态。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固然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复经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纽结关系将会得到求解与有效澄清。

　　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可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的种种论调，主观通过死的文本藉以制造历史发展上的对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中国人当中，近代西学先驱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新学运动巨擘和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说出一些自绝于《资本论》向前发展的话，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看不清人们“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一味地“解读”和“捍卫”，使《资本论》的精神早已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皮囊。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和《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以英国为代表的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他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
　　鉴于此种情形，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按照文献综述的工作体例或计量的组织程序编排思想，形成“废料进、废料出”投入产出机制。以贯通方式处置对象，即是设法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而不阻止“二度创作”。这种行文方法看似不规范，实则可算本书的一个极为可取之处。于此，本书在实效上可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中级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身份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辩驳式，以回答“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问题”为设计宗旨。这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也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毕竟，对理论思维和民族工作内涵的双重的重视不足不够，足以掩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而执迷于盲目的科学语言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检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因此之故：

• 　　本书选题基于此历史文化沉积和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深航期这一伟大发展时刻，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整体借助这一历史洪流，以切近社会主义实践之工作决心，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历史蕴涵和中国工作内容，使之最终成为涵容人类全史之发展的“一块历史整钢”和“一块理论整钢”。
•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在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思想史与历史本身之工作统一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大力倡导，并不遗余力地践行之，取得初步工作成效。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更好地指示发展，逾越知识盲点和现实盲点。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宝贵财富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在于永远的历史指向性和对于实践的圆融贯通。

　　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若认可经济学是一历史科学分支，是由历史学转化而来，上述话语需要遵守。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因此，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则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但是，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确认物的客观。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是承认事的科学，确认物和事统一的客观规定。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进一步又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例如按照GDP增长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古代时期是迟滞不前的。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2000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
　　至此，如果有谁还不能够明白上述道理，本书作者很愿意用更扼要的语言，来试图指出中国工作体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体例。母子相扣，不惟时间，也涵括空间，在理解性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其工作单位。（2）与马克思的工作成果进行接合——从学科术语方面指认，即历史的思维、语言、方法。历史者，生长也，酿造主体规定——它的生成、生长的无始无终的发展过程。（3）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那就是行动的逻辑——实践的路径和行知的方法。（4）与辩证法成果及其语言体例进行接合——相生相克的系统作用路径或认知方法。要之，是矛盾系统的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共进。
　　这种方法即统一之历史科学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实践方法——批判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的表达方式和诸般表现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为中华工作系统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历史用语，其在工作取向上去除认识的神秘主义、认识论的至上主义，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工作语境中，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仍应归结为实践态的理论与行动的方法。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重又激活，绽放出瑰丽的、独特性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本书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方法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所倡导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进行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已同时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据之，本书写给那些正在思索着的人，并且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旨在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关于抽象个体理性的种种说辞；而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就在于纽结个体的政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工作与之对应。要之，全书宣扬以下的书写主题，并在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

• 　　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
• 　　回历史——回到马克思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即坚持历史生产认识；
• 　　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接合中的生产语言和认识。
  

能够深度挖掘，佩服

杨林林2323 发表于 2016-6-11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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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的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生产科学语言和认识。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各学科尚未分化且统一于大人文科学之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须勇于站在中国历史之甲板，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努力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具有浓烈中华文化气息和国际化发展气场之本土性质作品来。是为“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总之，以实践化的系统逻辑生成为纽带，全面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主旨，以此指导经济形态社会特别是中国经济形态社会之理论建构。本书的最终旨趣毋宁说在于书写历史，工作目的即在于在广大化的路径上揭露经济学的真相，乃还原事实，呼吁行动！本书以这一工作和行动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花草虫鱼：工作内容·体例·结构安排

　　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国人果真能正确地阅读与运用好《资本论》吗？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本当知难而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愈进愈阻，愈阻愈进，永无止息。可见，作为该选题上的写作，想做好做精，实为不易。如上交代，“居高而思”约束条件恐怕就是工作体例和内容，所以我们亦不能不就其“特色”做出正面澄清，给出恰当说明。按照王亚南的看法，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是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的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的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
　　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本书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现撮出“以史贯通”论说思路，条列其中的四点分析：
　　（一）历史生产思想——思想史批判。本书总体上执行了路标式思索与批驳式辨析结合的思想阅读方式，建构“非体系”的体系。以此种方式和态度对待，为了执行大写化的《资本论》工作批判逻辑，全书以批判引领，思想史批判原则贯穿全书。“以史贯通”逾越了16～19世纪的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理解每一时代的经济学的锁钥。就此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具有个性化特征。马克思动手写作之前系统考量“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印证了这一点。同时，《资本论》是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进行工作构型的。表明在发生史上，马克思主义并不独具欧洲区域特点，它和人类思想的总体发展休戚相关。简括地说，这一部分的工作把历史思想进程广大化了，并从内容上突显了历史浪漫主义，使其行动主义化，具有充足的主体审美价值。
　　（二）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体系。这是《资本论》的“实际发生史”。通过《资本论》创作，马克思旨在摹写历史本身。而以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时空为工作摹本，则达到了将各个发展段落有机串连的理论目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显露“为政之书”之精义。我们遂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刻画，转述其要、其神、其精。首先，以史贯通的工作路径在阅读上达到极尽渲染之氛围效果，若无格而有格：其回环的历史发展情节，曲折无法而有法；其夺人眼目的艺术构境，透露沧桑而饱含隽永。其次，在写法上，一十二部层叠而进之历史：路径鲜明、清晰，相互激荡，亦是一幅幅的发展白描，刻画各个发展侧面的经济形态特性；同样亦是穿透了具体历史环境束缚的对于人类史的艺术总写，读来令人整体回味，使人备觉信服，有荡气回肠之慨。最后，在工作摹写中，不仅高亮起来资本主义发生史，历史普适的社会主义批判精神也被大为高扬。因此在烘托“保卫《资本论》”的方法论线索方面，全书不惟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往往要求议论直奔主旨。
　　（三）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形态。建构理想乃是经济形态发生作用的“全部历史”。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洪流。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我们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因此，本书最后一部分固然以“中国经济学指要”冠名，工作实质委实指向了对于整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史”之探索。社会主义深刻的实践含义即在于坚持科学发展，深刻的理论含义即在于坚持科学批判。这看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项事业其实蕴藏了极大的历史合理性。中华2000多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
　　（四）以史贯通的《资本论》——理论工作结构和现实主义批判问题。要之，《资本论》不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狭义体系（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正面阐述的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批判，以之为前提，从社会客观和批判方面引出有关于总体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元素。以此观之，本书是试图在《反杜林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失掉现实主义，没有深刻的现实批判，也就不会有行动的主义，历史主义将失去具体依托，流于空泛。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切入着手安排工作批判原则。首先是对原则的总写，从社会思想批判角度将经济形态的现实主义批判区分成“历史观批判”和“社会观批判”。一者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域内的自我工作批判，一者有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批判（物象社会观批判）。通过批判工作的具体化，我们毫无讳言并公开声援这个观点：现代的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体系按发展规定来看，不过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方面，而现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对立面，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发展方面。整体看，两种批判是一对拱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批判地基上挖掘和整理历史新材料，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笼进行思想奠基。其次立足在广义背景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予以重新杷梳：历史时间为经轴、社会空间为纬轴。从发展序列上看，现实主义叠合为商品—货币—资本的批判逻辑。这种对客观和主观予以总体涵容与统一的逻辑全方位地展示一个具象性的“资本主义批判”，使经济形态批判日常化、实践化、具象化了。这种处置进一步使批判元素历史彰显，凸显了批判的本真含义——发展。最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逻辑合拢。此处，批判元素在辞命意谓上指向“社会主义批判”，隐含现实批判＝中国批判的命题意味。从而中国经济学凤凰涅槃，以越来越成熟的形态显世。总起来看，指向历史，亦就是指向现实；指向实践，亦就是指向批判。这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成功。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实践的成功引领使得批判行动现实化了，贴近了生活，工作具象为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可谓“执大象”，从中可提炼一社会客观批判工作体系。显然，它创立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整的批判逻辑铸成于四卷本的工作体系，即彻底的社会客观取向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当然，这只是个总路向）。孵化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胚种在《导言》中。又可以说，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宏旨的《导言》是《资本论》就方法论思想而言的“最初的蓝图纲要”，它事实上奠定了后来的写作。区别是一为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的发展）的计划体系、一为社会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实际工作体系；它们的联系则犹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客观批判体系升腾出社会客观批判的需要，成为其实际基础，因此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含意直接、体系初成的。其一，一般意义的客观批判体系就实际执行的功能而言，是在确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客观批判路径首次生产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具体的理由分述如下：（1）马克思运用自己初步达成的唯物史观思想，批判性地阐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精神现象的发展线索，包括对历史对象的掩饰、对社会对象的认识遮掩与庸俗化，以及有欠缺的范畴工作体系；（2）探明了以客观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3）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的建构元素的历史性和发展取向的规律内涵）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规定）结合角度，提出用以指导范畴生产的历史结构问题，明示其中的重要问题。其二，如上所论，客观批判体系旨在确立范畴的客观性。如《导言》提出了基于一般生产的客观发展：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及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这种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严格对应（可以说，范畴本身是一身兼二任的，即亦“主观”亦“客观”），在整个《大纲》的写作中是贯彻到底的。在研究要旨上，货币章关于货币客观发展的描绘同时是对“货币范畴”的规定，而资本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描绘亦是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阐明，等等。在《导言》第四节（著名的“经济学8条”）中，针对诸范畴的历史发生关系上的并列，马克思创造性提出界说：“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其三，尽管如此，客观批判体系仍然不能彻底解决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分问题，不能执行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工作批判的任务。客观批判体系固然说明了客观逻辑（生产的发展），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不能真正地区分开二者。不明白这一点的研究者后来以至于把生产的技术逻辑（生产力的发展）简化成“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用它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它的生产要素理论），并不知晓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的实质在于极力混淆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而使得技术逻辑和“虚假的社会逻辑”（物象逻辑）一体化。简要地说，在马克思研究对象思想基本成型的研究阶段，乃是从外部来确立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工作批判，仍然执行直接的客观批判，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规定在整体上还是“认识对置”的关系，这就有可能使社会逻辑“物象化”。这一工作缺口为后来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诸多的机会。
　　要之，政治经济学批判遵循了社会客观批判逻辑，而将单纯的生产的技术逻辑交由各门工艺学去处置。通过申明生产的社会逻辑和生产的技术逻辑无涉，免除了物性观干扰，这样才能真正取消物象性！但是所谓社会客观批判，即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描述与工艺学批判互补。政治经济学仅仅研究生产力的物质形式，生产力的物质内容交由各门工艺学即自然科学去研究。这一点意味着，在生产关系研究体系中，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的物质载体。相反，如果一味地把生产的发展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生长，就难免不会生出“事”和“物”的本体论，产生解释学和物象化的认识论主张。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发展，而在于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正是出于对范畴批判和范畴生产工作统一性的坚持，其对物象逻辑形成了内部批判。一句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内在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可见，社会逻辑不可能是技术逻辑的简单的形式对置，而在于寻求“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即寻求历史财产关系的客观批判。
　　

karst 发表于 2016-6-11 12:34
能够深度挖掘，佩服

全书由5个工作单元构成：写在前面（代序言）和第一、二、三、四部分。题录在前面的话可谓是“解题”。开局的第一章为和哲学界“对话”专门设置。第二章因应了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这样设置的目的在于突出批判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工作的立体交叉性，体现由方法论批判衍生出理论和理论批判的方针。批判归根结底集中于“本体论批判”。最高意义的批判（主推哲学批判）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各种形而上学这个公式，以杜绝各种非法的作为预设前提的“本体论”“存在论”“知识论”。鉴于当前的研究已达到了“各种学说”迷人眼的地步，从马克思主义及经济科学文献的根部予以清理，彻底澄清事实是实属必要的。开局的论证在首篇尾章得以实质性地展开，即第三章可谓是“破题”。整体看，这是面向实际和为了未来的阅读。第一部分旨在明确经济学之道：其一，说明“保卫”何以是方法或指方法论（主旨在志史），而“经济形态”何以是指理论或建构行动（主旨在批判）；其二，说明“保卫”和“经济形态”的相互衔接；其三，说明保卫《资本论》的行动对经济形态理论的工作转化。主题实写“运动”和“构造”两方面内容铆合，妥善安排它们的结合。
　　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行动议程或本身是研究活动这一规定，其生产“思想”（经济学建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是该活动域内最大的理论收获义项。连贯于三个研究序列：“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思想的发生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建筑”（思想的书写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运用”（思想的实践态）。要害之义在为经济学之思梳理根据、正源，在于对其宏旨端本，对时代的大用和中国之用进行勾勒、清源导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三者皆从发展出。它们逻辑关联着和彼此推进。又之，鉴于《资本论》是一体大思精的历史经济著作（马克思以“价值”笔削《资本论》犹若孔子以“礼义”笔削《春秋》），全书言说这样的思路：历史和批判→方法论和批判→理论和批判。在发凡起例上，第四篇乃是一理解上的机要和逻辑运思上的转折。（1）二、三、五、六篇本身是一工作整体（起联、颔联、颈联、结联），即是说“夜雨寄北”暗扣全书撰写内容的内在思想线索，是“思”的成长过程；（2）它归结二、三两篇，从康德主义路线批判出发，而又似乎“中断了”这种讨论，实为从另一角度进行归结；（3）马克思对机械、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针对了本体论，乃是对康德主义路线进行的批判性归结，在工作内容上则要隶属于五、六两篇；（4）总的来看，其总揽全局，结构承上启下，第四篇委实起到逻辑中枢的作用。显然，以上安排意在打破以虚假本体、虚妄理念为本位的非批判的认识，目的是强力清理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此种工作循环所滋生的语言体式——语言范畴、范式及其语义体例，建设性地颠覆之，清除受理性统辖之蒙昧科学，清除其认识规程和操持形式。

　　要之，第二篇（连同首篇尾章）难道不是对我国经济学教育——它显露出来的问题，从思想批判角度施加的一个史的刻画？第三篇难道不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史”的摹写与显露？第四、五篇难道不是对“政治经济学史”予以整体显露？第六篇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进行书写与提示？四大部的历史版块被集结为“五篇结构”，和首篇结构呼应、融汇，终形成行、基、建、用工作体例。行动的语境和批判结构集结为《资本论》的“横空出世”（规定），集结为“中国经济学”。主客观批判互动单元认识推进为历史本身和思想批判的互动单元，显明一种工作逻辑：社会主义运动而并非资本主义，乃是对人类史前时期文明形态的总写。毋庸置疑，作为归结全书内容主旨的最后一篇是对首篇工作逻辑的呼应，所谓“月移花影约重来”！要旨是把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始终看作同一的工作逻辑形态，而进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全面探索历史自身的行动和思想的统一。这是批判与建构之最高意义工作统一，亦是最高研究境界之实现！

　　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这只是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的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体例却也合乎科学，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致使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

　　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经济学工作系统是通过语言予以胶合的。因此理论经济学必须定位于“历史生产语言”，而不能如此颠倒或废止：以现象语言、物象科学语言反治其身，炮制“新八股文”；抑或以理论做游戏，拿理论当儿戏，请来应用当作挡箭牌和护身符，其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它们的存在。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本书愿以这殷切之寄语、这至诚至真之语，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潮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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