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1][2]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3]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4]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l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经济学人工作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l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鸿篇;
l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巨制;
l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最后,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关系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
中西方在发展关系上的深入交流开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进行理论反映[5],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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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它一方面使我们充分了解“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3-714页)另一方面,“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与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活动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2页)
[2] 特别注明:鉴于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文献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方便起见,本书从这里往下对其中的该社名称予以略省。
[3]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41页。
[4] 王亚南说明这二者原是无独有偶、相得益彰的。生出脱离历史的关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常识化、技术化)和脱离现实问题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玄学化),对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和阅读的人是有多重的蒙混和翳障的。如果把这种法式(把“财富的原因”知识化、条块化)和体裁(一味地对“财富的性质”进行抽象演绎)奉为金科玉律,那么,不仅助长了思想深处的自然主义认识,而且造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脱离实际和批判的理论无为主义、调和主义的行动,因为,“以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15页)
[5] 王亚南所说“中国经济原论”,是取世界域内的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