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3日下午3时,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发生一起老虎伤人事件。自驾游游客入园前按景区规定签订了内容包括禁止游客下车、禁止摇下车窗投食等安全协议,进入景区后,两名自驾游客在猛兽区下车后被老虎袭击造成1死1伤的悲剧。鲜活生命的逝去肯定是令人扼腕叹息,但是悲剧产生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只有明白原因并作出改变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这件事情反映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灵”。制度是人们行动的规则,可置信的制度对于人们形成关于他人行为制度的稳定预期进而做出相应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度是人们行为的“硬约束”,硬约束是人们行为不可突破的条件(消费者的收入、企业面临的资金和技术等)。建立在硬约束基础之上的理性人的最优化行为才能体现经济学权衡的智慧和乐趣。在“硬约束”文化熏陶下的人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会存有对制度的敬畏之心,行为有明显的“红线”,在此基础之上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西方刚性的制度文化和东方的“仁爱”文化在一起发生了别样的化学反应,我们很多“长者”有意无意的“兜底”将制度对人们行为由“硬约束”变为“软约束”。小孩做了不符合制度规定的事情家长会兜底,学生做了违反制度的事情学校会“兜底”,国有企业亏损了国家会“兜底”。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包容”,被“包容”的人无法意识到他们行为的后果,所以他们自然也不会做出改变。就像一个小孩由于好奇想去碰热水杯,每次家长都拦住他,告诉他热水烫。但这个小孩不知烫为何物,更无法知道为什么不能碰杯子,很难说服自己不要碰热水杯,也很难自己想碰杯子的行为。
风险意识不足是导致制度约束软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保护人们的安全是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遵守制度其实是自我保护,但我们却经常违反制度,这实际上是我们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别人不违规,甚至别人会帮我们化解违规给我们自身带来的风险。比如人们闯红灯时心理的想法)这貌似有些不合逻辑。我们经常会以为这是件小事,下次注意就好。但是他们忽略了人的行为具有记忆性和重复性,这一次也将会很可能是下一次的预演,而且很多时候会没有“下一次”(虽然损失的发生有一定的概率,但在很多时候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损失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老虎伤人的惨剧从概率上恐怕是非常之低,但是只要遇到了这非常之低的概率,损失难以抵补)。
“无巧不成书”,这次惨剧有很多“偶然性”,但是由于过往被“兜底”的行为而形成遵守制度的习惯以及风险意识不足是导致这次惨剧必然性,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只老虎”何时会出没。我们设想一下,在这次悲剧中,假设老虎没有出现,管理人员来劝阻或批评她,很可能她会和对方争吵,可能会说“最多下一次不这样就是了”,这样的认知和态度会对防范“下一只老虎”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们需要转变“仁爱”以实现制度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
首先、建立“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个体决策意识,建立合理的行为收益反馈机制。个体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会比集体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更为容易被感知,这样个体才会有效的修正自己的行为。东方文化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集体的存在优先于个体(我们身边被从家庭、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类型集体包围着),这种思维顺序弱化了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个体关于行为影响的认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弱化的收本对个体的后续决策影响更大。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身边的各种事情将“这是你的”、“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这是你的行为的结果”等理念植入人们的决策观念之中。
其次、强化人们行为的“红线意识”。我们首先要明确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个人应该坚持的底线,在此基础上从可以做的选择集合中进行选择。
第三、通过坚持逐步将“遵守规则”变为人们的习惯。从小事坚持,比如从不闯红灯开始开始累积自己遵守规则的资本,让遵守规则成为自己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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