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迷信
2016-08-07 杜车别 杜车别
【这是我写的“民族理论综合论述”文章里的一节,对许多人迷信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剖析驳斥。作为理论,必然枯燥。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则又是必须啃下的一个硬骨头,是更进一步理解涉及民族的众多问题的基础。如不能对这个问题有透彻了解,那凡是涉及民族问题,国家问题,往往糊涂。这里略作调整改写,发在微信公号,对于有愿望深入了解这个问题的人,可详细读一下。有益于破除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教条迷信。西方人在许多问题上的思维是极其混乱的,概念上就是一团浆糊。讽刺的是,许多人恰恰不动脑筋,对这种混乱都要顶礼膜拜,奉为圭臬。以此看待历史和现实,当然就完全摸不着头脑。甚至会炮制出所谓民族国家是近代产生,因此古代无所谓民族主义,也无所谓侵略的奇谈怪论。实质都是食洋不化,不能独立思考的结果。】
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界泛滥的结果,把西方人对民族概念的混乱蔓延到其他地区。更具体的说,当西方人在近代提出民族的概念,本身就因为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把大量与民族相关乃至无关的非本质因素和本质因素搅拌在一起,大杂烩似的罗列。当民族由宣传概念向学术概念转化,其内涵流变不断牵扯到学术解释,使民族作为学术概念内涵不断趋于混乱模糊,更难以形成一般共识,最终导致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团乱麻的局面。
中国在近代彻底移植西方一套术语标签体系,也同时把西方人的概念混乱移植到中国。再加上翻译错位,加剧了混乱。
这种概念混乱又导致对民族和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民族形成,民族演化阶段等一系列问题产生错乱判断,或者说难以形成共识。可以说,概念不清已严重限制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
这里侧重于辨析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民族何时形成的,以及民族演化阶段。
一、汉语“民族”一词的由来及它与西方相应概念的对应关系
为了把问题论述透彻,论述清楚,先不妨从汉语中“民族”一词由来谈起。
过去一长段时间内,一些人认为汉语古籍中并无“民”和“族”两字相连的用法,“民族”真正作为连用的名词是出现于晚清梁启超著作中,并且是引入日文造的汉字名词的结果。但经过一些学者考证研究,这种看法已经被推翻。
如2001年茹莹在唐代文献《太白阴经》中找到的记载:
“夫心术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贤人得之以霸四海,王五洲;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1]。
而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早的记载,郝时远在《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一文中举出了十个古籍中的例子来“证明‘民族’一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2]。
其中最早的一例是出自南朝宋齐时期的道士顾欢的《夷夏论》,其中一段话是:
“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
按照郝时远的解释,这里所谓“民族弗革”,“系指国人的族属未变,而所谓族属即华、夷之分”[3]。和现在的含义基本一致。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古籍中“民族”代表与“皇族”相对普通百姓,或泛指一般民众,其含义并不固定,且使用频率不高。
近代首先把“民族”一词对应于国外相应概念,应和传教士与当时人合作翻译有关:
“道光十七年(1837)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一语”[4]。
考虑日本本身汉学背景,以及对中译西书以及中国当时西学著作的积极介绍,则日本后来所采用的“民族”一词可能恰恰是从中国引进的结果,而非传统所说的中国的“民族”一词是从日本引入。
但“民族”一词被频繁使用,以及明确对应并用于翻译西方nation一词表示的概念,则确是受日本影响。[5]
如郝时远所说,梁启超流亡日本受日译的西方国家民族理论著作很大影响。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思想也是在西方“nation”等概念基础上形成,是所谓“清末民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集大成”。
从以上介绍来看,尽管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早已有之,并且个别地方,意思类于今天说的“民族”概念,但该名词组合固定化,使用频繁化,恰恰是作为对西方nation一词翻译的结果,这点应无疑问。
有些人正是以此为据断言,中国近代以前没有民族。连民族概念都没有,哪来什么民族?或者退一步说,就算有所谓民族,那也没有民族主义,而且这个民族和近代西方的民族相比是所谓的古代民族,或者广义民族。只有在引入了西方概念之后,才有了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这种观点完全谬误,和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中国古代早就有符合今天所用“民族”一词含义的相应概念,即便用现在最严苛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只不过并非用“民族”这个词来代表,而是用“族类”这个词。在江统《徙戎论》里基于“族类”一词给民族所下的定义已经比西方近代的民族概念更为完备和成熟。这在我写的相关文章中有详细论述。
当然这点并非这里要论述重点,此处只需知道“民族”一词中国近代被普遍使用,其发端是同西方nation概念的对应。
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汉语“民族”含义产生了独立演变,而西方“nation”一词含义同样产生了变迁,这两种变迁趋势某种程度上循着相反的方向。以至于现在已无法把“民族”一词的含义同“nation”一词完全对应起来,但是它们的联系也无法完全切断。
所以就形成奇怪的情形,许多学者不止一次的指出西方的nation现在更多表示的是国家,或国民,而非中文“民族”之意,但大量情况下,“nation”仍被译成“民族”,而非“国民”,或“国家”,这其中包括对一些理论性著作的翻译。如埃里.凯杜里的《Nationalism》是被翻译成《民族主义》而非《国家主义》或《国民主义》,厄内斯特.盖尔纳《Nations and Nationalism》是被译成《民族和民族主义》而非《国民与国家主义》,名词如nation-state,在大部分情况下依然被翻译成“民族国家”(尽管已经有人强烈建议应该翻译成“国民国家”)。似乎大部分人感觉是把nation依然翻译成民族有不妥,但翻译成国民则更不妥。
除了nation外,西方还有许多在一定情况下可和“民族”对应的单词,但这种对应,也仅是部分,而非完全。列举一下的话,大致有如下几个:nationality、ethnic group、ethnos、people、peoples、race。这其中又以nationality、ethnic group与民族的对应程度以及聚焦程度最高。
简单说一下对应关系的话,中文“民族”除少数用法以外(比如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常用情况下是不依赖于国家概念。也即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民族,一个民族也可分布在许多国家,而判别民族核心依据还是文化与心理认同,已基本回归到中国自古就有“族类”一词的定义上来。而那些例外用法,是受西方nation等概念影响结果,往往显得突兀怪异。
为行文方便,以下提到“民族”一词除特别说明外,都非作为西方nation、或nationality,或ethnic group的翻译,而是一个独立概念,含义是在一些其他因素(主观想象的血统因素、宗教因素、地域因素等等)作用下围绕文化共同体这个核心而波动的心理认同凝聚成的人群。
而西方的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概念,严格说来都和与“国家”的关系有关,粗略的说,这三个单词是按照离国家距离,从近到远顺序排列。离国家距离最近的是nation,次之则是nationality,再次之则是ethnic group。
比如nation含义,一般认为当一个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时,或者说拥有自己政权时可被称为nation。但这种描述虽可能是最接近于nation的描述,其本身还是充满混乱与含糊。具体运用nation,或具体去理解nation时,仍充满种种不确定,甚至自相矛盾处。仍有许多情况,尽管不符合这个描述,依然被称为nation,而这种不确定与自相矛盾,是nation这个概念本质性的缺陷所致结果。
至于nationality,很长时间里,所谓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的民族都是用nationality来翻译的。也即在中国翻译者看来,nationality并非如nation一样是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概念,而可以是那种并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但这种理解,在西方人看来,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用nationality表示的民族虽然并不一定是已经建立了独立国家,但却至少是曾经建立过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者说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意愿与可能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把五十六个民族都翻译成nationality,在他们看来无异于鼓励国家分裂。
不妨看看一位美国学者郝瑞[6]对此发表的意见:
“事实上.术语nationality如其在英语中通常被使用的那样.与‘民族’.即中国同行把它译成英语nationality的那种概念.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以至于英语人类学家们推测中国的民族学家们完全误译了‘民族’,他们真正要说的与其说是nationality.倒不如说更像ethnic group一些;就此而言他们对这些‘民族’(等于ethnic group)的分类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现实中‘民族’与英语民族学家们当作ethnic group来看的那种东西显然不符。”
“伴随人民自决观念形成,术语nation和nationality就与政治独立或政治自主权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是存在着某个没有它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的nation和nationality,那么这就是一个应该予以纠正的错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的问题的根源。这种翻译对于蒙古人或维吾尔人也许可行,因为他们毕竟在晚近历史的不同时间建立过国家,但对于鄂伦春人或保安人则行不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去建立国家。显然,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并没有考虑到人民自决和国家独立这种重要的思想意识。把‘民族’一概译成nation就更不合适,因为nation意指一个独立国家的实际存在,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它实际上就是country的同义词”[7]
既然现代英语里nation和nationality实际上都是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概念,那么ethnic group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ethnic group的意思和国家最为无关,是纯粹从文化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纯粹从心理认同上确定的一个群体,但是这种表面无关本身也是一种反向决定。该词本身就意味着那些有资格称自己所属群体为nation或nationlity的人不会称自己所属的群体为ethnic group的。且该词的含义虽已被推广,但其本来是带有歧视性的。
朱伦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至于‘族群’(ethnic group)的实际应用 ,不管古希腊人的观念如何 ,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是有歧视性含义的 ,主要用来称呼那些落后的异教、异种人民。欧洲人一般不称自己为‘族群’。这种歧视的痕迹在当代美洲国家中依然可以感觉到:对欧裔人习惯称“移民”而不像对印第安人那样称“族群”。当然 ,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族群”的文化与种族歧视含义在当代已逐渐被淘汰 ,以致于一些人类学家把它界定为一个中性术语 ,其含义同“人民”。但是‘族群’在政治学上的歧视性含义仍然保留着。‘族群’没有建立单独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 ,这是‘族群’有别于‘民族’的本质规定。”[8]
从ethnic group本带有歧视性这点出发,与其将之译成“族群”,或者“民族”,倒不如译成“夷类”或“夷狄”,然后也让一些中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发一个声明,将“夷类”界定为中性术语,这样的话,倒可与“ethnic group”完美对应了。
以上是简单说明中文“民族”与对应西方几个主要概念间关系。如严格按西方的看法,中国所谓五十六个民族,其中的一些民族如汉族、蒙古族(对应蒙古国)、朝鲜族(对应朝鲜)、京族(对应越南)、白俄罗斯族,……等等或是可译成nation或nationality的,而一些有分裂独立活动地区,比如西藏,新疆的民族,西方敌对势力也愿意将其称为nation 或nationality的,再有一些民族,如满族,或可以对应于ethnic group;而还有一些中国民族(同样是被列入五十六个民族的),在西方看来,则可能连ethnic group都不能对应,因为那些在中国被当成民族群体,连基本心理认同都不具备,完全是政府表格确定的,那就不知怎么翻译了。
从上面介绍看,似是西方人根据民族与国家关系紧密程度不同,对民族这个概念做了更精细划分,以至于中文中民族的概念,西方至少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概念来区分。以常理来说,概念划分更精细,自然思维更精密,因而表意也就更准确,概念体系也就更优越了。但事实果真如此么?在我看来,大谬不然!
西方人这种把民族概念同国家概念搅拌在一起的做法,非但没有使思维更精密,表达更准确,相反使思维更混乱,效率更低下。更因此造成整个关于民族的理论无法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而充满了随心所欲和想当然的判断,理论思考也无法真正深入推进。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接下来的内容就对此做一个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