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古真实目的是革新进步。故儒家一方面有以古人为楷模榜样,尊崇尧舜,三代之论述;而另一方面强调革新,乃至强调革命之必要性的文字向来不绝于书。
《大学》里言新民,言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对“新”之强调贯穿始终,不必赘言。
《中庸》则引孔子之言曰: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释曰:“反,复也”,此相当鲜明之反对复古的态度。
程子曰 “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生周之世,而从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灾之道也。”[1]
《朱子语类》说“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 ‘议礼、制度、考文’之事。”[2]
故儒家之尊古,和变法革新,与时俱进是没有矛盾的。尊古者,尊崇古圣先贤天下为公之精神,而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法制度或先人之主张。
程子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3] 又曰“随时变易以从道”(《易传序》)
即便是圣王的制度,只要是出于人民利益的考量,需要改变时照样应该改变。
“盖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後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风,何足以论治道哉?”[4](《明道先生文.论十事札子》)
根据时代条件之不同而有不同主张,此是儒家应有之义,以孔孟为例,程子曰:
“孔子时,唯可尊周,孟子时,方可革命,时变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5]
“或谓孔子尊周,孟子欲齐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树,有可栽培之理,则栽培之,不然须别种。”[6]
程子这段话可见儒家不但不僵化保守,也和愚忠之类毫无关系,考虑问题根本出发点在于百姓利益。尊君与否则视情况而定,是次一等的工具价值。对待一个王朝,就如一颗树,可以栽培扶持让其造福百姓,则栽培扶持;若不行,就需要换一颗种。此何其开通明达之思想。
朱子也对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有更详尽之阐述:
“愚谓周以失道,寖微寖灭,孔子作《春秋》虽云尊周,然贬天子以达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亦屡书矣。至于显王之时,天下不知有周室,盖人心离而天命改旧矣,是时有王者作,亦不待灭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圣人心与天同而无所适莫,岂其拳拳于已废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祸无已哉?”[7]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8]
其实周王朝到春秋战国时代,衰弱无力则有之,也无甚特别暴虐无道之事。但在朱熹等儒者看来,若其无力行使为天下百姓营造和平安定生活之国家职能,亦可谓“失道”,则天下士人固不必拳拳钟爱于此“已废之衰周”。
儒家尊古,但绝不僵化保守。儒家提倡变革、革命有深厚之学术传统,理论渊源,此从程朱对《易经》之《革》卦的注释解说,也可以见得分明。
程子释《革》曰:
“弊坏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于正,道则可久,而得去故之义,无变动之悔,乃曰悔亡也。”
变革需要逐步争取人民之理解支持,故程子释“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曰:
“事之变革,人心岂能能便信?必终日而後孚。在上者于改为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终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9]
“革”是自然变迁之道,也是“社会进步”之道,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之必须,具有极其重大之意义,可以上升到
哲学的高度,故此程子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曰:
“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
这段话里其实也是程子对“革命”一词下了一个粗略定义,是一个时代的更替和改变。“时运既终”可以理解某个体系所具有的积极效益已经被挖掘殆尽,难以维持继续。
变革关系甚大,既需要慎重,也需要果断。既不能时机不成熟时急躁冒进,搞左倾冒险主义;也不能在机会到来时,犹豫不决怯弱畏缩,搞右倾投降主义。
以慎重而言,程子释“初九”卦辞曰:
“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时则初也,动于事初,则无审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则下也,无时无援而动于下,则有僭妄之疚,而无体势之重。”
以果断而言,程子释“六二”象辞“巳日革之,行有嘉也”曰:
“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疚也”
果断与慎重合而言之,则释“九三”卦辞曰:
“在革之时,居下之上,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唯当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刚明,审稽公论,至于三就而後革之,则无过矣”
变革也好,革命也好,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消化巩固已经取得成果。采取温和但坚定的措施夯实基础,而非贪多务得,一味冒进。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看似高调无比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再革命,冒进再冒进,最後往往会吞噬革命成果本身,结果反而大倒退。另一种则是意志懈怠,软弱涣散,守旧势力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最後又重新回到旧路上来。需要“守贞”来防止两种倾向。故此程子释“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曰:
“小人,昏愚难迁者,虽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从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变化,然有下愚,虽圣人不能移者。”“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为成矣。苟更从而深治之,则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终而又征,则凶也,当贞固以自守。革至于极,而不守以贞,则所革随复变矣。天下之事,始则患乎难革,已革则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终,戒以居贞则吉也。”[10]
程子之进步思想,亦体现于对《既济》卦的注释,彖辞“终止则乱,其道穷也”,程子释曰: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以穷极也。”[11]
朱子对《革》卦的注释没有程子这么详尽,但态度亦相当鲜明。《朱子语类》:
“因说《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番,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小补之’者,谓扶衰救弊,逐些补缉,如锢鉴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则须彻底重新铸造一番,非止补其罅漏而已。”[12]
[1]《二程集》第1162页
[2]《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第2142页
[3]《二程集》第15页
[4]《二程集》第452页
[5]《二程集》第401页
[6]《二程集》第415页
[7]《朱子全书》第24册 朱文公文集第3530页
[8]朱子全书》第24册 朱文公文集第3532页
[9]《二程集》第951页
[10]《二程集》第955-956页
[11]《二程集》第1018页
[12]《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第2462页
从以上论述可见,儒家尊古,但绝非是要复古,更非主张
历史退化论。朱子一些论述可以看出,他总体上把上古看成原始蒙昧、不开化时期,圣人则起个因势利导作用。朱子曰:
“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 ’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说时,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么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装了。”[1]
以施政举措而言,程朱理学也不认为应死守祖宗之道,对《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子态度相当鲜明,当改则改,可以等三年而改,情势所迫时可以不待三年而改:
“三年而改者,意其有为而言也。其不可改,则终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则又非常之变亦不可以预言矣。善读者,推类而求之,或终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则不待三年而改,顾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则不可无耳”
“必不得已,但当至诚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隐忍迁就之云乎?”[2](《四书或问.论语或文》)
《论孟精义》里涉及此问题,朱子引用的范祖禹之评论亦可代表他自己的态度:
“范曰:若其有过,父在则当争,父死则当改,不可以待三年也。”[3]
朱子本身就是一个变法最大的提倡者。《朱子语类》中对时弊之揭露,对变革之呼吁随处可见:
先生曰:“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又云:“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问:“朝廷合颁降礼乐之制,令人讲习。”曰:“以前日浙东之事观之,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後夔,亦呼召他和气不来![4]
“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了耕战。此无道之言。然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甚事,真所谓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真是可忧!”[5]
故此朱子对王安石之批评不在该不该变法,变法本身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变的合理,变的成功。王安石的问题是不得其法,又过于粗暴急躁,导致结果糟糕:
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6]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後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道夫问:“新法之行,虽涂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问:“若专用韩富,则事体如何?”曰:“二公也只守旧。”“专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须还他全别,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谓其‘志节慷慨’云云,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7]
“安石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8]
对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起先也说要变法,後来一看情势不对就转而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群起围攻者如苏轼之类,朱子是看不起的:
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後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後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後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荆公後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 。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後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且如役法,当时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荡。当时于此合理会,如何得会破荡?
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书,所言皆是,至後来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终也。[9]
盖介甫是个修饬廉隅孝谨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简放恣惯了,才见礼法之士,必深恶。如老苏作辨奸以讥介甫,东坡恶伊川,皆此类耳。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欲更新之,可惜後来立脚不正,坏了。若论他甚样资质孝行,这幾个如何及得他!他们平日自恣惯了,只见修饬廉隅不与己合者,即深诋之,有何高见![10]
东坡荐秦少游,後为人所论,他书不载,只《丁未录》上有。尝谓东坡见识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11]
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幾不能行,求入于家人诀,而使者不听。[12]
对元祐诸人,因反对王安石之故,一切反其道而行,连应有的变法都弃置不顾,朱子也是相当惋惜。
今日偶见韩持国庙议,都不成文字!元佑诸贤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乱讨得一二浮辞引证,便将来立议论,抵当他人。似此样议论,如何当得王介甫!所以当时只被介甫出,便挥动一世,更无人敢当其锋。只看王介甫庙议是甚么样文字!他只是数句便说尽,更移动不得,是甚么样精神!这幾个如何当得他!伊川最说得公道,云:“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13]
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後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
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後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14]
“ 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佑时,温公废了,深可惜!盖此是已成之事,初时人固有怨者,後来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却将来废了,可惜!”
“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
“元佑诸贤议论,大率凡事有据见定底意思;盖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又曰:“元佑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15]
程朱理学一向被人扣上僵化保守反动的帽子,此是大部分发议论者皆不读书,人云亦云所致。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对变革一向采取开明态度,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百姓,有利于文明进步为取舍。无论古今,理性判断认为是对的就施行,不对的则废除。此在明代之方孝孺,论述也甚为明白:
“故法茍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诚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恶乎变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纷更之,出于已者以为是,出于古之人者以为非,是其所当非,而非其所宜是,举天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繇,是法不可行也。”[16]
“以古为高,以今为卑,随人为轻重,狥时为毁誉,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渉乎道之流,未造乎术之垣,私意之变眩其中而不自知为惑也。君子之取善,则异乎此。善诚足称矣,忘今之为非古;诚未足取也,忘古之为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时与世而尽忘之,而况较其身之贵贱显约乎?以贵贱显约视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观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17]
“故遗今而专乎古,则其失为固;遗古而务乎今,则其失为妄。固与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贵也。”
“善学圣人者:古之善,吾学之;今之善,吾亦学之。今之不善,吾恶之;古之不善,吾亦恶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将取以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则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弃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18]
[1]《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第2185页
[2]《朱子全书》第6册第627页
[3]《朱子全书》第7册第50页
[4]《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3517页
[5]《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3530页
[6]《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4000页
[7]《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第4035页
[8]《朱子全书》第23册 《朱文公文集》 第3381页
[9]《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39-4040页
[10]《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54页
[11]《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58页
[12]《朱子全书》第22册,《朱文公文集》第2091页
[13]《朱子全书》第17册 《朱子语类》第3494页
[14]《朱子全书》第18册 《朱子语类》第4034页
[15]《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第4042,4043,4044页
[16]《方孝孺集》第83页
[17]《方孝孺集》第460页
[18]《方孝孺集》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