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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务经济的三个策略
黄焕金
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实际上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服务，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些具有基础性长远性意义的制度。其中有三个制度构建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第一，政府成为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主体以营造让企业专心讲效率的体制，第二，从防止“劣货驱逐良货”和保护企业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意义上进一步打击假冒伪劣现象，第三，构建让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能够充分受益的金融体制。
一
今次经济危机使政府认识到，扩大内需需要构建更多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应该从新的意义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新角度就是“让企业专心讲效率”。过去曾经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改为“首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这些讲法都有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用平均来定义“公平”。效率就是公平，谁的效率高贡献大谁就应该获得更多分配，这是公平的意思。平均不是公平，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正因为它很不公平，所以它无法起到激励经济发展的作用。“让企业专心讲效率”，企业有权根据自己的效率最大化而决定自己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并且不需要承担员工失业、养老的保障责任，让企业尽可能减小负担，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只要企业有竞争力，那么整体经济就会显现出旺盛发展的态势，国家经济发展就好，收入就大；相反，如果企业被一些非生产要素拖累，则其产品成本难以降低，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之所以不得不破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负担的各种福利保障水平过高，从而增大了企业产品的成本，无法与日本、韩国汽车相竞争。企业员工要求企业负担过多的福利，一旦企业因此拖垮，则不仅工资、福利没有，连就业机会都丧失了。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破产给其员工的深刻教训。
在企业以讲效率为核心的同时，国家则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来提供原来由企业所提供的这些保障，或者国家营造一个社会保障机制，动员社会资源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比如社会保险即是一个很好的机制，通过国家、企业、个人缴纳及社会捐助等方式创建充实保险基金，从而实现“多数保障少数”的保险机制。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实际上被看作一个纯保障机构，国家开办企业的目的之一是吸纳就业人口，就象农村搞“人民公社”而将农民个人的生存纳入集体之中一样。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必须讲效益，只有讲效益，企业才能生存，才有竞争力，企业也才对国家与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而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状况下，国家就必须承担起人民的保障责任，成为它的所有公民社会保障责任的承担主体，而不再将自己的责任推给企业。在国家成为其公民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企业吸收的就业数量多，就应该得到国家相应比例的税收优惠，因为这是企业分担了国家对公民保障责任后国家对企业的回报。
二
一个企业要发展，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依靠产品创新。但这种进步与创新是有成本的，因此，关键的问题往往还不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而是企业为这种创新所付出的成本能否得到应有回报。这样，要使企业获得创新回报，国家就必须提供这样的服务：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及其市场。假冒伪劣产品与市场不仅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而且破坏一个国家的创新环境，损害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有效服务，久而久之，必定会形成“劣货驱逐良货”这种“正不压邪”的局面。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就会形成一种循环：劣货越来越多而好货越来越少；因为，每个生产者因其它生产者生产劣货而占有了市场，迫使他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这样，最终把所有生产者，把整个行业甚至整个国家经济都拉入到劣货的生产中来。比如，在公路运输上，开始时只有极少数车主超重运输，但这种车主通过超重运输所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而压低运输市场的价格，占领更大的运输市场，迫使其他车主不得不跟着超重运输。如果政府对这种行为不进行有效打击，要不了多久，所有车辆都必定超重运输，因为不这样，车主就很难经营。这是典型的“劣货驱逐良货”。因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不仅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措施，而且更重要的是阻断“竞相制造劣货”的群体现象，确保一个国家拥有一个科技创新与良好发展的环境。每个人都知道打击假冒伪劣的必要性，但是人们只是用独立事件的眼光来定位假冒伪劣现象，而不太明白假冒伪劣行为自身会导致一种“癌细胞扩散”式的危害。
三
目前，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已经投放了多达4万亿的贷款，但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仍然没有解决，中小企业没有分享到这些贷款。这说明政府剌激经济措施的效果并不太理想。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已经占有主体地位(请注意，“主体地位”与“主导地位”是不同的)。现在越来越清楚：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这些企业的需求拉动，占据基础资源地位的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它们作为中小企业原料性资源的提供者，尽管它们大多处于垄断地位，但它们的发展增长，必须要依靠这些中小企业需求的拉动。比如电力行业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但如果全社会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不好，需求下降，那么电力行业就很容易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又如，中国钢铁业从经济危机前价格迅速上涨到危机后价格的大幅下跌，也说明国有经济并非一个可以独立于私有与民营经济之外的经济系统。那种将私有民营经济放在次要地位的政策导向，其实是错误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并且民营经济具有更基础性的意义（因为第一，它对国有经济具有需求支持的作用，第二，它是13亿人口中绝大多数就业的容纳地带），尽管今天的国有经济已经退缩集中于那些基础资源的垄断行业。那种“优先发展公有经济”的人为的错误导向不知如何能够实现？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同步发展，根本没有相应相应的需求来支持国有经济增长，它又如何能够“优先发展”？
所以， 剌激经济政策如何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如何构建让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够充分受益的金融体制，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我们知道，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是浙江温州等地方，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些企业的强大活力。而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更多来自于社会融资，而融资的资金来源，则更多来自于自有资金或者所谓的“地下钱庄”，而不是来自于垄断了绝大多数金融资源的国家银行。这自然使人感到，如果金融资源能够开放，则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将会得到更及时有效的资金供应，它的发展肯定会比目前更好。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则具有巨大意义，第一，它是社会就业民生的基础，第二，它的需求是国有经济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它的机制最灵活，创新自主性最强，最能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情况。因此，构建让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够充分受益的金融体制，是中国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如何建构这个金融体制呢？当然是打破目前金融行业的垄断状态，让社会金融机构得以合法运营，是一个关键步骤。对于象“地下钱庄”此类的金融行为，如果国家不承认它的存在，不加以引导、改造并利用，则它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它所产生的问题大多是它处于这种状态所导致的。因此，既然国家不承认并不能杜绝这种钱庄的存在与运作，不如对它进行引导、改造并加以监管和利用，以此建构一个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比较宽松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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