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论创新及其条件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从“追赶”西方列强的阶段进入了“超越”世界强国的阶段。追赶时前方有目标,只要简单模仿即可,但是进入超越阶段之后,前方不再有榜样,“创新”已经成为中国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
创新的难处之一是不知道这个“新”在哪里。日本在家用电器产业雄踞世界之首后,政府把高清晰电视作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目标。但决策者没有想到,模拟电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的“新”是数字电路。辍学大学生乔布斯最初作为玩具在车库里创造出来的个人电脑,才是未来之星。
国家和大企业只能去试探少数可能性,但这样做失败的风险太大。就好像在公园里找钥匙,探照灯的亮度虽然很大,但数量有限,不可能照射到每个角落;手电筒虽然小,但是大量人拿着它们分头寻找,找到钥匙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当然,在个人或小微企业找到初步的创新方向后,国家或大企业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接力开发,使粗陋的原始创新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成熟产品,其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
创新的难处之二是思维定式会阻挠新思维的诞生。大企业在创新之战中败于年轻人,司空见惯。庞大的 IBM 不敌年轻的比尔盖茨;二三十年之后,比尔盖茨的庞大微软又不敌年轻的谷歌。
因此,中国需要大量思维活跃、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人去探索。个人自由不仅给了个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更使人们能够海阔天空地去思想,去形成新的思维,而且乐于表达出来,而不是因为担心异于旁人的好恶标准而被自己枪毙在自己的大脑里。
各种标新立异的音乐、舞蹈、绘画、行为艺术,甚至色情作品,表面上看和科技创新没有关系,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训练,暗示和鼓励年轻人去创新,去打破现有的界限,也提高了社会大众对新思维和新事物的宽容度。
虽然最终成功的创新者只是少数几个人,只占全部探索者中极小的比例,和全部年轻人相比更是极少数,但他们是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如果没有水下部分的巨大体积,没有大量其他探索者作为基数,没有无数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没有宽容的社会大众,这些少数成功者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
中国的决策者们不能只看见美国少数成功者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而不去关注孕育他们的温床,否则“万众创新” 的良好愿望将会变成无本之木。
(摘自 2015年11月香港浸会大学“普世价值再思”论坛稿件“中国未来的出路是思想均衡、路径现实”,全文:http://www.loong.cn/hj/2015hk/hj-20151128-hk.htm)
该文摘要:
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集体主义在中国追赶西方列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大量个人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在超越及其后阶段,中国前方不再有榜样,因此创新至关重要。能否充分发挥个人的探索积极性,决定中国的未来。但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必须均衡。个体的彻底解放往往意味着族群开始走向消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给予文化和社会基础足够的时间跟上政治制度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例如利用人大作为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平台,有序可控地利用民众的力量推动变革。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在失控无序的环境中,只有最不受道德观念约束的枭雄能够称王,这将是人民的巨大灾难。港澳台应该成为大中国区的思想基地,同时也为自己获得经济发展动力和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