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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宣传中国文化的声势这几年铺天盖地，以前看何满子的散文，说八十年代就有一阵子热过,可是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就是以前的上百年巨大抹黑从来没有大规模针对性破除澄清过。
杜车别的《弘扬儒家的意义》一章里第四节《复兴华夏需除三病》第一个就是“以骂祖宗为能事”，并且说“清末启其端，至文革则为巅峰。名曰反思，实则为全盘抹黑。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只要加上‘封建’两字，立刻变得一文不值”。
对于“清末启其端，至文革则为巅峰”这句话，我刚看到时还有一些意外，原来也见过被秦晖忽悠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青云证道指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是一脉相论的快论，网上已经见过资中筠文章反驳过，新文化运动以后是各种思潮多元繁荣的景象，与文革宗教裁判所似的思想钳制，古今中外全部抹黑成“封资修”异端完全不同。后来觉得，其他方面有很大差别，不过就是在“以骂祖宗为能事”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所以归入同一条线索。
现在虽然开始大规模宣传中国文化，可是之前的全面系统抹黑没有大规模破除澄清，能有多大的效果呢？？就像对一个人，以前说他杀人放火，十恶不赦，那些抹黑污蔑的说法没有彻底澄清之前，突然对这个人进行歌颂，说他怎么怎么好，能有多大效果呢？？
查到杜车别第一次受邀演讲的主题是《洗清泼在明朝历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脏水》，《儒家共产主义引论》文档也把《洗清泼在儒家头上之脏水》放在第一章（发的贴子是第二章），估计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
举一条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杜车别说的“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只要加上‘封建’两字，立刻变得一文不值”。
毛泽东有一段话，前几天我还在百度贴吧见到有人引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句话不算错（按彭述之的说法，这些提法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的“背书”，还什么“民族矛盾本质是阶级矛盾”之类也是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正是因此，准确判断一个社会的形态经济政治背景这些社会形态尤其重要，如果对社会形态判断错误，对文化的版本性质判断也会错误。毛泽东把郭沫若发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污蔑搬进自己的文章里以后，不仅强制塞进教科书，还有一大批写手几十年开始玩命论证这种说法的“正确”，就等于从名称定义和实际内容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抹黑，比如说先秦是“奴隶社会”就因此推论出儒学“复辟奴隶社会”、“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等鬼话，说以后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是自然经济，就有“五朵金花”等一大批人玩命论证中国秦以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杜车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一文里，《对自然经济统治地位论的批判》一节，引用吴承明发明的“自然经济四层含义”说，按吴承明发明的这种理论，可以把工业革命以后也论证成自然经济，何况是中国古代史。
杜车别文中引用的资料，五十年代初尚钺提出了也是相当保守的明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就被整得家破人亡。后来得知，中国人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也受到李根蟠类似的攻击。说穿了就是有些人已经把一些冠以“马克思主义”，或者攀上了这个阔亲戚的理论，每一种观点、方法、结论，都被当成了宗教圣经，变成神学化的信条（比如社会革命的目标和革命史被解释成了“反封建”，李根蟠就是以抽掉了革命史的目标攻击的冯天瑜），一看到不一致的说法，都认为构成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权构成威胁大惊小怪，出现宗教裁判所似的思想钳制的把戏。区别只不过是李根蟠已经没有了当初整尚钺的人的权势，只能发几篇表现一下这种大惊小怪了。
对于这种“封建社会”的严重污蔑，有些人大概没有意识到恶果的严重性还想要“坚持”，有些人虽然对其中的一些说法有些怀疑，但是还是远不够详细和彻底，不彻底的表现大概有两种，一是存名废实，二是存实废名。
“存名废实”多出于八九十年代，当时的人物对社会阶段理论还远没有怀疑颠覆到现在这个地步，表现就是保留“封建社会”这个名词，但是已经推翻了以前“自然经济”的各种说法，典型的就是邓福秋，他的论文已经明确分析西汉市场经济的发达，国营私营产业雇佣劳动规模巨大，各行为都保持20%的平均利润率这些标准的他自己也说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市场经济特征，却还称当时为“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
“存实废名”是已经不同意“封建社会”这个名词了，却还认为是“自然经济”等原来论证成“封建社会”的经济观点，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怀疑比较多了，不愿在名称上使用社会阶段名词时的产物。典型的是冯天瑜的《“封建”考论》，虽然各种“封建”观进行考证后得出了中国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可是还认为是自然经济，关键的错误是把家庭手工业当成了自然经济，而且已经明确否认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引用马克思一封含义未必多明确的信论证仅适用欧洲社会发展史。这些观点和马拥军教授完全一致，上次说了几天马教授坚持的就是这几种观点，所以看了冯天瑜的论述以后才会怀疑马教授是直接师承冯天瑜的。
杜车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一文里提到，对中国经济史的分析，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模式，还是外国的“冲击——反应”模式、“传统社会——近代转型”模式都存在类似的缺陷，实际上有些说法中国和外国只是换了几个名词，思维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析晚明经济史时也说黄仁宇对“小农经济”的指责实际和国内一些人“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说只是名词不一样，这种“存实废名”的现象不只是中国有，国外也一样，多半中国还是受国外的影响。
目前为止，我只见过杜车别对“封建社会”说作为最深入详细的针对性批驳，不仅推翻封建社会这个名称，分析封建社会的特征与中国战国以后没有任何相同之外，还推翻了当年各种为了论证“封建社会”说编造出来的种种经济史谬论，引各种资料说明中国战国以后市场经济的发达，各种认为是中国落后原因的经济现象在欧洲同样存在，更重要的是指出了郭沫若发明的新“封建社会”定义和他对这个定义的运用自相矛盾，不能成立，领主制和地主制有五大差别，有些人为了维护“封建”说提出的领主制和地主制递进说也不能成立。还考察归纳欧洲封建社会的特征开始，对封建社会特征作了新的定义“建立在经济割据上的政治割据”。
以前各种对“封建社会”说的批判都没有这么详细全面，我只见过陈独秀提出过他归纳的封建社会的定义“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只是陈独秀只提出他这个定义的结论，没有把他的详细分析过程写出来，陈独秀也没有见到过后来为了论证“封建”说捏造出来的种种谬论，远没有杜车别详细。
杜车别既推翻了战国以后“封建社会”这个名词，也推翻了种种为了论证“封建”捏造出来的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的种种污蔑谬论，可是并没有推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也没有认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只是经过分析认为只能去掉“奴隶社会”这个独立的阶段，来纠正对中国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严重扭曲定位，就可以了。这又是与一些彻底推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或者认为这是仅适用于欧洲社会史的流行观点的重大不同。
以我所见，彻底推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或者认为这是仅适用于欧洲社会史的观点，已经成了许多重量级学者的“共识”，冯天瑜、马拥军、秦晖、余英时、李伯重都持这种观点，连郭沫若的学生田昌五在去年前的2004年的论文中也“反水”，标题说只是“推翻长期封建社会说”，实际上则是彻底推翻了以社会发展阶段论分析中国历史的方法，这几天看秦晖的同门葛金芳讲中国社会史的视频也持同样的观点，甚至以前看吴晓明、何萍的马哲史课程，连他们都有类似的暗示。
以前顾准是认为中国“不能”自发到资本主义，他们这种认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措施上是说中国“不必”发展到资本主义，语气似乎不一样，前者对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有种羡慕，后者的态度似乎是一种不屑，实质的结论一致，都是认为“资本主义是欧洲独有的产物”。
杜车别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有一段话以李伯重为例分析批判这一观点：
尽管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还在许多论文和著作中有所表现，但已经越来越失去光彩，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持有这些传统观点的作者本人也已经开始改换门庭，对自己过去的一些提法进行修正甚至抛弃。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本身已经没有市场，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比上面所说的那种西方中心主义有更大鼓惑力，有更大的隐蔽性，也显得相对来说更时髦一些,但实质上却是更彻底。
这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表面上是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李伯重的一段话“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这些欧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就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1]
这段话口口声声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但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更彻底的欧洲中心主义。上面马克垚等人意思是中国和西方有不同，但不能因此认定这些不同必然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就以为西方能够实现的进步，中国注定不能实现，不能把历史观念变成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而李伯重的意思其实是相反，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所以西方能够实现的进步，中国就从根子上不必指望能实现这样的进步。
假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虽然把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生搬硬套到东方，把欧洲的演变当成模板标尺,但本身还是承认东方和西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相通性,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对话的,所以才能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来考察东方。而李伯承等人的观念则就是认为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都是停滞僵死的木乃伊,等待西方的推动。因为欧洲的独一无二，所以其他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主动实现类似进步的可能。
......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固然有把欧洲经验，社会规律绝对化的问题（比如把西欧的封建社会来比附中国秦汉到明时期的社会，比如把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来套中国），但也同样有完全取消、完全否认欧洲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存在一定共通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一样，但实质都是意图把竭力贬低中国历史的价值，而抬高西方，把中国的历史发展贬低成为西方历史发展的从属品，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普遍意义的非正常的怪异存在。
说到底，中国社会是个人类社会，欧洲社会也不过是个人类社会，认为这两个社会发展规律之间完全没有共通性才是格外奇怪，需要加以论证的命题。这样的思维方式倒是类同于满清头目把西方人看成是所谓的洋鬼子，和中国人身体构造不同，膝盖不会打弯之类的。
真正科学的态度是通过具体的理论和事实的分析来找出这两个社会发展的共通性和不同性，而不是自鸣得意地用笼统判断来取消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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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的文章发在网络上，其他的陈独秀当年的文章虽然公开出版的著作里都有，可是长期没有进入研究经济史的人的视野（杜车别也一样），更何况普通人了，远远不够普及。对中国战国以后已经是市场经济的观点一些学者共同的重大疑问就是前资本主义为了两千年都没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觉得无法解释才怀疑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其实对中国前资本主义长达两千年的原因，陈独秀1938年的《民族野心》里就分析过四点，我转过多次那一段话。连八十年代以后对“封建社会”名称和实际内容怀疑的部分经济史论著，也绝大部分都躺在大部分人不会接触的论著里，更不会进教科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不少论著分析中国从战国西汉开始就市场经济发达了，现在还有一些维护“封建”说的人居然还在扯淡反对“封建”说只是依据只是政制上的分封制，没有从经济角度分析。
甚至还有一些人使用“封建”这个名词根本就不明白也不考察其中实际内容，只是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标签而已，比如上次我发的杜车别《儒家共产主义引论》中对君臣一伦的分析，龚民就称为“封建”，从这可以看出他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词的实际内容，还有天涯百度都见有人说一句鬼话“就是通过宣扬所谓中国自秦朝时期就不是所谓“封建社会”，从而断定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货真价实的中国封建社会复辟做准备”，也是这种根本不管封建社会的实际内容仅仅作为一种攻击性工具使用这个名词。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现在有些人维护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了解其中实际内容，有多高的理论水平，只是背几句书，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意识形态进行维护，和维护秦以后“封建”说的态度没有区别。而官方似乎也并不要求产生真有多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人，只是想招募一些文字打手，因此这类人还很容易吃香，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普遍呈现一种“末海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数”的状态。
杜车别《弘扬儒家的意义》那一章有两段话：
49年以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建设之功甚微，破坏之力甚大。要树立的正面观念，到现在信者不多；在矮化妖魔化中国历史、思想方面，却做到了沦肌浃髓、深印脑膜。一提起中国历史，许多人条件反射出来的就是皇帝专制，官员奴性，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礼教吃人。许多人可以不断念经般重复：中国的历史就是做奴才和欲做奴才而不得的历史，中国文化就是僵化封闭守旧，中国思想就是小农意识等等。
新中国一段时期内灌输的可谓丑祖史观，用预先扣帽子定性的方式，把中国历史整体抹上丑陋阴暗色彩。提及古代只要是反政府，哪怕杀人抢劫也是正义进步的农民起义，只要一安定那就成了反动统治者占据上风了。恨不能时刻都处造反动乱之中才叫满意（真如此，中国恐怕到现在连非洲都不如）。
“要树立的正面观念，到现在信者不多”，为了应对这种广泛的怀疑危机，这几年宣传系统几乎用恐吓的手法大力鼓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可是除非发明了可以把所有人的大脑强制格式化重装高新技术，否则最多能吓住一些发言，改变不了“要树立的正面观念，到现在信者不多”的状态，这类恐吓手法不会有什么意义。
也是这一章里的内容，我单独转过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低稳均》一节里提到一种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中国现在正是“政府也不信，百姓也不信”的一种最不稳定的状态，只不过双方都暂时把这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工具利用才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也正是因为双都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当成一种工具，而不是认同的理念，所以这种意识形态也无法建构起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就是所谓“道德的血液”的缺失。
杜车别的《交易论》说交易的两个特征就是目的的自私性和手段的异化性（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合起来就是损人利己，这两个特征越彻底交易性质就越纯粹，杜车别以三聚氰胺事件作为例子之一分析中国现在的国内交易的纯粹性（内粹度）已经极高的，前几天看到网文中药材也有类似的现象。
要降低交易的内粹度杜车别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把交易成本转移到政府，通过政府公共资源比如立法禁止这些有严重危害的交易纯粹性现象。二就是通过建构社会道德体系，比如儒学的仁义礼智圣降低交易的内粹度。并且比喻就像容量越大能装的水也越多，只有政府资源介入和社会道德体系这两点起的作用越大，越能削弱交易的纯粹度。可是现在中国随着市场化越来越深入，又没有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建构起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交易的内粹度才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
杜车别认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为大部分人建立一个经济基础，再建构各种社会制度、教育、宣传、竞赛、政制、科技等作为条件引导帮助每个人达到“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境界。杜车别说的降低交易纯粹度的两个方案正与建构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方面条件吻合。
我已经转了杜车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里对中国经济史包括“封建社会”问题辨析的各个章节，也转了《儒家社会主义引论》里的部分章节，只是觉得觉得没有先转《洗清泼在儒家头上之脏水》这一章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打算把这一章也转一下，当然这些资料要想起到比较大的作用，还需要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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