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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障碍
区别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是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从20世纪初期老一代科学家的“科学报国”情怀开始，到20世纪中后期的“急国家之所急”的科学研究，这个特征是明显的。虽然最近20多年的论文发表热淡化了这个特征，然而最终还是形成了这个共识。
在国家决策层面提倡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的基础科学研究背景。这一方面是出于把处于产业中下游的当前工业转移到产业中上游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科学技术发展宏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客观上，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跟随性研究后，转化为超越性的研究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由于全国人民对科学技术研究寄予热切的期望，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社会氛围也在逐步形成。
然而，在主观上，在基础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依然面对着巨大的主观意识形成的障碍。
1. 哲学上的障碍
自然科学界在20世纪所争论的哲学问题“数学决定物理还是物理决定数学”是我国学界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
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我国学术界实际上回避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工业背景下，基本上是经典理论就足于满足研究工作的需求，从而数学上也就满足于经典数学。在这个阶段，看不出国际学术界的哲学争论有何实际意义。不幸的是，反相对论的潮流占据当时的支配地位，用经典数学理论否定广义相对论及相关物理理论成为理所当然的。这个特征后来进一步扩大化为用经典理论否定现代抽象理论（一般是新理论），从而成为我国学界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期刊发表理论论文，还是出版社出版科学理论专著，只要审稿者发现与经典理论有所抵触，或是有关的论述并不符合经典理论的标准论述，基本上也就拒稿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倾向演化为有国外的论文或专著作为引证，否则也是拒稿。这个时期的确发表或出版了部分理论性论文或专著，但是很快就消失了。此后，出于职称评定所需的论文发表潮和专著出版潮几乎淹没了理论性研究论文或专著的出版。实际上是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的个人利益需求主导了这个时期的学界研究。
这种需求在哲学上形成了对基础科学理论的蔑视。为了达成特定的（预定的）研究结论，既回避数学上的演绎论证，也回避实质性的实验（物理）检验。而是用定性或半定量的主观论述取代理性演绎（推理），在科学哲学上，形成了实质上的自由主义（不受基础科学理论的理性约束）。这是当前我国学界的基本特征之二。
我国学界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用实际应用（局部有效性）来取代实验（实践）验证（普遍有效性）。把个别经验公式推广（上升）为一般理论，而不受普遍理论的约束。用实用主义原则取代理性检验原则。一般性的批评意见为，缺乏逻辑性。实际上是缺乏理性。
在国际学术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论文发表和专著出版的同行审议制对于创新性理论的发表非常不利。这表明，我国学界在哲学上的基本特征与国外学界是类似的。
从这个概念上看，我国学界要做出超越性的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在哲学上克服上面所说的3个缺陷：1）用经典理论否定新理论；2）个人利益至上导向，和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主义（回避理性批判和实验检验）；3）把局部规律（局部有效性）等同于普遍规律（全局有效性），缺乏理性推导或评判。
2. 数学上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工科的教育基本上停顿于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层次的运算部分，而基本上不讲相关的抽象推理和演绎论证部分。从而，工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受到抽象数学演绎的基础训练，没有为以后学习现代数学奠定基础。理科专业虽然在抽象推理和演绎论证部分有所加强，但是片断化和零碎化特征突出，在现代抽象数学面前畏缩不前。
这就造成了一个现实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我国学界普遍性的采用经典数学表述。而且，有一个倾向，就是排斥或抵制采用现代数学语言的基础科学理论（包括学科基本理论）。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数学决定物理还是物理决定数学”滞后半个世纪后在我国的再现。经典数学语言描述的优点是直观性解释的存在，拥有直观性的美。但是，无论是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抽象的现代基础科学理论，还是源于经典理论的连续介质力学、现代电磁场理论等，已经普遍的采用张量代数理论或是抽象代数（如线性算子，超代数，几何代数），它们具有的是抽象美，在直观意义上有相当的含糊性。
20世纪所争论的哲学问题“数学决定物理还是物理决定数学”最后是以“物理决定数学”而收尾。这样，用物理基本规律来选择数学理论及其表述实质上成为基础科学研究的现代特征。但是，我国学界虽然在字面意义上认为物理决定数学，但是实质上所把握的数学理论决定了在实质上是采用数学决定物理的观点，或是简单的把现代数学看成是一种运算方法（技巧）。
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是用数学来表达科学概念，这种数学可能是抽象的现代数学，也可能是传统的经典数学。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的特征就是不回避数学上的复杂性、抽象性，但是也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或抽象性（不刻意的寻求数学上的时髦性）。
现代数学进入基础科学理论的基本背景就是经典数学理论无法精确的描述物理对象的运动规律。所以，否定现代数学及其应用，在看到其形式上的复杂和抽象性后，用经典数学表达的基础科学理论对此加以批判和抵制，实质上就是拒绝接受现代科学理论，也拒绝接受经典理论的抽象表述版本。在国际学术界，这类拒绝态度还是很有市场的。
而在我国，学界的数学基础本身就不高，与国际上抵制现代数学表述的学派合流后，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抵制现代数学。虽然我国数学家也在研究现代数学，但是此类研究仅是限于数学而已。
以连续介质力学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力学家钱伟长推广用张量理论表述的弹性理论，北京大学（当时年青的）武际可教授用曲面张量理论研究微结构与塑性变形（稳定性），基本上就没有响应。到了改革开放后，大连理工大学钟万勰用辛几何表述的力学，西安交通大学匡震邦用张量语言写作的连续介质力学教科书，中国矿业大学陈至达教授建立的基于现代张量代数的理性力学理论，北京理工大学梅风翔教授用抽象代数表达的非完整性系统力学理论，都没有多大的响应。张量概念本身是源于弹性力学（连续介质力学），但是，我国力学界对张量数学所表现出的抵制态度是明显的。以上研究均没有形成相应的学派而扩大相关的研究而成为普遍性理论，从而坐失了我国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走上国际舞台的良机。
所以，我国学界在数学上的障碍可以归结为：1）抽象数学基础差；2）对用抽象数学表述的学科基础理论采取抵制态度；3）基本上不理解“数学决定物理还是物理决定数学”的最后结论为何是“物理决定数学”。这样，也就表现为研究工具（数学）的落后。
3. 选题上的障碍
我国学界在论文导向的长期作用下实际上形成了从发表文献上选题的传统。但是，在明确提出基础科学研究是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后，学界在选题上就出现很大困难了。这个困难源于学界与工业界的交流只是在管理层面，而不是在实际技术瓶颈或理论瓶颈上。
就企业而言，不愿意暴光其实际的技术水平；就学界而言，不愿意暴光其真实的理论水平。两个群体实际上是在打哑谜。这个哑谜直接的表现在各类科研项目的评审和验收上。各类宏观的表述令外界无法了解实际的研究结果。报功不报败的基调使得学界难于从进行过的研究中提炼实质性的基础科学理论问题。
而以某项研究已有立项（或曾经立项）为由拒绝类似研究的普遍做法也使学界无从发现表面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本质上还远远没有解决。在选题上的单纯求新求异（形式主义的求新求异）实质上偏离了科学研究选题的基本原则（对成功理论的继承消化和抽象提升，对失败理论的破析和教训总结）。从而，没有形成围绕学科基本问题和围绕技术瓶颈问题来选题的传统。
以上宏观环境造成的选题上的障碍，与数学上的障碍和哲学上的障碍一起，决定着在科研选题上的离散性，从而几乎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沿特定研究方向和路线推进（学派）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我国学界，学者间的横向学术交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感情上的横向交流是客观存在的）。而纵向学术交流长期以来就被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取代。学界研究者间没有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就直接的导致了选题上的推敲不足，也导致了选题的表面化而不是深入到学科基本理论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不出现共识性的基础科学理论选题，也就没有出现从多种理论角度对核心（基础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的合力。这实质上是我国学界在基础科学理论上少有建树的原因之一。
把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定位为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在实质上是对单纯从发表文献上选题的否定。
即便是在论文选题层次，由于几乎所有期刊发表论文的原则都是正面的，单纯就期刊论文看，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了。学界的个人几乎无法从发表论文中判断那个说法（或结论）是可靠的，那个说法是毫无依据的（论文是碎片化的）。这个因素与基础科学理论素养（哲学上的和数学上的）低下因素合并后，选题的科学性、先进性本身就是问题，而超越性选题或是长远性选题就更是依据不足了。
我国学界在选题上的落后和没有前沿性是已经表现出的问题，与数学工具上的落后，及哲学上的理性不足合并后，使得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形成能够支撑我国进行基础研究的系统性的现代基础科学文献（包括具体学科的现代科学文献，主要是指专著系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现代数学表述的中文学术专著奇缺，而大量的所谓专著是试图用经典数学（或经典理论）的巧妙应用而取得成功的具体案例，以及对经典理论的浅层次再论述，或者是把局部理论自由的（指脱离深层基础理论论证）推广（或提升）为普遍理论。因此，我国学界在选题上也受到中文学术文献（现代科学基础理论方面）不系统或不存在的制约。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被我国科学出版业所认识到，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4. 学术风气上的障碍
我国长期存在文人相轻的风气。在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很容易的演化为学者间的人身攻击，甚至于发展为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在很长的时期里，学界内部基本上不存在理性的学术批判。相反的，感性的批判取代了理性的批判，并最终形成权威批判或行政批判的传统。在国家层面，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学科层面，这个问题依然是很突出的现实问题。
就国际上20世纪中期所出现的科学批判而言，感性的批判、基于经典理论绝对性的批判都给科学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批判的结果使得很多学者远离抽象的现代科学理论。虽然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末期系统性的出版了大量的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但是也只能面对学界在更大范围上的低调式抵制。直到进入21世纪后，国际学术界才明确的把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的工程化应用作为基本的研究方向。无论是非线性科学，复杂系统科学，交叉科学的提法，还是新学科的建立，基本上是贯穿了这个理念。
国际学术界为了推动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科普，从而导致媒体介入学术争论。在网络化以后，学术上的感性攻击、浅层次的理论攻击，以及从众行为，造成了对各类现代科学基础理论的主观攻击。而经由此类攻击，已经演化为以出版论文或专著进行攻击的倾向。
无论是国际学术风气还是国内学术风气，理性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从科学发展历史来看，出现这类非理性攻击是必然的。因此，能否坚持理性批判而把现代基础科学理论推向工程化应用是个宏观问题。我国在国家层面对理性批判的提倡无疑是在战略上的正确。把这个理念贯穿于学术界的学术风气则是具体的行动。这个行动就目前而言还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能否领先于国际学术界而形成我国文化传统中的求真求实学术风气是个全局性的问题。我国学术界的理性化程度决定了我国学界在科学理论上实现超越的能力大小。
总而言之，21世纪是把20世纪建立的现代基础科学理论推向工程化应用的时代，对我国学界而言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克服哲学上的障碍、数学上的障碍、选题上的障碍更多的是依赖于学者个人的努力，而克服学术风气上的障碍则更多的是依赖于学界全体的努力。
如果我国学界能抓住这样一个客观上存在的战略机遇期，克服有关的障碍，在经30年的努力奋斗后，把我国变成为在科学上的强国是现实可行的。
转自：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19-1019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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