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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腐和不想腐是两个根本不同层面的话题。前者是胆量的问题，后者则是意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变换法则是：两者起底的界限是：是搭革命的顺风车还是做革命的同路人。 不敢腐的人之信仰是“千条道路打酱油，避险趋利是人生”；不想腐的人则是“人生贵有德，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就应了毛泽东那句话：有人，“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俗言曰：“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多鬼也来加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处就是“洒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也即此等人只想的是“无利不起早”。不想腐的人既有抱着“乡山老野素心人”的心境，也有立志为民请命的文化士人。当然更有心系国家大政，民生福祉的仁人志士。人在这世界上自然其秉性各有不同，这是“天造”。不可能全靠“四经五书”得来。所以，“伯乐相马”还是很必要。但是，伯乐非一日之功，大凡可求不可与，是一个造化的问题。不管是“人之初性本善”也好，还是“人之初性本恶”也罢，婴孩出世的第一任先生就是爹妈，随之就是学堂的先生了。家训不当，先生无德，当然小屁孩儿自会仿效——大人都是这麽做的。小儿不明是非自然之间之间也会效仿。只是这被小屁孩儿效仿大人——爹妈和学堂先生仍然脱不了干系。乱世既可出英雄，也会出刁民。这是先人的告诫，问题就在于教化。可这教化如何，想必爹妈和先生要做表率，不能像中关村二小的孩子家长和老师那样自认为无所谓，要身体力行，不能把先人的“身正为范”之教诲当做擦屁股纸。只有这样，孩儿或门生才会理当效仿。要说家训，曾国藩算是一笔，傅雷也可上榜。要说先生，民国的蔡元培和梅贻琦堪当表率，至于中关村二小的先生应该脸红。总归来讲，乌七八糟的家庭难出好孩子，一身邪气的先生也难有好门生。
所以，不敢腐的人至少是其家庭没有道义之熏陶，或者没有学堂先生之怎样做人的教诲。就像拳脚之功或者栽树育苗，不是一日之功可得。故可曰：从小看大，坯子就不行。而不想腐之人，大凡已得做人之道理，修行业成正果——苗正。故而，不敢腐和不想腐的变换法则，一是先天之秉性做底，二是后来的修行造化造身。“坯子”不同，故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尔。故曰：不敢腐是标，那只是把何时能贪腐的“行情”留在眼睛里，用此等人的行话就是“伺机而动”量纪检委也不会在自家门口呆24小时看着那；不想腐才是本，是留在心底的印记索然。所以，不敢腐的人大多想的是“时候不到”。起底不想腐之人，想的则是自认“做那样的事太丢人”。所以，两者之间有条横沟：“道不同不相谋”，原本就是两种人亦。 千万不能相信贪官在法庭上的忏悔——那只是为了保命，心底里还是想着“只要留得青山在，尔等不怕没柴烧”。对那些“保外就医”的贪官污吏，似乎就是“放虎归山”而已。谁要相信贪官的眼泪那才是傻瓜，所以还得用鲁迅的“法宝”：“痛打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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