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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挖角之争：自己留不住，就别怪人出走
本科时，我的古文字学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他时常笑眯眯地给我们细细讲解字形结构、发音体系等。更让我们惊奇的是，他的家眷也相当有涵养。
有一回，他女儿和师母有事找到教室，老先生正在上课，她们便悄悄坐在后排安静地听着，从容等到课间。
但寒假回来，教务秘书告知我们，苦于招不上中意已久的弟子，老教授举家调至另一所“985”高校了。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教师出走。
前不久，教育部的高校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各省教育厅代表，及75所部署高校领导均出席会议。期间，部分与会高校传出一个令人讶异的声音 —— 呼吁出台政策，规范人才的无序流动。
简单来说，就是“禁止随意挖墙脚”。
昔日，梅贻琦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已不再是一道选择题。
因为有了大师，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在清华的崛起过程中，梅贻琦至关重要
如今的高校竞争，头衔、校史、资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最核心的因素依旧是“人”。以当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办学规模，优秀人才的一旦落户，他们的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
项目即刻上马、经费立马到位，科研梯队着手成立 ……
加之挖人高校为他们配备的科研基础设施、照顾方案，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些新栖人才便能重新投入正常的教学及科研工作，瞬间拔高了挖人单位对应学科的科研水准。为此，众多高校不惜下血本到处“挖墙角”。
高校教师的流动既不是新闻，也不难理解。
比如，21世纪的头几年，江苏高校便掀起了“教授出走”潮。当时，这些出走的教授是一众高校花大力气培养，打算留以自用的师资储备，“与人作嫁”的结局，让不少业内人士唏嘘不已，“尽快建立高校人才流动机制”的呼吁，在当时就已经喊出来了。
高校教授被挖，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
追求薪金待遇。如南京某高校一位艺术专业学科带头人，上海一所大学开出的待遇条件具体如下：年薪15万元，分三室一厅装修好的过渡房，另外还给30万元买房，并提供20万元无息买房贷款。他坦言，上海这所大学一年的工资是他在南京四五年挣的，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学者，考虑收入待遇的确很重要。
追求事业发展。南京一所专科层次院校的某青年教授是江苏“333”工程第3层次、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因本校情况别说带博士生，连本科生都没有，只能带专科生，要想在“333”工程更进一步也没有指标，全国性学术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学校只准参加本系统的会，南京林业大学想引进他，并专门为引进他投入了二百万元购买设备，但因学校坚持不放而未能成功。结果该青年教授被上海大学挖走，被聘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导。
追求人际关系。有的人才跳槽，是因为缺少发展空间或舒心的环境。南京一所高校的一知名教授便因学术成就显著而受到嫉妒，甚至有人以种种借口有意刁难其所带的研究生，在此情况下，外省别的高校以非常优厚的条件将其挖走，自然是水到渠成。
越纯粹的学者，往往对环境的要求越高
正如王学斌先生所云：“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教授、学者流动的背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211”、“985”时期，大多数人才自然往双工程高校跑，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一流学科与一流高校再也不是相互捆绑，这就给了一般高校冲击筹建一流学科，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机会。由此，人才的争夺更趋白热化。
但现实中，一位教授被挖走，最直观的部分往往是薪资待遇提高、科研配套做好、家庭问题解决等等，躁动的信息流已无法让人体味他人深层的追求，“人才流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一认识也逐渐变得扁平化。“只有不到位的钱，没有挖不走的人”，已成为对高校教师跳槽的一种盛行调侃。
真不是所有人，跳槽都为了钱。
据王学斌先生介绍，著名学者 萧公权 从南开大学跳槽，便与金钱无关。刚到南开的萧公权过得非常惬意，浸淫于书籍之乐，往来还有师友相伴。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
好景不长，这一理想状态很快便消失了。
萧公权及其代表作
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教学任务极其繁重”，这势必会分散科研精力。
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尤其是萧公权的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他也萌生退意。
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高惜冰
恰好东北大学的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氏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他也有意到关外走走，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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