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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西安事变与各方反应
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
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夷，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日增。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及奉化子弟兵卫队及二十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
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义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号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三万兵员，不是先前的三千人。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符合现实的数字。这时不再提到毛、周等必须出国的要求。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一九五七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
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纵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但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若无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经由领导人正式核可之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他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同意这些最终条件。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完成。
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只要求其服从，不会对其说明解释。因此很可能他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议最后条件也揭明，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也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作战的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进一步低落。蒋也有可能，不管毛对草约作出何种决定，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但是，鉴于短期内苏联军援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可能逃入苏联，很可能蒋对联合抗日十分认真。
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十六公里的温泉胜地临潼。临潼是个小城，附近有许多温泉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话一样），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最后五分钟”。
十二月九日，西安开始飘雪。当天上午，一群学生要到临潼围堵蒋委员长，警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了临潼向蒋报告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话——若是属实——使张十分烦恼，他因计划劫持领袖，压力已经十分大。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
蒋预定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张学良的护卫队冲进蒋落脚处。蒋在房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进攻这里。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后头山上。蒋穿着睡衣、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陪同下朝荒山奔逃。
眼前是一堵高墙。三人爬了过去，沿着一条宽敞的干沟跑。突然间蒋失足跌了一跤，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跑到已经积雪的山顶一个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之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对追兵表示：“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部队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者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先驱报》记者的唐纳德。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已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被迫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八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
这八点救国方案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给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向西安前进。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将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抱头哭泣，而文盲急托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各地军阀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禧，则暗示支持张学良。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会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吵成一团。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西安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唐纳德飞往西安，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同一天，陈立夫利用中共特务（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发电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主张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大笑，也有同感。即使如此，他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然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已无法达成妥协，暗示他应“坚决”处理蒋。
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来电，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及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以明确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并释放了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如此命令之后，毛、周、朱于十二月十五日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看做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获释，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苏联太太及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科，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可能是斯大林本人下令立刻停止蒋经国入党程序，并召集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斯大林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谈话时，应该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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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arm.cn/田成杰2016-12-2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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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陶涵/著，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本文摘自第三章《南京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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