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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如何翻过高成本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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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痛点在哪里?
对此,不同的主体从不同视角所观察到的痛点或各有侧重,产品低端、附加值低、产能过剩、成本快速上升、核心技术缺乏、工业精神缺乏... ...而企业家最直接的感受莫过于制造业利润“薄如刀片”了。所以会出现“做实业不如炒房”的感慨,会出现资金“脱实向虚”的“流感”。而影响企业盈利的直接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的附加值高低;一是企业的经营成本。前者恰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最大的短板,需要通过技术升级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来提升,需要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这也是企业提升盈利能力的根本之路。但现实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成本问题,更愿意选择的是降低成本之策略。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对比中国与美国目前的各项成本之后,得出“在美国建厂可以比国内多赚十几个点利润”的结论,认为“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曹德旺的感叹如一根火柴,引燃了一场持续数周的“死亡税负”之论战,商界、学界、政界,纷纷登场,隔空激辩,惊动朝野。尽管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税负到底高不高”,争论各方各执己见,但最终都回到了一个共同的命题: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成本快速上升的窘境。
仅从企业的直观感受看,成本快速上升无疑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痛点。这种观点也不断得到佐证与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的调查显示,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两项分别是“人工成本上升”(68.4%)和“社保、税费负担过重”(50.2%)。
所以,降低企业成本被国务院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国务院为此专门出台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六大成本的一揽子政策,明确要求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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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决策层将降低企业成本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的确是抓住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牛鼻子”。但是,如何降低企业成本,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同的成本内容,需采用不同的思路,遵循不同的逻辑。在降低企业成本中,政府、企业及相关部门因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和空间也各异。
企业成本按照生成的源头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自内部的成本包括原材料、燃料、人力成本、经营管理费用(包括财务费用、营销费用)成本等;来自外部的成本包括税费、用能用地、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环境成本等。相应地,企业降低成本的渠道包括两个:一是外部消化,即通过与外部沟通直接压减;二是内部消化,即成本价格化,通过价格来消化。
从国务院所推进的降成本重点看,目前主要是要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等,当然也包括与内部人力成本相关的社会保障费用。企业在面对这方面的成本费用时,是被动的、难以依靠自身能力来压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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