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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考古、历史工作者头脑中，曾长期萦绕着两个怪圈。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1994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为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大作所写的自序《六十年圆一梦》一文中如此表述。
这种反思来自于苏秉琦对考古的理解：“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专家，与夏鼐先生同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出版）由哲学家赵汀阳为广大读者精心挑选和编排了能代表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和风格的文章：关注考古物证所能开发的思想，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苏秉琦先生将之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模式。
赵汀阳先生认为，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
由满天星斗模型说，可以引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中国文明却有着更明显的和平倾向以及以和平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或是一种能够尽量减少冲突的文明。不过，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国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并非最初之“第一步”。（桃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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