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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二十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到香港大学作学术报告，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不同的变量七个，曲线于是六条。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加上当时盛行的「理性预期」分析。变量的转变，通过理性预期的逻辑，该教授把曲线移来移去，「解释」得层次井然。问题是，他的模型是基于美元在国际上有强势，到港大讲话时美元转为弱势三个月了。此转也，使整篇文章的变量各散东西，很尴尬。可救吗？不困难，改变一下理性预期，多加一些曲线，重头砌过，又再会是层次井然的。
这类分析，虽然成行成市，犯了科学方法的大忌，在不经意间作者中了马歇尔说的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这之后这就是原因）之计。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没有被事实推翻一个假说的可能性，因而无从验证，算不上是有解释力的科学。
不是说所有宏观经济论著都是这样的。「理性预期」的引进显然是因为传统的宏观分析有所不达而起。没有谁不认为卢卡斯（R. Lucas）是当代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者，也没有谁否认人的行为可以受到预期的影响。我的保留，是「预期」（expectation）这回事，不是实物，真实世界无从触摸，只能以其它现象或行为来引申这预期的存在，而预期本身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非常头痛的学问。「理性预期」出现之前，我作研究生的日子，宏观分析的不济不少学者知道，因而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些学者认为微观经济（即价格理论）的解释力较强，因而要把微观的基础谱入宏观经济的分析中。这个micro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s的发展热闹过一些日子，却达不到大有可观之境。
个人认为（可能只我一个），微观分析不能帮宏观分析一个大忙，主要因为价格理论（微观）本身的发展不是那么好。正如史德拉（G. J. Stigler）一九五○的鸿文说，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或现象没有兴趣！严格来说——这也是我个人之见——价格理论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真的有点真材实料，解释力才有点看头，而发展到可以挥洒自如的境界，恐怕要到二○○○年我动笔写三卷本《经济解释》的时候了。不要误会，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综合了六十年代对我影响深远的三位师友——佛利民（M. Friedman）、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的价格理论的思维，这里那里发挥一下自己的。没有这三位，价格理论止于英国的马歇尔（A. Marshall）及美国的费沙（I. Fisher），虽然了不起，但解释力还是远为不足的。
我不要在这里表扬我高举过无数次的史密斯（A. Smith）的《国富论》。史前辈以顶级的感受、观察、博学与大智慧写成的巨著，提供了一个有整体性的经济系统，其中分析资源使用属微观，而分析收入分配则属宏观了。后者主要是关于工资与租值的厘定，跟着李嘉图（D. Ricardo）与米尔（J. S. Mill）两位天才的工作，证明题材很困难。当时没有明确的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工资与租值的厘定很头痛。另一方面，资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由费沙解释得一清二楚。以马歇尔（A. Marshall）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有了边际产出定律，解通了工资与租值的厘定，而更重要的，是马氏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架构，其中有经济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马歇尔的理论天才在经济学上前不见古人，虽然他本人也非常重视经济解释与科学方法，但在实证工作上他没有染指。伟大如英国的经济学传统，对现象或事实的调查马虎，不够执着。后来伦敦经济学院的Arnold Plant及他的学生高斯执着于调查工作，但他们打不进主流。经济学需要的调查一般是艰巨工程，可以花多年所获不多，而让我批评高斯一句，他的调查工作往往过于认真，在不大重要的细节上花上太多时间。这可能是历史学家的影响，但任何调查都要达到行业专家的水平，我认为不值得。我自己在发明专利与租务管制这两项调查上也因为过于详尽而中计。经济学的事实调查是要找重点而放弃无足轻重的。
价格理论的实证研究，五十年代兴起的重镇首推芝加哥大学，可能是戴维德（A. Director）的影响，其次是我的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想当年，后者远不及前者。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以价格理论作解释出现了一些好文章。然而，今天回顾，价格理论的大突破，主要是同期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三个人物。
佛利民的天才众所周知。少人知道的，是他的天赋主要在价格理论。可惜这方面他的兴趣不持久，五十年代中期就转到消费函数与货币理论那方面去。这些年，我这一辈及老一辈的懂价格理论的老人家回顾，没有一个不惋惜佛利民当年不继续在价格理论下工夫。
佛老一九四九发表的《马歇尔的需求曲线》，是重要文章，虽然我认为有不少问题。他在价格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五十年代在芝大研究院的授课讲义，一九六二年经他自己修改后出版。那是一本不厚的书，非常湛深。我在美国教的研究院学生说读得懂，但十三年下来，算得上是懂的只两三个！如下几个要点我要读多遍才能掌握。一、理论要有经济内容，马歇尔有，瓦尔拉斯（L. Walras）没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来决定，而是看内容有没有顾及经济整体。三、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可随君便，选择要从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为准则。四、除了「风落」，市场永远没有盈利，成本永远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成本曲线。
佛老那本「讲义」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书后的习作问题是市场观察到的现象，问何解，但他书中的内容没有提供线索！是芝大传统提出的市场现象，没有解释，学子自理。在洛杉矶加大考博士试时，我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处理佛老书后的问题，而若干年后我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竟然发觉与戴维德早年想到的不同。
转谈高斯。他一九三七发表的《公司的本质》虽然重要，但不够清楚，不容易摸得准。二十多年后——一九五九与一九六○——他的两篇文章，好些要点是旧话重提，但说得清楚了。不明白为什么高斯老是说只我一个能真的读懂他。我的阐释，是高斯重视合约的局限条件，虽然他没有提到合约。说来说去，高斯重视的局限条件是交易费用。在高斯之前有人提及，但高斯来来去去是说，不考虑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世事。这一重点，跟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是有了很大的分离。怎样处理交易费用，怎样把之引进价格理论来解释世事，是难度高的学问。我从作研究生起不断地为交易费用思考到今天。三十年前开始心领神会，一九八一以之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
老师艾智仁对我的深远影响，主要来自他在课堂上的讲话。我旁听了他三年。两个极端重要的启发来自艾师的课。其一是产权对人类行为影响的重要性。其二是需求定律在一方面要墨守成规，在另一方面要千变万化。说过了，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但觉得快，可以举一反三，以想象力推理一个晚上可以推到四顾无人的地方。二十五年后我写《科学说需求》，其源头主要来自艾师，其中的多种变化起于自己的想象力与多年不断地应用而得到的收获。
写到这里，我可以停下来让读者想想了。如果没有出现过佛利民、高斯、艾智仁这三个人，价格理论的解释力会怎样了？答案是不怎么样，对解释现象或行为没有大看头。这三君子之前的理论架构不俗，概念的发展有看头，但从解释行为的角度衡量，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是经济学之幸，这三君子在价格理论上的重要思维，差不多同期在六十年代初一起出现。是我之幸，刚好站在其中，三位都指导过我。一九六六动笔写《佃农理论》时，我用上的价格理论就有了上述的基础，其后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观察，不断地以理论印证，到六十五岁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
结论是明显的。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其实是同一回事，前者的解释力不足，导致后者的分离发展。然而，宏观是无从脱离微观的。以微观不足的基础搞宏观，效果当然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微观（价格理论）真的大有解释力，宏观只不过是以微观逐步加上去，我个人是看不到宏观经济学本身是有着些什么不可或缺的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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