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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德意志报》８月４日文章，原题：儒学的遗产 在中国做生意很难，不行贿根本办不成事。王立（化名）是一位在中国南方做生意的企业家，他说：“在中国所有的人都相互贿赂。”他不否认自己眼下也身处这一旋涡当中，“如果我不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生意就没有机会”。
对非法馈赠尤其没有抵抗力的是中国官员。今年上半年有９１５８名官员被判有罪。而腐败在中国是场危险的游戏。不久前，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被判处死缓，因为他受贿近２９００万美元。
但是，驱使人贿赂的更多的是深扎在中国社会的对利益的偏好，因为这从未遭到谴责。现如今收受贿赂者虽然偶尔会遭到严惩，但行贿者往往侥幸地逃脱了被起诉的命运。
有人认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儒家哲学也对此负有责任。儒家学说虽然在２５００年前就曾抱怨官员腐败，但与此同时它也强调忠诚的极大重要性。儒家思想教导说，如果爸爸偷羊，儿子出于亲情不应告发他（“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语出《论语》——本报注）。批评家指出，这也纵容了非法的阴谋诡计并促成了腐败的广泛蔓延。
不久前《中国日报》一篇评论文章说：“如果别人不给钱，很多干部就感觉是种侮辱。他们视钱为一种对精力消耗的补偿。”
对外国企业而言，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应加重礼物的分量。它们要在避免腐败的国际法律规定和中国文化之间保持平衡，而后者认为，给贸易伙伴大大小小的礼物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很多企业在与中方合作伙伴亲自会面之前，就具体商定好计划赠送礼物的轻重和价格。
在腐败问题上，西门子也有与当地习惯打交道的经历。几年前，２０名中国西门子员工因行贿被解雇。但是，公司宁可不谈论这个问题。据说，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等级。然而，西门子事件在蒂森－克虏伯却构成了一场反员工腐败的新攻势的基础。蒂森－克虏伯中国区总裁阿尔弗雷德。韦威尔斯说：“我们在研讨会上严厉警告员工不要违反规定，否则将被开除。”
但蒂森－克虏伯也不可避免地遵守着当地习俗。为了吸引记者，该公司的记者会向每位中国记者派发２００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一位中等资历记者月薪的５％。韦威尔斯得到了北京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的斯特凡·罗特林的支持：“零容忍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里有你根本无法消除的程序。人们必须现实地找出可以接受的方案。”
罗特林１６年来一直在中国生活，他承认中国人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上有了显着的进步。不管怎样，目前给年轻经理人开办的中国商学院中３９％设有经济伦理学专业，有的还是必修课程。（记者 马塞尔－格尔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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