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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或面临更多荆棘
国际商报：在“一带一路”建设等因素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企正在加速“走出去”。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12万亿元。
2017年在对外投资领域应重点防控哪些风险？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所所长、研究员何曼青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着纷繁复杂的深刻变化，大国竞争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商品市场震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崛起，地缘政治、地区冲突风险日益上升，“黑天鹅”事件不断增多，“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企“走出去”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经营类风险。
一是外汇风险。2017年可能是“美元加息提速+美联储考虑缩表”的关键年份，这会加剧美元的升值，人民币面临大幅贬值的压力。
二是销售风险。全球经济步入经济长周期的萧条时期，需求普遍不足，2017年世界贸易会处于一种大家“彼此玩命”的状态。
第二，政治安全风险。2017年不仅是中国、美国的“换届年”，也是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的“换届年”，是各种重要因素汇聚在一起的关键年份。随着特朗普当选、英国退欧、意大利修宪被公投否决，西方发达国家关门主义倾向抬头，政治安全风险增加。
第三，制度差异风险。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低、市场秩序尚不成熟，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投资，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四，文化差异风险。宗教、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是企业“走出去”必须考虑的。“一带一路”沿线多民族、多宗教聚集，文化、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差异巨大，“文化折扣”现象突出。
必须积极应对这些风险
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参与和主导地区与全球性的贸易投资规则的建立，与投资对象国签署和适时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中企“走出去”提供良好的制度性保障。
同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健全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切实保障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等。
二是中国企业要做好事前风险预警和调研工作，对投资地的国情、社情、民情以及法律规则、利益集团、恐怖组织、宗教敏感问题等进行充分尽职调查，同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安保力量以及海外保险手段等进行有效维权和止损。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
刘英奎
从近期国际投资特点与趋势看，2017年中企对外投资主要面临如下风险：
一是国家安全审查风险。
近年来，国际投资领域保护主义抬头，美、德等多国在影响“国家安全”外衣的掩盖下，对跨国并购投资的审查日益严格、频繁，随意性较强。而且，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交织在一起，呈扩大化、复杂化趋势，使部分中企跨国并购中途夭折。种种迹象表明，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面临更加复杂严苛的审查限制和风险。
二是经济政策与汇率剧烈变动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中艰难复苏。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经济体继续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将导致有些国家GDP、国际收支、物价等宏观经济指标剧烈变动，对企业的收益和成本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一些东道国为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可能采取外汇管制措施；汇率剧烈变动有可能导致对外投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甚至导致投资失败。如2016年委内瑞拉遭遇恶性通货膨胀，通胀率一度高达720%，使得原本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兴建的南美洲第一条高铁——蒂纳科至阿纳科高铁，由于资金缺乏不得不停建。
三是企业盲目对外投资风险。
近几年来，中企对外投资发展迅猛，但部分企业急于跟风赶潮流，在对国外复杂多变的环境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对外投资。比如，对我国与有关国家的政治关系盲目乐观；入乡不随俗，漠视国外法规等，致使对外投资遭受损失甚至失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对外投资领域一般需要防范的是投资国的汇率风险、国家风险、政策法律风险和商业风险。
在汇率风险方面
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美元流动性紧张，对于以美元结算的企业的现金流要防范流动性风险。2017年不确定性增加，中企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而且东道国可能由于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带来汇兑困难，导致发生资金收付风险。
在国家风险方面
部分信用不佳的投资国有大概率违约或对投资项目进行国有化，部分廉洁程度较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内部交易成本，这些都可能导致海外投资的损失。此外，中企部分投资东道国因政局动荡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投资项目有被卷入战火的风险，中企应当加强防范。
在商业风险方面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几年波动很大，中企的很多投资项目集中在资源和能源领域以及房地产领域，需要对大宗商品价格和不动产价格进行预测，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选择投资标的。
在政策法律风险方面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外国也在加强对投资的审查，调整政策法律，保护本国产业和投资者利益，提高准入门槛。同时，一些东道国在税收、劳动保护、环境、股权方面有特殊的规定，一些投资还具有附带条件，中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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