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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別經濟人 ．許知遠 |
| 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是經濟人，可我們終究是想生活在一個社會裏，而不是一個公司裏。 |
|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和那些「轉賣走私車」、「安裝衛星接收器」的短信先後到來的一條短信，是這樣的：「學習《論語》、《道德經》、《周易》、《孫子兵法》、《金剛經》，感悟國學智慧，北大國學諮詢。」 移動電話是中國人最喜歡的媒體，它不僅造就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這樣的世界最大規模的電信公司，而且變成了中國人表達情感、發揮創造力的重要方式。需要隱晦、克制的情感，到了手機短信的世界突然變得直接甚至肆無忌憚，人們在那個小小的屏幕上玩弄各種文字遊戲，色情與政治笑話層出不窮。短信也是一個商業世界，我們正變成一個推銷員的國度，人人急於賣點什麼，或是將自己展示出去。 把古老的典籍和管理培訓放在一起，早已司空見慣，類似的舉動層出不窮。毛澤東的照片出現在大部分的湖南餐廳裏，乾隆皇帝喜歡黑芝麻糊、現代家具，在南京的夫子廟，只要花一塊錢，就能求得孔子的保佑。路過北大東門時，我看到旁邊矗立了紅的地產廣告牌，上面寫著「北大第一座人文寫字樓」，似乎蔡元培、胡適、魯迅造就的傳統，也理應使房價升值。《紅樓夢》變成了模仿秀的載體，新時代的年輕人似乎在表明，他們不僅可以像劉德華、周杰倫、瑪麗亞·凱利，還可能像賈寶玉、林黛玉和王熙鳳；我不斷看到夫妻在電視上哭泣、母女在演播間裏延續家裏的爭吵，所有的眼淚、痛苦都可以迅速轉化成收視率…… 我擔心自己越來越變成一個保守分子，對什麼都看不慣。如果通過于丹的講解，人們可以重新閱讀《論語》、《莊子》，有什麼不好？如果因為選秀，使得一代人再度溫習《紅樓夢》，不正是對文學的尊重嗎？如果，「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可以給人們一些「民主投票」的新認識，有什麼不好嗎？ 但我越來越意識到，所有這些貌似有理的辯護，都在加速我們根深蒂固的一種思維特性——一切都是可以用來交換，不管是傳統、私秘的內心，或是價值觀、偉大的人物，它們都不具有絕對價值，而是隨時可以轉變成另一種東西，可以迅速地被物化、被轉化成金錢標準。當明天的誘惑出現時，我們又隨時可以拋棄掉今天的「真理」。我們找不到什麼信仰與原則，它們都變成了暫時的消費品。 在經濟意義上，它帶來了一種永不厭倦的「嗜新慾」，風潮總是一浪超一浪，但哪一浪都會迅速消退。我才不相信因為于丹的出現，會有更多的人喜歡孔子與莊子，她在電視屏幕上呈現的是一副「政治教導員」的風範，酷像我中學的政治老師，它與共產主義的教條更相近，而不是儒家的道德秩序或是莊子的飄逸相關；我也不相信「手機投票」能帶來什麼民主意識，它隨時可以變成一種新的舞弊，一個人可以購買很多手機號碼，給一個選手投來無數票；我也不相信，年輕一代會真熱心再讀《紅樓夢》，那只是漫畫版的文學，給他們的現實生活帶來一種新的矯情。 至於，節目中的「真情再現」，它加劇的只是一種也早已泛濫的「窺探他人隱私慾」和廉價情感；我也難以相信，喜歡談論《金剛經》和禪宗的商人們，那更像是商業交往中的套話，提供了暫時性的情感溝通的方式，是利潤的裝飾…… 這些舉動，除去變成了四百萬的銷量、一千萬的短信投票、百分之五的收視率之外，沒有轉化成任何其他價值。 或許這也可以理解中國社會的成就與代價。 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經濟人，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成為了公司，每一個機構都以盈利為導向，甚至大學都是如此，他們將所有的能量釋放出來以創造物質財富，而沒有價值觀、倫理上的困擾；但是代價卻同樣高昂，仍舊大的政治權力、和新生的經濟利益，成為社會運轉的中心，沒有別的價值觀念作為補充、或者相互制衡，人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感受到焦慮、迷惘、憤怒、不安全，是因為他們找不到自身的獨特意義與價值，除非你掙到更多的錢或是出了更大的名。 「經濟人」的身份，給我們帶來了三十年活力、自由，它比之前的「政治人」要愉快得多。但是，我們不是越來越體驗到，我們終究是想生活在一個社會裏，而不是「一家公司」裏？一個社會需要的是信任、安全感、仁慈、文學、藝術、詩歌，而不僅是股票經紀、程序員、推銷商、流行歌手…… 況且，我們也越來越覺得，如果沒有那個多元的價值體系，我們難以培養出真正的創造性人才，也難有技術與商業上的創新，整個社會陷入一種同質化、低水平、卻高度的競爭，大學生的就業市場和等待著一夜成名的卡拉OK高手們，不正是這種現狀的反映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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