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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了，就业率就提高了。”这是人们很自然的想法，也是世界各国规律性的现象。然而，这条规律如今在中国似乎不“灵”了，当中国正在为经济增长欢呼时，却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
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节节攀升，目前已增至约2400万名，而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等待“消化”。“经济高增长带来高就业”的规律为何会在中国失灵？
以“苏南模式”著称全国的江苏省，近来交出了一份鼓舞人心的发展“成绩单”：据权威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12.85亿元，同比增长14.5%，高于今年一季度0.4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在就业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1.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截止6月末为3.52%，比上年末和一季度又分别下降0.38和0.1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江苏省仍然存在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今年江苏的就业弹性系数还没有统计出来，估计其就业弹性系数同1980末和1990年代初相比，仍然偏小。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这样评价江苏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 就业率下降
从上半年的发展势头看，江苏经济今年似乎没有理由不保持快速增长，笑傲全国。在今年6月19日举办的2005上半年江苏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与会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共同对江苏经济发展环境和趋势把脉问诊，并一致判断、预测：虽然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江苏经济全年仍将在13%-14%的增长区间高位运行。
经济高速增长是好事，但江苏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弹性系数却未呈现上升趋势。“江苏省2004年的GDP增长14.9%，就业弹性系数为0.02，相比2001-2003年的0.03，就业弹性系数是小了一些。”江苏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刘兴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虽然理论上说经济增长无疑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但是，从江苏的实际情况看，高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人们期望的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就是例证。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江苏省就业弹性系数及三次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均长期下降(1981-198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23，1986-1990为0.18，1991-1995为0.04，1996-2000为0.01，2001-2003 为0.03 )。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与就业增长应该是同步的，为什么江苏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
“江苏就业弹性系数降低是正常现象。这些年江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例明显减少，类似化工、建材、医药、电子信息等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增多，逐步替代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虽然投入了同样的资金，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却减少了，就业弹性系数就会下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曾芳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道。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资本密集产业的增加，使得原来要5个人干的活，现在只需要1至2个人干，就业弹性系数难免下降。此外，第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不足，也是形成就业难的原因之一。”江苏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刘兴远向《中国经济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专家支招：城市扩张和产业规模都需要
“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的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他还认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5，即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5%左右。
从江苏的实际情况分析，就业的弹性系数在降低，城市新增就业岗位的供给减缓，似乎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不能同时带来就业相应扩大的“奥肯悖论”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不只是在江苏，在整个中国都存在。相关资料显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率，年平均达到9.4% ，但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5-1990年，全国 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 GDP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 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我国 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在国内外得到普遍的认同的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了变异。
那么，面对在中国出现了变异的奥肯定律，如何使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也能带来高就业？
“对周期性失业，要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对产业结构调整、改革等形成的失业，要靠更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政府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提供更多的培训补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向《中国经济周刊》阐述解决失业问题之道时指出政府职能不可或缺。
“在国有企业吸纳劳动力下降的情况下，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我们的研究证明，民营企业虽然不大，但对就业的贡献却不小。大企业多的地方，就业并不见得很好，人均收入也不一定很高。”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为解决就业开出了一剂药方。
“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依赖非正规国有经济部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服务业发展门槛很低，但是效益很好。社会应该给这些服务业部门创造一个免税的环境空间。”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研究员如是说。
多年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从专业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理论上解决就业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发展这个平台，没有城市化的发展，没有城市规模的扩张，就没有第三产业的规模需求。而只有需求才能催生产业的发展，从而解决就业问题。”
对话：中国可以用什么办法增加就业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
嘉宾：赵 晓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小广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悖论来自经济结构调整
主持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却没有下降。
劳动保障部近日透露，截止到2005年 6月底，登记失业率4.2%。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与就业增长应该是同步的，在中国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
赵晓：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在变化，经济结构逐渐地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金密集型产业，相同资金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其次，同样的资本投入，大企业要比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少，国有企业要比民营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少。我国现有国有企业当中的资源型产业，比如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电力，这些年发展比较快，特别是实施有保有压以来，一个客观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占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会带来就业减少。第三个原因服务业发展不够，这跟城市化的进程有关系，城市化会制约服务业的发展。
蔡昉：应该看到，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确实有所下降，1980年代的就业弹性是0.4，(一个百分点的GDP能够创造0.4个百分点的就业)，现在下降到了0.3，可能更低。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宏观经济的周期因素。第二是结构性调整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变化，一些旧的产业逐渐退出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失业。第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因素。国有经济进行改制重组，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工人会出来，也会形成失业。
王小广：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就业压力大，就业和需求不能完全匹配，比如，有知识劳动力的失业比率在上升，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200万人，不少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其次是长期以来的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压力；第三是结构性调整形成的就业压力。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人数在增加。
主持人：在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总能带来就业的增长。反过来说，要保证就业的一定增长，GDP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但是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中国GDP增长对就业增长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赵晓：首先要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增长；其次，要更多地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同样的资金投入，同样的增长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对就业的贡献也更大。第四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有关系，城市化发展得快，相应地，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很快，就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蔡昉：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我国的就业，特别是非农产业的就业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就业弹性是0.4，目前有所下降，在0.3左右，但还是一个正数，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还能够带来0.3个百分点的就业。这也说明，经济增长可以解决周期性失业这部分。因此，要扩大就业，经济增长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王小广：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对就业有不同的影响，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劳动力的，造成了就业率并没有提高，失业率并没有下降。这是用资本代替劳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趋势。从国外的情况看， GDP增长加快，失业率会下降。综观韩国、日本等所有重化工业国家，一般说，如果国内产业链条在增加，投资在增加，就会带动中间需求增加，企业的供给也会增加，这样就会带动就业的增长。
仍需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主持人：从今年就业形势来看，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充分就业，城乡真实的失业率应当在两位数以上，甚至有分析人士指出，根据中国政府内部的统计数字，中国实际的失业率是10%。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间的选择和发展重点上，我国一直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的矛盾关系。那么，要减少失业率，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应该以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为主？是搞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还是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
赵晓：如果是搞资金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可能是提高的，但是另一个方面是就业问题更加尖锐。实际上，中国目前应该更多地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我这里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一部分是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一部分是跟高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深圳的华为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民营企业中的顶级企业，也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代表。事实上，这个企业之所以发展成功，主要利用了中国大量的廉价高知识劳动力支持软件的开发，使得企业迅速崛起。大家都说这个企业是高科技企业，其实是知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还是中国的一大优势，能够利用好中国劳动力优势，企业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如果只停留在资金密集型，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产出效率越来越低。比如，今年上半年就出现了过度的投资和资本的产出率下降的情况，1998年到2003年，增量资本产出的比率达到了2.0，(两块钱的资本投入，有一块钱的产出)，但是到去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8，到今年上半年已经上升到了3.8，这个投资效率是不断下降的.如此下去，我们的资金是不够的，如果利率一上升，这个产业统统都要死掉。
蔡昉：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仍然需要大发展，这也是目前更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模式。既然中国还存在着城镇劳动力失业现象，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农民工在流动中也不能完全找到稳定的就业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很显然，以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为主的经济模式不可能解决这么大群体的就业。实际上，重化工业化违背了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永远不走重化工业化道路，但是至少可以做出判断，我国目前还没有到重化工业化的阶段，重化工业化有可能伤害就业。
王小广：因为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级阶段，中西部地区还应该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但我希望沿海地区的产业能够升级，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地区正好是就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现在更应该加快这个转移过程。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沿海地区的产业是在升级，但这个升级只是一个浅层化的，并没有把产业链延伸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沿海的很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之后，带动的中间需求恰恰是国外的，出现出口、进口循环。这个循环只是一个外循环。如果从内需和就业的角度看，应该形成一个内循环。所以，从区域来讲，应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到中西部地区扩散；产业升级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涉足国内产业链，形成纵深的产业链延伸，使之达到中国整个产业的土壤中，这是能否解决就业的关键。（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失衡 改革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从2003年开始，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到了2005年秋天，经济学家们又开始激辩中国经济是否会由热趋冷。
其实，无论是从最近的数据还是未来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说经济过热，那么症状应该是加速的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但中国并没有出现这些现象。
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组合。由于城市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升级换代、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低迷之后，驶上了风驰电掣的高速路——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这三大支柱仍然将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实现高速增长。
但是，狂飙突进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内、外部的失衡。从内部失衡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储蓄过度、消费不足和投资低效的问题。从外部失衡来看，中国的国际收支表现为特有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同时出现了居高不下的顺差，这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被动增长和挥之不去的升值压力。
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居民的高储蓄主要是由于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甩出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农村的年轻人到了城市之后得不到失业和健康保险，不断提高的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当然可以降低风险、给人们带来稳定和信心，但是，在目前社会保障体制仍然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未来的风险，人们只能被迫储蓄。另一方面，企业的储蓄也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将其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再投资，而那些无法从国有银行体系顺利借钱，又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募集资金的中小企业，往往为了投资而被动储蓄。为什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一是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投资决策的扭曲。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劳动力很廉价，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低，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导致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低，最后是低估的汇率，这些价格扭曲足以刺激企业进行盲目投资。二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投资的主体。官员的任期短且不像企业家那样看重投资的收益，地方政府的官员无论是出于要政绩还是出于寻租的目的都要扩大投资——这也导致了浪费和腐败。
中国的双顺差也是很奇特的。宏观经济学指出，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部分资源国内用不了，所以只能出口到国外供别人使用。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这反映出国内的需求不振，所以对进口的需求减少，而企业只得竞相到国外市场寻找出路。
而资本账户顺差可以说就是由于过分重视引进外资的政策导致的。既然中国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就说明我们并不缺乏资金，很显然，中国引进外国投资，主要的目的是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关于引进外资的案例研究发现，外国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我们没有得到国内稀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而得到了国内过剩的资金。
结果很显然，双顺差只能导致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大量的外汇储备只能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因为央行买进美元的同时就等于向市场上投放了人民币，为了防止出现信贷扩张和货币供应量扩张，央行只得再通过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即再用这些票据换回已经投放的人民币。
除了上述宏观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失衡之外，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系列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
改革初期人人获益的帕累托改进阶段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不足将影响到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盲目强调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由此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高速增长的同时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等。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未来的增长难以持续，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
日本的例子可为前车之鉴。20世纪70年代日本面临着和中国当前非常相似的局面，在持续20多年10%的高增长之后，日本也面临着内外部失衡的问题，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些失衡，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增长率逐级滑落至3%，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然后1990年代至目前长达10余年经济低迷。
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首先，必须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化解矛盾。其次，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和长期失衡，寻找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建设和谐社会。中国面临的处境如同《生死时速》的那辆公共汽车，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会引发爆炸。如果不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未来20年内想办法拆除隐藏的炸弹，等到车速无法降下来的时候，必定大难将至。
财政政策还可以扩张起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内外部失衡呢？
为了解决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有的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消费行为的发生过程是这样的：家庭户衡量当前和未来的收入然后进行通盘考虑，找到今天消费或今天储蓄以备明天消费这两种选择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消费决策基于永久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
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工人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后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
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可以，但是，在投资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又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全面过热。韩国前两年发生的信用卡危机可为殷鉴。
由此观之，提高消费的根本之策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输送给国内投资。其次，为了减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盈余，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行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原因很简单，解决瓶颈行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中国目前对于公共产品或类似公共产品的一些服务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交通、道路、廉价住房等）等的投入不足，这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第一种途径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了储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将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会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储蓄下降、消费提高、投资优化，因此将中国经济带入了更加平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部失衡的另一个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将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经常账户顺差。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所以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
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导致出口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会使得服务业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问题是，依靠升值调整内外部失衡的效果难以预测。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就意味着如果试图单靠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度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冲击：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受到损害，升值之后国外的廉价农产品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如果升值幅度过大，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单靠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单靠扩大国内支出，中国经济可能进入全面过热。
办法总是有的：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扩大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冲：升值可以让扩大国内支出带来的经济过热清凉退火；扩大国内支出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这次将回到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公共财政下的投资
中国目前既面临着宏观失衡的问题，又面临着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公共财政既是解决宏观失衡的更适宜的政策工具，又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解决宏观失衡的政策工具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之所以偏好财政政策，是因为货币政策在目前条件下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仍然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假如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比如降低利率。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不高，而且中国的利率实际处于过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
再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但是却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公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其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弱势群体，减少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如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能够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
更有意义的是，财政政策能够顺带地解决其他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比如通过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得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更是有着巨大的收益：改善健康和教育服务直接有助于刺激私人消费，从长远来看既提高了人力资本，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也能够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支撑。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的扩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担忧是没有理由的。中从长期来看，只要GDP增长率高于利息率，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导致债务负担的直线上升，而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约为9%，远远高于按照实际值计算的债务的平均成本（大约为2.5%）。按照动态的债务原理，中国可以在中期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且不必担心未来的债务负担。而且，既然财政支出能够在将来增加收益，那么按照所谓的公共财政的“黄金法则”（ golden rule），理应靠债务而非征税为财政项目融资。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将导致更多的浪费和腐败，增加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担心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形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增加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值得回味的是，从英国等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看，民主社会的出现都是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通向平衡增长、通向和谐社会的那条道路应该是从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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