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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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与经济学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这一点已经是没有任何疑问了。但是，这两个名称不同的学科长期以来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且各自都在努力拓疆扩土，都表现地霸气十足并相互轻蔑。
　　经济学说史认为经济学脱胎于政治学。这个论断的可信度还是非常之高的。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开始长期就被名之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字是恰当的，现在也有很多人愿意这样称呼它，至少反映了经济学与政治的关系。现实是，两门学科融合的区域（用数学术语讲大概应该说是“交集”）似乎要远远大于各自独立的区域。
　　那么，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可以敲定的边界划分？
　　“经济学”的命名者亚里士多德赋予oknomia的词根涵义就是“追求社会公平”。然而，这早已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目标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目标是“效率”，而且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方面学界高度一致的普遍共识是公平与效率难以两全齐美。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作者一直反对经济学家把学术霸权伸向政治领域，提出“宏观经济就是政治“的论点。也就是说，经济学实际上只有微观，没有宏观。这样一来，经济学的领地就被极大地压缩了，剩下的微观领域因为有一个”理性人“的前提在那里，其实也没有多少搞头儿了。

　　那么，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集”的内涵是什么呢？两者的分界线又该如何划定？
　　政治学与经济学“交集”里的共同内涵就在于，两者都是研究”利益“问题的，即两门学科都是关于“利益”的学科。而分界线在于，两者关注的利益的对象不同——政治学关注的是公共的、大众的利益，而经济学关注的是私人的部门的利益。
　　政治家考虑公众利益，其具体目标是“利益均衡化“。所以，政治家是搞平衡游戏的，他们设法在大众之间、部门之间寻找一个利益的均衡点；而经济学家研究私人利益，其目标（实为私有者自己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家则是要寻找出私人部门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和行为规律。
　　如果把利益形象地比作为一块大蛋糕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平均化与最大化之间是一对矛盾。是利益均衡化还是利益最大化，或者说，是考虑公众利益还是考虑私人利益，这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界线。

　　平衡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平”问题，考虑利益公平化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公”上；而最大化问题可归为“效率”问题。考虑利益最大化问题，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私”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业已认识到，凡是“公平“问题，应该交由政治家们用投票箱去解决，而效率问题则应该交给市场自行解决（注意：不是交给经济学家去解决。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经济学家什么事情了）。
　　有人说，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这里完全忽略了选择什么如何选择的问题。“选择”可以分为两种：政治的选择和市场的选择。如果是要选择一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点，选择一个制度方案看它是否有利于利益平衡这个原则，那么这是政治选择，用的方法是投票箱；如果是要选择利益最大化，选择一个方案是否有利于利益最大化，则是个人自主的问题，不需要其他人和经济学家指手画脚，这是市场选择。
　　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那是对政治家们讲的，教导政治家要去平衡公众利益，寻找社会和谐点。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就是”经国济民“的，那要么是忽悠，要么是自我膨胀迷失，要么是霸权习惯。

　　之前本人有帖子说道，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两个政治因子，一个是利率，一个是税率。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两个因子的确立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和出发点都不是市场机制。利率的确定，考虑的依据就是要在经济整体的发展速度上取得一个平衡点，是“平衡”原则；税率的确定原则更是如此，要讲究税负公平，立项合理，税收的目标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里的民是“民众”，不是个人。税收用于转移支付的过程，也是搞利益平衡的。这一点在东西方不同的所有制社会都一样，没有人敢说税收是为了私利的。以税收为支出来源的财政的运行原则也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尽管自凯恩斯以后“有扩张性财政”“赤字财政”之说）。
　　凯恩斯被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其实不如说凯恩斯是集经济学霸权大成的人物。凯恩斯实质上是一个熟悉经济学并善于用经济学术语讲话的政治家。

　　之前也有帖说过，西方的政治是为了经济的政治，中国的经济是为了政治的经济。也就是说，西方政府是以政府名义和权利图谋私人部门（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而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目标是共同富裕，是为了利益平衡的。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现实是西方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利益最大化过程的发展稳定性问题，即不得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均衡问题；而现代中国政府的运作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一体化，政府公司化，国与民争利的现象，而一旦出现这些现象，就意味着社会平衡的目标开始被私人利益最大化目标所替代。

　　把利益平均化等价于的“公平”，把利益最大化的等价于“效率”，这种做法现在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在“公平”与“效率”的概念界定上也不是众望所归的一致，所以，已经不能简单地以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来作为区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判据了。
　　以往的主流经济学是以是否利益最大化来界定效率高低的，但是，以帕雷图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却是以公平程度，即是否利益均衡化来界定效率高低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才叫高效率，即公平是最高的效率。当然这种帕雷图最优的效率概念也有其道理，因为只有大众竞相参与的社会机制才谈得上效率，而社会的不公平恰恰会导致大众缺乏参与的积极性。
　　福利，考虑的当然是公众的问题，是公众利益平衡的问题；而经济是私有者之间的交换行为，考虑的是私人利益最大化问题。福利经济学以一个“合理的悖论”的形态出现在经济学历史上，让经济学独立于政治学而变成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了。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也是将公平与效率合二为一考虑问题的。作者把公平界定为自愿，因为自愿而公平，这样一来，因为交换是双方自愿参与而被看做是公平的，同时也因对双方都有好处而被视为“有效率”。这种公平和效率概念都不支持以公平和效率来区分政治和经济的思路。

　　所以，区分一个学科或观点的性质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还是要以利益均衡化和利益最大化所联系的人群对象来考虑，即以“公”或“私”这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区别为好。
　　故而，规范地说，政治家是为公的，所以有“公务员”之称；而经济学家是考虑私利问题的。（不过实证地说，政治家往往假公济私，而经济学家更乐意标榜经国济民的公心）。

　　既然经济学脱胎于政治学，而且都是研究“利益”问题的，那么完全要求两者你清我楚分道扬镳当然不现实，而且学科融合是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不过研究者不应该把融合借鉴与学术霸权混为一谈，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执意要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划条界限法，会导致那些惯于用经济学之名推行政治主张的人的反对，因为这样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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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的终结 利益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经济 效率 政治 公平 均衡

楼主分析的好啊
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开的，尤其是宏观经济与政治方面，
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人类的两个追逐取向，犹如权利和金钱一样。

公平界定为自愿，因为自愿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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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愿？绝对的自愿是不存在的。资本形成的稀缺性垄断，迫使工人“自愿”的接受仅够生存的薪金条件而被雇佣，这也能说是“公平”？不，这是讹诈。

公平，我的理解应是在相同的道德基础上的机会均等。

[quote]分析家 发表于 2009-8-21 06:08
公平界定为自愿，因为自愿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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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愿？绝对的自愿是不存在的。资本形成的稀缺性垄断，迫使工人“自愿”的接受仅够生存的薪金条件而被雇佣，这也能说是“公平”？不，这是讹诈。
说得非常对。所以，《终结》里一直在倡导，要把民众的必要需求从市场上分割出来，市场应该限制在非必要需求领域，以免民众的必要需求受到市场挟持。
这在前面“马克思批判了什么”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524668-1-1.html 当中也有提到。

4# 张建平
　　在自然人、企业与团体法人、社会政权人三类基本经济体系的观察角度上，政治，仅是经济体系的一种管理类型、管理形式而已。
　　而且，有了人，事物才有经济价值；事物有了经济价值，则将需要事物的分配配置管理。即，一切管理问题，都是经济问题的寄生、派生问题。故而，只可能是政治学脱胎于经济学。
　　经济规律需要在系统体系的观察位置上，来进行讨论。

胡勤丰 发表于 2009-8-21 12:04
　在自然人、企业与团体法人、社会政权人三类基本经济体系的观察角度上，政治，仅是经济体系的一种管理类型、管理形式而已。
　　而且，有了人，事物才有经济价值；事物有了经济价值，则将需要事物的分配配置管理。即，一切管理问题，都是经济问题的寄生、派生问题。故而，只可能是政治学脱胎于经济学。
　　经济规律需要在系统体系的观察位置上，来进行讨论。

胡先生这样看待经济学，那可就把经济学史推前几千年了。

张建平 发表于 2009-8-21 20:06

胡勤丰 发表于 2009-8-21 12:04
　在自然人、企业与团体法人、社会政权人三类基本经济体系的观察角度上，政治，仅是经济体系的一种管理类型、管理形式而已。
　　而且，有了人，事物才有经济价值；事物有了经济价值，则将需要事物的分配配置管理。即，一切管理问题，都是经济问题的寄生、派生问题。故而，只可能是政治学脱胎于经济学。
　　经济规律需要在系统体系的观察位置上，来进行讨论。

胡先生这样看待经济学，那可就把经济学史推前几千年了。

　　交流经济观点，不能在意以前是否有、将来是否有，是大师说的、还是小人物说的。只能考虑“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合理。
　　没有元素，何来常观物体？没有事物的经济价值，何须事物的分配配置“管理”？只有在事物有了“经济”之时，才会有事物的拥有欲望、支配欲望，及至事物的支配政权、支配政治－－除非先有群居的人群，后有单个的自然人，才会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其实，在没有政治一词之前，就已经有了事物的支配活动的存在；在没有经济一词之前，也已经有了事物的需求活动、消费作用的存在。以“政治”一词、“经济”一词的大师定义为依据，去推导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错误的机会，无疑会比直接从自然现象来推导关系，要多一点。

胡勤丰 发表于 2009-8-22 06:32
　　交流经济观点，不能在意以前是否有、将来是否有，是大师说的、还是小人物说的。只能考虑“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合理。
　　没有元素，何来常观物体？没有事物的经济价值，何须事物的分配配置“管理”？只有在事物有了“经济”之时，才会有事物的拥有欲望、支配欲望，及至事物的支配政权、支配政治－－除非先有群居的人群，后有单个的自然人，才会先有政治、后有经济。
　　其实，在没有政治一词之前，就已经有了事物的支配活动的存在；在没有经济一词之前，也已经有了事物的需求活动、消费作用的存在。以“政治”一词、“经济”一词的大师定义为依据，去推导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错误的机会，无疑会比直接从自然现象来推导关系，要多一点。

呵呵。并不反对你前面的说法。
我也已经说了，两者都是谈论“利益”问题的，或者说都是涉及“价值”问题的。而“价值”的确是因为人的出现才有的东西。
但是，如果要从学说史的角度，把一开始的“混沌”状态，分析为某种“学说”或者定义为某个学科，怕是不妥。人类现代的一切学科都出于当初的、朴素的经验性认识。

　　交流严肃的观点时，调侃一下、开心一下、放松一下，最好
　　《把一开始的“混沌”状态，分析为某种“学说”或者定义为某个学科，怕是不妥》当然！
　　不过《“混沌”状态》是现象、是存在。我们如果发现了现象、规律，我们就可以《分析为某种“学说”》。

以下文字摘自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第一章导言：
经济学的涵义：经济理论
　　经济学是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如何处理它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凡是要用不充足的手段去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时候，就存在着经济问题。如果手段是充足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天堂。如果手段是稀缺的，但目标是单一的，那么如何运用手段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解决它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只涉及各种物质和技术关系的知识。例如，假定给予一定数量可使用的钢铁和劳动力，等等，以制造一个最大马力的发动机。这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只需要工程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另一种情况是，把目标改为制造一个“最好”的发动机，这个“最好”的含义不仅包括马力，而且包括重量、体积，等等，这个要求就不再是单一的了。不论有多少单纯的物质和技术知识都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这些知识不能告诉我们牺牲多少马力以节省一定的重量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经济问题。
　　这种经济问题的概念是非常广义的，超出了通常认为的经济学的范围。例如，按照这种概念，一个人决定如何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也是在处理经济问题。其实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纯技术性的。甚至在上述的例子中，工程师在制造发动机时也会有不同的目标，也要考虑其它事情，如设法使自己的工作比较愉快，等等，这些问题将影响他在解决技术问题时的努力程度。这种经济问题的概念在以下意义上也是广义的，即它既包括了鲁宾逊式经济中的问题，也包括了落后的农业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经济问题。
　　按照我们的定义，经济学并不包括全部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科学，因此它主要注重那些其解决涉及不同个人之间的合作及相互影响的经济问题，只有当单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有一定的意义或影响其他人时，经济学才关心涉及单个人的问题。更进一步讲，它不涉及抽象的经济问题，只涉及一个特定社会如何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鲁宾逊式的经济中，还是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中，无论是在共产主义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中，还是在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问题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上的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因此，就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来服务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事实上，不同流派之间终归有许多共同点，只不过这些共同点不能事先得到，这正是经济科学的结论之一。
　　我们的经济学定义可以看作是对经济问题非常广义的定义和对应用问题具体性的相反愿望的一种折衷。
　　经济学的这种定义如何使经济学与其它研究学科区分开来呢？
　　强调“不同”的目的，就引入了价值判断，从而把经济学与技术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后者仅涉及单一目的和稀缺资源的关系。接受给定的一些目的，就使经济学与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研究偏好的形成，也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区别开来，伦理学是研究偏好评价的。
　　最困难的是把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当然，政治学所研究的那种政治制度是一个特定的社会使用稀缺的手段来达到各种目的的方式。哈罗德·拉斯韦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把这本书标题中的政治学用经济学来代替，这书名同样是恰如其分的，而这本书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或可看一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研究，它考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中与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的获得和使用有非常紧密联系的那一部分行为。在艾·马歇尔时代的英国，这个定义可能很适用。但在今天，当政府在获得和使用“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时，这一定义亦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区别开。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的定义意味着这两种学科根本的不同在于所追求的目标的性质上，经济学涉及“物质需求”，而政治学涉及“非物质需求”。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经济学在论述资源之用于艺术、文学、戏剧、教育和其它一些“非物质”需求品方面与论述它们之用于物质需求品方面可以同样有所作为。很显然，政府的农业政策也涉及到“物质”需求。
　　较为令人满意的标准是研究其辑织方式，经济学主要涉及购买与销售的市场机制在组织资源使用方面的作用；政治学主要涉及行政命令机制，这些命令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或来自直接投票。但是，这种划分也远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学对不同命令所导致的结果也有许多意见要发表；政治学则不得不研究政府对市场组织的干预。
　　现在，划定两者之间的界线所遇到的困难已经有了结果。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在这两门学科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是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组织。两门学科的融合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功绩，唐斯、达尔、施蒂格勒、布坎南、塔洛克，是最著名的学者中的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