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立东：三阶梯卓越创新管理学（原创连载）

2.06与卫生有关的产品---项目名额制
我们在本文的开头来看歌坛巨星杰克逊的悲剧故事。
2009年6月24日午夜时刻，杰克逊彩排告终。跟之前几个晚上一样。杰克逊的在保安的护送下进入屋内，在楼梯口脱鞋。没有人被允许上楼，除了他的孩子和莫雷医生。杰克逊回家后不久，他开始抱怨疲劳，他表示需要睡眠。
根据警方的起诉书，莫雷注意到杰克逊有异丙酚（一种强力麻醉剂）上瘾的倾向，这种麻醉剂通常在手头操作的一种特殊医疗设备中使用。他告诉警方他试着想要戒掉杰克逊的异丙酚上瘾，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给他这种药物。
6月25日凌晨凌晨1点半左右，他又开始尝试这种做法，给了杰克逊10毫克的安定片。抗焦虑药并没有立即生效，约半小时后，医生放了2毫克的劳拉西泮在盐水中进行注射，这是另一种跟安定片有同种功效的药物。
　　当杰克逊依然保持清醒时，莫雷在凌晨三点加了2毫克剂量的咪达唑仑，另一种镇静剂，然后在凌晨五点又加了2毫克的劳拉西泮。到了早上7点半，杰克逊依然醒着，莫雷告诉警方他又注入了另外2毫克咪达唑仑。不过，杰克逊依然不能入睡，烦躁地躺在他那张文艺复兴风格的花饰床头双人床的白色床单上。6月25日上午 在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莫雷说杰克逊重新要求使用异丙酚，这种白色液体被他当“牛奶”一样使用。大约到了周四上午10点40，莫雷说他满足了杰克逊的要求，注入了25毫克的药物在点滴中。
根据警方的口供，莫雷跟这位平静的歌手继续呆了十分钟之后，然后离开去了卫生间。不到两分钟之后，莫雷回来了，但是却发现杰克逊没有了呼吸。
私营的医疗机构也是以法人的形式注册的，那其本质就是一家提供卫生服务的公司。就拿医院来说，它的创新是很困难的，除了濒临死亡的人，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实验新的技术。医药公司更加难以找到合适的试药病人，与之相应的还有警察、军队，这些工作单位都决定了许多人的生死，虽然它们明显不属于公司的范畴。
卫生产品对于相应的消费者来说是优先于食物需求之外的所有需求的，例如我们对可以挽救我们生命的医疗设施的渴望，超过了我们对文化、便利、娱乐的需要。
人们在使用创新的卫生产品时，最大的顾虑就是有些人对卫生产品不负责任的滥用，就如担心一个医生是否会不在意病人的生死随意开药一样。莫雷就是一位倒霉的医生，因为开具药物不当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如果界定一位医生是否负有治疗中藐视生命的罪责，这对法院甚至社会来说都是很困难的，而且它阻止了创新卫生项目的出现。
于是一些老医生一辈子都只按医书开药，反正有理有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还有一些医生一旦创新的疗法失败，就破罐子破摔，大量拿病人的身体做各种药物使用的实验，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从而更加给正常医生的创新项目抹黑，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不信任。
我们可以从古人那来汲取经验，让人们减少对卫生重大问题的藐视。这就是古雅典人、古罗马人。
在古雅典人、古罗马人那里，执政官都有年限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促使执政者对民众生命的尊重。
如果一个人可以长期掌控权力，那么他就会对权力的授予者---民众视而不见。
如果一个人可以长期掌控他人的生死，那么他就会对别人的生死感到麻木。
对于私立医院、药品等卫生产品而言，如果可以让项目创新者，只以创新项目负责人的名义研究三项以内的创新项目，那么创新项目负责人就会对这些项目十分上心，反复研究、实验到最佳状态。因为他负责的项目就只有这三项，都是可察、可考的。他也会以这三个项目的成功引以为傲。
当然做为卫生创新项目的负责人要经过仔细的筛选，找到最优秀的人才来实施。这些人完成三个项目以后，也不必为他们的退隐感到可惜。他们可以把自己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学习者，并相互交流。这就与罗马的元老院相似了，做了执政官一年之后，不能再执政，但可以成为元老参加政事讨论，一样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同样的，使用完三个项目名额的医生，还可以用保守方法为病人看病，还是接着做医生。
这种以项目名额制为基础的卫生产品设计方式，可以让病人安心，因为医生们有了一个创新的普遍空间，不会随便拿人做实验。医生们的创新变的有条理，有据可察。

这里发贴、审贴太慢了，这里已经是官僚的天下了。以后不按时在这个论坛发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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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ISO9000的核心哲学的改进
-------设计流程的理顺
        在质量的检查过程中，供方在生产所订购的货品中，不但要按需方提出的技术要求保证产品实物质量，而且要按订货时提出的且已订入合同中的质量保证条款要求去控制质量，并在提交货品时提交控制质量的证实文件。这种办法促使承包商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这就是ISO质量体系的产生的缘由，但1998年被调查的一小批美国制造公司承认下列ISO9000认证所带来的内部和外部利益：产品质量的改善，顾客注意程度的增加，为重新设计功能步骤而形成的基础，市场份额的增加；21%的公司称质量认证对质量体系及产品没有产生效果。到底ISO9000的优势与缺陷在哪里呢？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国际标准之一，在1994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ISO/TC176（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所有国际标准”。该标准族可帮助组织实施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是质量管理体系通用的要求和指南。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和标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服务业在世界经济的比重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ISO/TC176分别于1994年、2000年对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进行了两次全面的修订。由于该标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采用PDCA循环的质量哲学思想，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双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既然ISO9000采用PDCA循环的质量哲学思想，那什么是PDCA循环的质量哲学思想呢？
PDCA（Plan-Do-Check-Action的简称）循环是品质管理循环，针对品质工作按规划、执行、查核与行动来进行活动，以确保可靠度目标之达成，并进而促使品质持续改善。由美国学者爱德华兹•戴明提出。这个四部的循环一般用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产品生产过程。这个过循环也被人熟知为，PDCA四个英文字母及其在PDCA循环中所代表的含义如下：：Plan-Do-Study-Act(PDSA)，
规划
1、P (plan) 计划，包括方针和目标的确定，以及活动规划的制定。
2、D (Do) 执行，根据已知的信息，设计具体的方法、方案和计划布局；再根据设计和布局，进行具体运作，实现计划中的内容。
3、C (check) 检查，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分清哪些对了，哪些错了，明确效果，找出问题。
4、A (Action)纠正，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予以标准化；对于失败的教训也要总结，引起重视。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应提交给下一个PDCA循环中去解决。
我们纵观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就是根据目标(即顾客要求或订单)有设计依据的进行生产，并不断在执行中改进不足。如果不未满足目标，那么就重新设计。
从这点看，这个PDCA循环本身就不是个真正的循环，而是个在P（Plan）下面的DCA循环，因为顾客的要求你是无法去影响的。你做不出满足顾客的产品，只能使顾客买别家的产品，而不会因为你的DCA已经循环了，就能反映那些没有购买的顾客输入的P（Plan）.
换句话说，PDCA循环最多可以对已经有的顾客的要求进行服务，而对于开拓市场，甚至于拒绝部分顾客的不合理要求而使用经费开发更广阔的市场是有害无益的。
即使对顾客已经反映出的不满，PDCA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线解决，而对其引发的系列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如果真是头痛、脚痛那是正好可以解决，如果是系统问题PDCA是束手无策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就是有问题的，当然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真正的成功之处就是按计划执行，也就是我的理论所说的按计划进行生产，图纸为依据发给生产、质检部门，并有质检这一控制系统，而过去，很多公司连这一点没有或者不是每次都按图纸生产、控制。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有这些，所以它取得了一小步的成功。
按本书的理论，在产品的设计阶段，依照决策为依据，把项目创新融入设计创新之中，有财务进行控制。
产品的组织阶段，组织方案按设计执行，并有会计进行控制。
产品的生产阶段产品按设计生产，图纸本身就是执行的控制，再由质检员对产品进行检查质量控制。
计划、组织、执行及控制中发现的问题，都会反馈到设计部门，由设计部门根据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改进设计，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由设计部门做出全面改进。对于个体设计人员可以快速改进的问题，进行快速改进并提交改进方案给设计部门主管，再看反馈情况。对于要增加预算的设计，必须由决策部门授权的总经理或部门主管进行审查，有重大投入时则由决策部门开会决定。对于减少预算的设计，则只需要设计部门主管审查即可。
这样本书的质量检查体系远高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所做的经验式的设计-执行-反馈体系，真正做到了设计控制的并用，以保证产品按决策的要求生产出来，以实现高经济效率进行计划的职能。

5.02财务上的否定困惑------重读《皇帝的新衣》
一位奢侈而愚蠢的国王每天只顾着换衣服，一天王国来了两个骗子，他们声称可以制做出一件神奇的衣服，这件衣服只有圣贤才能看见，愚人不能看见。
骗子索要了大量财宝，不断声称这件衣服多么华贵以及郭彩夺目，被派去的官员都看不见这件衣服，然而为了掩盖自己的“愚昧”，他们都说自己能看见这件衣服，而国王也是如此，最后穿着这件看不见的“衣服”上街游行，一位儿童说“他什么也没穿啊！”
这个我们熟悉的故事里，其实有一个我们都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心理学课题，这就是否定困惑。
所谓否定困惑就是我们对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总是想找到其合理性来肯定它。如果要否定历史就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者说心理上的不接受。
再回到这个故事，骗子之所以可以骗到皇帝，就是利用了否定困惑。如果骗子一开始就把这不存在的神奇的衣服送给皇帝看，即使皇帝再愚蠢，也不会接受这件不存在的新衣。但骗子可能猜到皇帝不会第一次就亲自到现场来看衣服，
从官员们的角度来说，派去的官员如同他们的皇帝一样最怕被揭穿愚蠢，而不是实际愚蠢。因为官员们本身就愚蠢，做错一件事只是增加他们的愚蠢，并没有大碍，而承认他们的愚蠢就等于给他们的皇帝丢脸了，这对于靠逢迎媚上的官员们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官员们宁愿自己把看衣服这样件做砸，也不承认自己的愚蠢。
而皇帝在每一次接到官员的报告之后，都奖赏了官员与骗子。这样就等于承认了神奇衣服的存在，在他真正来到织衣机前看衣服时，虽然皇帝什么也没看到，但他就必需要面对自己的否定困惑。难道是自己过去信任的官员们都是在欺骗他吗？难道自己过去的行为都是愚蠢的吗？当然皇帝不愿意这么想，因此皇帝只有自欺欺人的认为神奇的衣服是存在的。
公司也是一样，决策、计划者们都容易陷入到否认自己过去失败的困惑之中去。因此我们就需要财务部门对所有投入计划中的投入与产出项进行核算，看出哪些投入超出了计划之外，哪些项目的所需要的开支超出了决策范围之外。
德鲁克说；“制定和平衡各种目标，需要一套机械式的表现方法。预算，特别是可控制费用和资本费用的预算，就是这种工具。”
所谓制定与平衡各种目标就是各个部门的支出的目标，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部门可以顺利、轻松的完成上级的任务，当然得到更多的资源就更有利于完成这些任务。这就形成了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相互争取资源的现象。由于公司预算是以年度为单位的，上一年少了，这一年遇到事情再争取更多就等于占用其它部门的资源，因此很多部门甚至总是多报预算，把可有可无的预算加上去，这样那些真正需要资金急用的部门就会感到钱都用到不该用的地方了， 种预算上的争议，是很多公司内部矛盾的焦点之一。
这也是一种否定困惑，为了能不让上司觉得自己去年报多了预算，即使今年不需要那么多钱，也要多报预算。
面对这一问题，很多公司采取的是一种制衡的办法，让各部门内部形成派别，相互监督，从而保证有效的资金使用。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监督方式在公司的应用。
当然在一些部门，如控制部门，如财务、会计、质检这些部门。这种方式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它本身不进行生产。而对于多数部门来说，这种相互制衡会导致决策难以统一执行下去。而控制部门本身就是反馈信息，所以反馈也只会是给决策者，对决策--执行系统运行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当然面对更多的控制信息，也考验着决策者的判断能力。
政治监督方式的实质。
由于政治是对于国家卫生问题的共同协调解决，而国内重大卫生问题并不是时刻发生的，为了能让国家能从容面对重大的卫生问题，必须让政治家们相互做一些政治上倾轧，这些倾轧并不是对国家理念上的分岐，而是政治能力的比拼。包括对现有问题提出的新的解决方案，形成一系列的竞选主张，以供选民们挑选。一个能不断在系统内提出好的方案的人，在理论上来说也更能应对复杂的卫生问题。
ZF机构面对这样一个会挑出竞争对手刺的人，也会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收敛许多。
对于公司来说，财力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公司有许多现实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而这些处理问题的人是对董事会负责的，这与交出公共权力的形成国家普通民众有本质不同。公司可以轻易的找到准确的负责者，这与民主政治要在广大民众中找一个总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部门内部的相互制衡绝对不是公司治理的好办法，而要获得公司预算的准确性，就必须采用例案法的经验，以案例来判定预算的合理性。
对于一个项目而言，先由自发创新的构思中研究项目是否值到投入，然后项目组自己来判定各个任务者须要的花费，以这些任务者的花费来判定执行相对应任务的各部门的花费。许多难以判定的预算花费，则以中立的控制人员去执行一次，以判定花费，然后再判定这种任务的长期花费。
财务部门还可以把类似的项目创新还可以做比较，从而看出哪些部门花费可能超出，而另一些部门花费则节俭。但这种抽象的比较也应在以案例为前提的基础上的。
所有这些预算的建议都应最后由董事会审议，而不是直接与被控制的部门联系，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在计划上控制支出的功能，不会一步步陷入过去投入痛苦陷井中不能自拨。

2.02重商主义和立宪主义---------爱国、法律及荣誉
中国的管理书中没有明确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理论，这可能是不好意思说或者不能说，不过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书中有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两种模式的论述。
“教科书还在把自由放任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即“市场”经济)中企业同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典范。但是，首先，自由放任是经济理论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政治理论和政府实践。除了边沁(Bentham)和年轻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外，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或有影响的政治学家提到过它。其次，即使作为一种经济理论，自由放任只在英国于十九世纪中叶实行过一个较短的时期。
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准则的只有两种差异很大的政治模式。它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重商主义和立宪主义。”
……………………………
“在重商主义模式中，经济被看成是国家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和国家的统治被看成是共存的。两者基本上都是组织起来反对外部世界的。经济的主要职能在于为民族国家反对外来威胁提供生存的手段。在民族国家内部，可能有摩擦、冲突、竞争、争吵，但正如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中一样所有的争吵和分歧都停留在围墙之内。
重商主义在十七世纪末叶最初形成时的原始概念是，把企业看成是金银货币的供给者，以便用以支付给士兵，而士兵则保卫国家的独立和生存。亚当•斯密推翻了这种推理方式。但是，重商主义模式仍把在国外竞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看成是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出口是其目标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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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主义模式在十九世纪主要产生于美国。它基本上把政府看成同工商企业处于敌对地位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由人来确定，要在公正的基础上来予以处理。
立宪主义同重商主义一样地不相信自由放任。它也认为政府不能置身于经济和企业之外。立宪主义和重商主义都认为，“工商企业非常重要，不能由工商界人士去单独处理”。但重商主义所采用的方法是领导、指引和给予补助，而立宪主义却说，“你不许”，并应用反托拉斯法、管制机构和刑事起诉。重商主义鼓励工商企业，帮助它朝着有利于加强国家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方向发展。立宪主义者却决心使工商企业处于政府之外，认为它会招致腐化，并为工商企业的活动制定政治道德的规范。”-----任务、责任和实践
重商主义就是以保卫国内经济为借口，把政治之手伸到经济领域，从而实现政治家们对经济的控制。
立宪主义则是以保护国家政治权利为理由，干预经济领域可能对政治方面产生影响的问题。
从政治与经济的定义来说，重商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不分的理论。但正是这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成长的初期是对市场经济在表面上有利的，已经带上公司帽子的封建贵族们按照这种理论可以拿出钱来开办半国营性质的工厂，而不会遭到其他贵族的嘲笑，因为重商主义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子。仅此而已，带上公司帽子的封建贵族们会在其他地方破坏市场规则，干扰自由贸易，除了在生产上做着公司的样子，其余地方都可以打着爱国的旗号行使贵族的特权。
立宪主义则与政治的本意要契合的多，政治的目标就是要合众人之力保卫民众生命。在公司的经营之中，少数人会不顾环境污染，劳工健康而进行短视的经营。法律系统对这些不合法的经营进行监督与管理当然是必要的。政府除了在法律之内的常规监督之外，而应当有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处理方法，除此之外的政治干预都是有违政治的管理范围的。立宪主义希望的是现有的法律把经济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但这对于不断创新的世界很难成功。
立宪主义过去遇到的主要问题就在于需要与公司进行合作。<任务、责任和实践>中提到”曾经在六十年代把人送上月球的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是一个比防务采购更为模糊不清的领域(关于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及其结构见第四十七章)。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是一个政府机构，但美国的航天事业却是许多独立而自治的组织为一项共同任务而在一起工作的合作事业。这些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大学、个人、尤其是企业。其法律上的结构是一种合同关系，而实际工作却是在一种合伙关系中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由私营企业担任领导工作，制定公共政策并确定目标和标准。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一位官员解释道，“在防务采购中，总是由政府派出检查员到承包商的工厂中去控制其工作。而在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以下情况并不是罕见的，却由作为承包商的私营企业派出一名检查员到一个政府机构中去控制政府的工作。””
其实这种合作并不损害立宪主义对公司的监督，这就与重商主义对国外商船征税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国外商船的监督一样。立宪主义实行自己的保卫民众的计划，而不是获取更高经济效率的计划。保卫民众过程中的所得，要看民众给予的奖励，这是一种贵族式的以荣誉为已任的工作方式，报酬应该只是政治家们次要的追求。
从这点上来说，政府派到承包商的检查人员也应当以荣誉为主要的生活目标。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与承包商的合作过程之中就不会出现腐败的问题。
我这里不是说整个政府都要靠荣誉感来支撑，而是认为政府也应当分成创新与计划两部分，计划部分应按法律严格执行，而创新部分应当让有荣誉感的人来执行，在与经济有关的领域对政府来说都是创新部分。现在之所以航空和航天局的事务要由政府合作完成，这是由于这个项目的危险性很高，以致于它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当有周密的计划可以使航天事业如汽车一样安全时，公司就可以独立全面维护其运行，而政府则应当全身而退了。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统计的飞机就比其他交通工具更安全，宇宙飞船在以后可能会更加安全。
政府只要坚持执行自己的目标与计划，不以重商主义的“爱国行为”目标，也不以立宪主义防预经济领域对政治的影响为目标，但是确实应当防止政府去经营已经有成熟工作计划的经济领域。
政府的目标是以保卫民众的安全而不是营利。这种保卫民众的荣誉感要求政府人员是勇于以自己生命冒险，而不是像现在一些参与卫生事业的官员一样，站在创新的对立面，为他人的冒险而患得患失。对官员来说保卫民众平安就是光荣的完成任务，否则就是耻辱，这中间没有如公司一样按经济效率评定的因素。立宪主义加上荣誉的参与则是对公司的传承与创新都有利的模式。
公司只有与真正为荣誉而工作的官员合作时，这种合作才会给公司带来真正的经济效率的发展空间。如果公司想要利用政府的力量来设置隐形的垄断瓶颈，只能是引来本身创新的停滞，在不知不觉中被社会进步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