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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个贴子是今天上午临时写的，本来想发到百度贴吧，不知道哪个词有问题发不出，就只能放到这里来了，属于借个地方，部分内容和以前发贴说过的重复。
昨天看了曼德尔的《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感觉和以前看到的杜车别《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里的计划经济框架有些不一样，本来不在发贴计划里，简单说几句想法。
曼德尔的计划经济构想感觉比较分散，“联合自治”是比较重要的概念，决策分成国际范围的，国家一级的直到工厂里工人代表会议和消费者代表会议协商决定的事情，并且认为一些比较琐碎的细节只有工人自己才能设计比较周全，杜车别的构想则是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以苏联的经验为基础，认为一些琐碎的衣食住行等问题不必每个人自己操心，集中到中央计划来专业化控制是对人们的一种解放，可以使人摆脱低层次需要的追求，有更多时间和条件成为追求高层次需要的可能。杜车别参照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产品的产量、规格型号这些是由中央计划严格规定的，工厂工人可以作为自由创造空间的设法提高质量和技术、降低成本。
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和比较分散分层联合自治松散结构，是第一个区别。
曼德尔和杜车别都提到了需求层次，杜车别还把这个当成是重要理论基础。不过分层的思路不一样，曼德尔把一些物质需要也进行了分层，食品住宅交通工具也分一般和高级，杜车别的快乐机制理论的本能快乐机制这一层几乎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的生理需求完全重合，更多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的分层，物质需要全归入本能快乐机制，高级的两种快乐机制，荣辱快乐机制和创造性劳动快乐机制都不是物质。
杜车别快乐机制理化理论是建构的核心，认为高级快乐机制产生作用时，人们可能克服部分本能快乐机制追求，举过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性欲再强的人也不会当众性交，只要所处的环境鄙视这种行为视作耻辱。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建构引导人追过荣辱和创造性劳动的高级快乐机制方向，就可以减弱人们对低层次快乐机制物质的追求，大概就是因此，没有把基本物质需要也像曼德尔那样再进行类别细分。
还有一个区别是曼德尔的构想突破了国家范围，是国际性的，部分甚至是世界性的。而杜车别支持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计划经济范围明显是处在一个大区域范围的。这就是托派和斯大林思想最重要的传统分歧了。杜车别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作为一些解释，只要能证明存在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活力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就能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本主义就会从内部自动瓦解，像苏联解体一样，杜车别称为“反向和平演变“。当然这种证明必须要有实例，光停留在理论构想上，只有广告没见到疗效则效果有限的，建立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典范区域就是展示实际效果让大部分人眼见为实。
杜车别的构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在制度建构部分还设计了其他各种制度 教育、政制、宣传、科技等一系列制度与计划经济配合，曼德尔的构想则似乎是以计划经济为中心。
曼德尔承认他的构想也仅仅是超过资本主义，但是还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中，人基本需求免费供应的前提下，高级需要上还保留一部分货币商品关系控制，逐步消灭，因此还保留一部分私营与合作企业，只是强制雇佣的市场经济环境消失了。
杜车别的构想里是绝不存在私营的企业的，他接受了斯大林的重新定义，把中央计划经济为经济基础加上各种社会制度配合的社会形态称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裂成了两个概念。
曼德尔的构想比起杜车别，我觉得比较大的一点问题是没有把社会发展动力说清楚，至少没有落实的制度化设计，曼德尔虽然指出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发明都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完成，而不是在工厂企业的市场经济利润的吸引下产生，不是市场利润的附属品，这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不是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了发明创造的动力，可是怎么把这种动力在制度上落实，我没有看到曼德尔的设计，可能和文章篇幅有关，曼德尔的设计毕竟只是一篇文章，杜车别设计和篇幅，即使不够出一本书，也够一本小册子了。
曼德尔也提到过一句人类有尽量避免感觉枯燥的机械重复劳动的倾向，更愿意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但是没有把这个作为重要理论强调，也没有以此为中心强调成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甚至我还看到一句话，大意是只是产品质量和工人的假期和旅行时间相关，就会成为动力。看这意思还有打算用增加假期和旅行时间作为激励手段的。
杜车别的构想标题就叫《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上篇快乐机制分层进化理论到下篇在制度建构里的指导应用，不同层次的生产积极性分层分明白。本能快乐机制，物质利益，只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残余，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大部分人还不能马上适用新的经济环境时迁就性实行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物质利益“按劳分配”，指出资本主义的残余，这个和以前大部分人的观念不一样。
属于计划经济范围里的快乐机制动力，就是另外两个高级的生产积极性，一个是荣辱快乐机制，主要实行形式是列宁提出理论，斯大林实施的劳动竞赛，不过基于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竞赛项目限于提高质量、技术水平和降低成本等，不能竞赛追求提升数量。另外对于消费品，定期由消费者打分，汇总对生产企业管理者和工人进行象征荣辱的奖励，这是事后评价消费品的设计，与曼德尔设想的工人和消费者代表会议事先协商和选择消费品款式型号也是一个小区别。
不过这些基于荣辱快乐机制的荣辱机制建构措施设计杜车别还认为是浅层次的制度，是为深层次制度建构和发挥出作用争取时间的。
深层次制度发挥出的作用就是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达到最高层次的快乐机制“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这样的人越多，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就越大，经济越有活动，计划经济的增涨和社会发展进步越快。
杜车别十多年前发在天涯的说他高中写的贴子里就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尽可能创造条件使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等达到了这个目的，完成了这种状态，就是共产主义了，他上次也提到他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就是“创造性劳动成为大部分人的第一需要”。那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达到最高层次快乐机制的过渡形态。
杜车别的制度设计里我觉得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科技制度设计，他提出在完成了他设计六年自主教育，通过各种考试以后的人，可以申请财政资金和资源支持进行完全自由的研究，不作任何审查，不规定课题，不承担具体工作。原因就是这批人已经极大可能比大部分人先行一步，达到了“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最高层次快乐机制，审查只能对他们起到干扰的效果。我觉得只有深刻理解共产主义核心精神“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才能作出这种制度设计的。
杜车别也提到历史上有过的少数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石器时代南美岩洞里的岩画创作、司马迁、阿基米德、红楼梦作者、李政道、佩雷尔曼等。只是大部分人需要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他环境帮助才能达到同样境界。
我查到这些史料报道，当年苏联就是这样操作的，介绍佩雷尔曼的报道提前他就是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数学家。斯大林在二战时把数学当成最大的秘密武器，“向数学家提供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汽车和食品等。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当中。如果与外国人接触，就会以间谍罪进行处罚。斯大林逝世后，数学家们仍无需担心生计、意识形态、人际关系、讲课和论文等负担，可以一心一意研究数学。苏联的40多座城市的秘密军事研究所等地，培养出了近100万名数学家”，从这则史料看，对他们唯一的限制就是禁止与外国人接触，这只是战争状态下的技术壁垒，与学问无关了。
还有一则史料更说明问题《二战奇迹:监狱里诞生的苏联最尖端武器》，指二战时把一批受大清洗牵连的科学家集中到一个监狱里，“重返实验室的科学家兴奋不已，仿佛从地狱回到了天堂。他们跟克拉夫琴科达成了“君子协议”：保证在没人监视的情况下不逃跑，不制造麻烦。而克拉夫琴科则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工作与生活上的需求。不用看管的囚犯不断创造奇迹”，原因同样是这批科学家早就已经达到了“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只要到了有条件的环境中，就会完全投入到最高层次的快乐机制劳动中去，这些人也没有精神不正常，生理构造特殊，说明所有人就都可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可惜大部分人不理解这一点，像这样的史料，多半只是被当成“爱国主义”的宣传材料了，连那则史料都只是说“他们是在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当然不排除这方面因素，不过是次要的），这是天大的浪费。
从斯大林设计对数学家这种安排、克拉夫琴科少校与科学家们的“君子协定”，直到杜车别“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和在科技制度设计里最突出的体现，理解“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这一点共产主义核心精神的“道统”一直是有传承的。而这一点从两种计划经济设计看只怕是包括曼德尔在内的其他人都没有重视、注意，甚至没有理解的。
这大概也就是杜车别一直支持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因，如果是把社会主义当成传统定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确实一国无法建成。如果是杜车别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创造性劳动成为大部分人的第一需要”，那在一个区域范围里，以中央计划经济为基础加上各种制度设计，完全可能使大部分人达到“创造性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状态，别说是社会主义，连共产主义都可能在一个区域范围里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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