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现有的传统能源生产结构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方面至少在未来半个世纪它依然是我们能源生产的主体,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只能靠它拖曳;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必须形成新的能源生产结构,以弥补传统结构萎缩造成的缺口。
因此,从整体上合理安排传统能源生产,尽量提高能源生产与利用的效率,延长传统能源结构的服务时间,为形成新的能源生产结构赢得回旋余地,就成了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而过去30年,在能源领域的主导政策是“市场化”,是“有水快流”。这样的主导政策能够有效地激发资本的逐利动机,却无助于从全局立场上进行战略性研究与管理。受制于体制因素,我们缺乏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弱政府,强企业”,各自为政的现象早已为人诟病。当初酝酿“大部制”改革时,“能源部”呼声很高,而最后却是不了了之。对这种有局部无全局的体制,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感叹道:
“以此次南方雪灾为例,一次自然灾害,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工业灾难,最后,我们看到的全部是英雄,在风雪中战天斗地,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门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从自身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能源供给的系统危机,有什么经验此后可以吸取。不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是不是等待下一次天灾中涌现更多的‘英雄’”?(《聚焦大部制:能源部为何“意外出局”》200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
从目前的态势看,即使没有“下一次天灾”,“能源供给的系统危机”恐怕也难以避免,所不确定者,时间而已。
我国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程度正在快速上升,在半个世纪之内,很可能上升到相当高的地步。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状态。
对我国的能源对外依赖性是否应该进行总量管理?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对外交与军事力量有何要求?对社会经济体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有何要求?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需要有务实、负责任的研究,并最终落实到政策选择和实际运行上。
能源问题,国运所系,不可不察。
(因版面原因,略去图表中数据来源)
作者:本报首席评论员 王中宇 来源:《科学时报》 (2009-9-2 A4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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