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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比现在的主流理论更有力量”
《财经》：您的意思是，发展经济和完善制度是同步的？但是从您的著作中看，您似乎更注重经济的作用。
林毅夫：这要看是那本书，在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我的主要著作《中国的奇迹》（1994）、《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7）和《解读中国经济》（2008）中，更多的是谈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逻辑，以及怎么推动改革，一步一步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著作以讨论改革为主。到世界银行工作回来后，在《新结构经济学》（2012）、《繁荣的求索》（2012）和去年出版的《超越发展援助》（2016）以及即将出版的《战胜命运》（2017）中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则更多地谈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尤其是，如何在过去过分强调ZF作用的“结构主义”和过分强调ZF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间去寻求市场和ZF作用的平衡，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在这些新的著作中转型，也就是改革，只是整个讨论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是基础，制度和许多扭曲是内生的。如果造成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不改变的话，或是造成扭曲的原因不消除，想去改变制度，或是想去消除扭曲，可能会事与愿违，效果可能更差。苏联东欧的情形不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吗？而且，在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上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改革前的60年代和70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普遍高于60年代和70年代，也证明了我上述的观点。所以，我并不是不主张改革落后的制度或消除扭曲，而是首先要消除导致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以及消除造成扭曲的原因，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财经》：您总是强调经济基础，强调内生性，这样会让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们提供借口。事实上，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你好像不是那么太支持改革，有时甚至反对改革。
林毅夫：我不是不支持改革，也不是反对改革，只是不主张把某些制度安排绝对化，不问青红皂白的改革。
比如说，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率低，是不是就应该主张以私有化来解决？这个观点在国内很盛行，在波兰也很盛行，我这次在波兰和其总统经济委员会讨论的就包括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波兰和其他转型中国家，一般私营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所在的行业是不同的，其产业特征不一样，简单地比较私营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将香蕉和苹果比。私营企业一般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可以分成三类：自然垄断行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战略型行业，和竞争领域的行业。从来没有理论和经验证明，大型企业中的自然垄断产业，私营的比国有的有效率。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来衡量绩效，解决自然垄断行业效率问题的办法是加强监管。私有化不一定会加强监管。大型垄断行业私有化以后可能更难监管，因为私人老板会收买ZF。墨西哥的电信行业在80年代私有化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形，效率没有提高，只是造就了一位寻租和控制垄断利润的富豪。所以，墨西哥电信的老板才能老在跟比尔盖茨争谁是世界首富。需要ZF保护补贴的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型产业里的大型国有企业也是同样的情形。
《财经》：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真正属于自然垄断的还是少数，大部分在竞争领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监管问题。
林毅夫：即使不多，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讨论国企改革时，必须先把哪些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哪些属于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赶超产业、哪些属于竞争性行业先搞清楚。对于，竞争领域的国企改革首先要强调公平竞争，通过改革把冗员和老职工退休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剥离，然后消除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各种扭曲，让企业公平竞争。这样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经营好坏的责任才清楚，不会有任何推脱的借口。能这样国有企业不见得就会经营不好，如果经营好了，可以扩张，甚至是并购私营企业，例如，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并购日本私有的日产就是例子。如果，经营不好，则可能被私营企业并购，只有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并购时值多少钱也才会有一个比较公正、透明的价格，不会出现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低价大甩卖，导致寡头垄断的情形。
对改革者来讲，应该让他们有选项。所以，我没有把任何东西绝对化。既没有把国有绝对化，也没有把私有绝对化，而是看问题的本质。我常讲“回归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就是其书标题所提示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先了解问题或现象的本质，然后了解其原因，再来开药方。而不是，不问问题的本质，不弄清问题的原因，拿一个药方去治百病。
《财经》：实际上，你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私有化，只是反对把私有化绝对化。
林毅夫：没错！在1997年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对符合比较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可合二为一的中小国有企业，我是主张私有化。对有战略性政策负担和有社会性政策负担，而且，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的大型国有企业，我则主张先消除产生预算软约束的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由竞争来决定一个企业的所有制形态；在自然垄断行业或是存在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不能消除的状况下，我则主张加强监管。问题是现有的主流理论把私有化绝对化了，受此影响，有些人看到现存的大型国有企业普遍效率低，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认为是没有私有化造成的。我不愿意人云亦云，有些舆论就认为我是反对改革，那我是不是应该随大流呢？让我高兴的是，对于“华盛顿共识”将“私有化、市场化、私有化”绝对化的弊病，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识到了。
作为一个学者，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这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就是根据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否符合主流，或是会不会犯众怒。
《财经》：您有没有意识到，您的一些观点可能会被一些人歪曲到反对改革的方向上去？事实上，有些人就认为，您不是那么坚定地支持市场化改革。
林毅夫：一个学者把他的主张说出来以后，对这些主张的解释权就在别人的手里，会不会被误解?或是被有些人作为不改革或乱改革的借口？都可能!对我是这样，对持其他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是一样。例如，在去年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中，主张ZF的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观点，是否也会给ZF的“不作为”提供借口呢？学者的责任是把他认为对的说出来，提供给社会作为参考。如果，因为怕被误解、被误用，或是怕“政治不正确”就不敢说，那这样社会上不就会形成舆论一律了吗？我不清楚为何这些学者因为别人的观点以及提出的改革路径和其不同，就认为别人不坚定市场改革；别人主张除了建立有效市场外，ZF也应该在经济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就认为别人是反对改革，甚至肆意进行道德批判、人身攻击。这些学者不是也很主张要有思想市场吗？既然要有思想市场，就应该有各种观点的公平交锋，而不应该党同伐异，给别人带帽子呀。
上世纪60年代，我的导师舒尔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回顾30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大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有思潮的影响。思潮通常包含两个部分：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和解决问题出路的设想。当一个社会有大的问题，过去的理论、政策、制度无法解释和解决，新的思潮就出现了，这些新思潮似乎总是可以把当前问题产生的原因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家才会都相信，齐心协力推动变革。但是，大多数的情形是等到社会变革以后发现，按新思潮所提供的办法去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时甚至把问题搞得更严重。道理在于那些思潮经常只看到问题的表像，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根本原因。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300年如此，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普遍低于“结构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以及本世纪初以来北非的乱局不就是最新的例子吗？
这种状况之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根据自己对发展中国家自身问题和机遇的理解提出不同的理论，发出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当自己看清楚问题以后，即使观点跟大家都不一样，也要有勇气“横眉冷对千夫指”，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以避免舆论一边倒，像孟子说的那样，“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财经》：请问，你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前景如何，它对未来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林毅夫： 目前的主流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而且主流理论基本没有结构的概念，即使有，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在主流理论看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因此，从主流理论和来看，在发达国家适用的政策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适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指的是各种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上层建筑也应该有差异。
什么决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是一个经济中的产业。产业决定生产力水平和合适的资本与劳动的使用量，所以同时也决定生产关系。例如，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雇佣的资本少、工人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雇佣的资本多、工人少，而且是有高人力资本的技术人员。不同的产业其资本需求量、规模经济和风险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和其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也不一样。什么决定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是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内生化，同时，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引进了一个结构的概念和维度。如果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二维空间，新结构经济学则是三维空间，看问题当然比二维空间看得更清楚。
当然，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我不能保证新结构经济学50年以后还有价值。50年以后，如果全世界的工人都被智能机器人取代了，那么我讲的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各种制度安排要和产业技术相适应这些观点大概都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有一天劳动力都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了，智能机器人可以自己生产智能机器人，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前提条件就改变了，自然也就不适用了。但是，在人还没有被智能机械人完全替代之前，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新结构经济学比现在的主流理论更有力量。对此我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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