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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香港丁学良教授说的“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起了“郎顾之争”后，主流经济学家的再一次集体失语吧，日前，终于有个叫茅于轼的经济学家，要用自己的学问说话了。于是，一声“抵制日货很愚蠢”的断喝，便出现在了广州。
抵制日货愚不愚蠢，似乎确有些涉及经济的范围，也有一些要进行研究的必要。但凡事的研究，总要有理有据，那结论的得出，也应当经过缜密的推理。然而茅于轼“抵制日货很愚蠢”的结论得出，却似乎有些蛮霸，有些不大符合逻辑。
茅于轼的这个结论导出，缘于他设定的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享受。那结论的导出便是，既然人活着是为了享受，而日本货物美价廉，能够满足人们享受的需求，因此，“抵制日货很愚蠢”。这便是中国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方式，他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是在这样的方式下结出的。
常识告诉人们，一个结论得出的正确，首先要建立在大前提正确的基础上。倘若大前提不正确，则后面的一切推理都是枉然，那结论的得出，也一定错误。茅于轼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人进行了多年研究，最终发现：“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人生。”于是这样的结论，也便奠定了他的学术研究基础。
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似乎因为人们宗教的不同，信仰的不同，甚至生活区域的不同，种族的不同，而作为一种人生观的命题，一直纷争于历史。茅于轼自然也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观，但是他不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结论，而强加于所有的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有悖于人类信仰自由的。
这个世界上既有对来世追求的苦行僧，也有对前世的忏悔者；既有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赴汤蹈火的人，也有背叛者犹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样的诗句，所反映的便是人们对信仰的多种追求，却也不一定都是“享受人生”。何况人们即使需要享受，那也应当是有尊严的。“有奶便是娘”的享受，总会给人一种苟且偷生“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感觉。用一个并不是普适的大前提，推导出一个令人惊愕的结论，如果不是学问出现了偏差，便很可能是一种良心不正的故意。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茅于轼又设定了一个小前提：“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好处就没有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来损害别人，何苦呢？”日本的货也可能是好吧，但是倘若说好到“不买了，好处就没有了”的程度，似乎也有些夸张。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产品多样性，是出自很多国家的，有些国家的产品似乎也和日本的差别不大。何况中国的许多家庭，从来就没有享用到这样的好处，但是他们的生活却依然在进行着。买不买日本货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要达到自己推理的目的，便把它神奇化，唯一化，似乎就有些出发点不正了。
不买别人的东西，就是“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来损害别人”，那言外之意便是，买了别人东西，便善待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但是中国买了他们的汽车，甚至让他们把工厂都办了进来，他们却不给你核心技术，让你永远买下去。中国的电视、手机买了不少，可是核心技术至今依然在买着。神五、神六没有买，却没看到给那些能发射者带来什么伤害，却也善待了自己。只有建国初期的那些留学于国外的学者，似乎是吃亏了自己，回到了国内。又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射了的“两弹一星”，便有些对强权者伤害的味道。但是，这样的诋毁，该不是茅于轼的本意吧。
做学问、搞研究，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但倘如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真正心地坦然，负责于社会，也便完全能够为人们所理解。问题是当今有些学者专家，常常在自己的学问中，挟带私货，为强势者代言，结果便要是非颠倒，指鹿为马，最终误导公众，影响决策。正是在专家们的鼓吹下，教育产业化了，医疗卫生市场化了，结果那里几乎成为了“富人的俱乐部”，穷人的一块心病。想想专家们发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便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房产市场绝无泡沫”、“股市要冲上5000点”、要“善待企业家”、“消除“两恨”，尊重富人。”这些结论的得出，真不知道出自专家的那路学问。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究竟是为了给人家看，还是为了给人家做掮客，为人家代言，孔子没有说。但是“女为己悦者容”，有些专家的取悦，总不会放在穷人的身上吧，他们的“话语权”行使，也一定不会是为穷人的。因为穷人是没有资本，让他们取悦的。只是不知道，茅于轼通过一气推理得出的“抵制日货很愚蠢”的结论，究竟是在取悦于谁？
香港的丁学良教授确实有些过分，倘若不说出“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结论，却也不会引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这一声断喝。但是就想用“抵制日货很愚蠢”这样一个结论，表明出中国经济学家的学问，似乎也有些缺陷。因为他的立论，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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