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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本章提要：资本主义好与坏早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既不能置身其外又不能置身其中：因为抛弃了计划经济已无法置身其外，又因为还坚持社会主义而无法置身其中，出路在于超越而不是模仿。首先需要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财致富”进行一番梳理。第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数英国，兴起于殖民地和工业革命，落后于工业革命传播，衰退于殖民地丧失后去工业化。可以说离开了殖民和工业，英国什么都不是。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可以概括为，政府保护领先的科技生产力在全球市场实现持续的资本增值。
第十一节 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1）
本节提要：为何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发，有人与中国比较归纳为二个半理由：一是内因的巨大差距，英国迎接变革而中国腐朽没落；二是外因的巨大差距，英国有巨大的殖民地资源、本土充足的煤炭供给而中国没有；还有半个就是市场经济。本书认为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以及中国等被认为都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比较而言，面向全球的工业及其所需的殖民地原材料和市场，是英国以外所有国家都不具备的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英国引领资本主义的优势。
035 资本主义是改良者的红利
本篇观点：资本主义不是想搞就搞起来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下，假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难免两种制度价值观的冲突出现混沌的社会现象。说“混沌”不惟作者发明，阿普尔比说英国“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混乱嘈杂，充满争议”就很类似。①了解一些资本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说在混沌中独醒，也许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至于太盲目。本片开始，我们将考察公认的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一、权力还是生产力决定？
厉以宁教授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之；另一种是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之。他认为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显然，从前面几章来看，我们并非秉承厉以宁从传统社会体制来认定中国不可能产生原生型资本主义的观点，而是从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腐朽落后的文化传统，妄自尊大缺乏技术创新的探索精神，外弱内悍的民族劣根性等思想体系来认识。事实上，至今我们还在既受美国那样的大国强国，又受菲律宾那样的小国弱国欺负；也不具备借助全球化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因为国家缺乏先进的科技生产力，社会缺乏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充足的资本，人民缺乏对僵化思想的理性刷新。资本掌握在国家和国企手里，因此民企缺乏实力弱不禁风，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更是寥若晨星。国富民穷的国情顶破天搞个国家资本主义，显然，那更是非我所愿，虽然中国一直在克服师从苏联的惯性。
原生型的标准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呢？“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反面是真实的：新的社会关系是英国农业转变的结果，而不是起因”。②不太明白阿普尔比为何认为马克思持与事实相反的观点？“021谁拥有海洋就能瓜分地球？”我们表明了这样的看法：“从西欧的商业阶层支持海外扩张来看，西方是精英而不是国家在撰写列强文明的历史（英雄史观），资本主义无不是在封建政体下先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才建立制度、政体，是现实生活决定了社会结构；而不是先有了资本主义政体，由统治者‘计划’搞起来的，传统理论批判的青睐唯心论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唯物社会的产物。”
这一观点既源于下面将谈到的证据，也来源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的论述。显然，马克思的立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关系，而不是反面。
有一个不太确定的解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暴力革命夺权，用（唯心论的）权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因而将其误会成这是马克思的立场。用想“搞”什么主义来决定生产关系，那一定不是唯物主义，所以“想”搞的社会主义无一成功。标榜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搞的却是唯心主义——不是生产力而是权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上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拖累了马克思。
二、农业改良摆脱了封建体制。
在工业革命前夜，英国的农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牵涉到马克思立场的转变呢？其实就是此前一直困扰人类的粮食问题，英国的自由租地农和地主这两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有待改变(但尚未改变)的体制约束，他们用反映市场价格的租约成功代替了较低的固定租金，控制了英国约60%的耕地。从以农村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农场管理体制。这一改变适应了后来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③，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农场主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的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良种，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播种机等。
这些参与者可以购买进入市场的土地，土地必然更多地集中在对土地善加利用的人手中，更多的收益使其能够购买更多的土地。这一切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这些改变经历了五六代人的试验和反抗，在这个过程中，从佃农到大领主，旧有农业秩序的所有阶层都在缓慢而凌乱地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类整理。创新必定会重新分配农业收入。创新向愿意改良的人派发了红利，同时减少了不愿意改变的地主、农民和租户的回报。”
这一变革并非发生在地主与佃户之间，而是发生在各阶层中参与和没参与改良者之间，也就是说，这并非阶级之间而是创新与保守之间的选择，但结果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或阶层，亦如我们今天。新的社会变革，必然带来原有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因此创新既非阶级压迫，亦非阶级斗争。而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造一个新世界。
没有参与创新的贵族、地主成为市场上抛售房产和地产的主力，亦如后来日本社会变革后，武士迫于生计把自己的武器和头衔出售给平民，自己亦成为平民。而没有保护性租约的佃农则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甚至变成流动的劳工。市场以看似无情的方式增多了富人和穷人，不再是贵族、地主和佃农，而是新的阶级划分，资本家与工人，并且改变了中间阶层的一系列选项，农业的改良为资本主义奠定了阶级基础，而非阶级斗争。正是这收入的一增一减不仅萌芽了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起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证据，更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贫富的分野。
“增收使粮食价格下降，但改进者仍能获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产出，而那些没有提高土壤肥力或者没有采用更好耕作方法的地主和农民则会因为持续下降的粮食价格而被淘汰。市场机制慢慢地建立了改良的动力。”（以上引用均同①）这是一个人人能看懂却不一定理解的规律，本书坚持劳动价值论，批判要素创造价值，认为投入资本和技术要素，是为了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降低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而交换却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因生产率提高从“更多的产出”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通过生产获利的奥妙。
缺乏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的脑袋就在这一点上不能转弯，简单理解为投入资本和技术要素与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不是减少了价值。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否适合研究经济学，这就是第一块试金石。
三、圈地运动创造了工业革命条件。
1714年至1820年间，英国有超过60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贫苦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农或者打散工，或者到城里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使得关心社会的人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充满了混乱和苦难，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三个必不可少的职责——为毛纺织业提供了原料，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圈地可看着是英国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这也是中国过去不能，今天也不可能搞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全国各地的贪腐官员都在为无良企业“圈地”，但毕竟只是一小部分。而且与英国当年的圈地有着本质的区别。
今天那些强占农民土地的不过是为了开发在国内市场、区域市场销售的房地产；且相当大一部分还不是为了满足居住，而是作为以钱生钱的投资项目；拉动全国上马的钢铁、水泥、砖瓦、石材、陶瓷、化工等建材行业，无不属于浪费能源，污染环境，无技术含量且产能过剩的产业，这样的“圈地运动”如何成就工业化？起点比350年前的英国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再加上政府征用土地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作为地方财政的收入并因此获得“土地财政”的桂冠，还揭示我们搞不成工业化的根本原因——权力经济——中央正努力纠正的政府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圈地运动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无情革命：不是王室、权力，而是新的生产方式要消灭农民，因为对外扩张的工业生产需要原料，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农民（包括跟不上变革的地主）在工业革命中被淘汰了。而英国的工业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工业化绝不是像我们几十年来以满足国内需求、或彰显政绩而低水平重复建设就能成功的，这样的做法100年也实现不了工业化。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设立说明国家看清了这一点，但是以GDP衡量政绩和基建有利贪腐的地方官员对此却置若罔闻。以至于“三去一降一补”成为2016年以来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在18世纪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但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科学发达的西欧国家同样也没有爆发工业革命。18世纪，世界上只有英国出现了工业大跃进，其他国家后来的工业发展都是借鉴英国的经验。因此也许我们不应问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应该是：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④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与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一起，解释了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起飞”的原因，也提出了为什么这种“起飞”首先发生在英国这一问题。⑤
像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摆脱了有待改变的体制约束”一样，我们的体制“有待”改变而“尚未”改变时，纠缠、抱怨体制毫无意义。中国更需要一种像工业革命那样,具有改变生产惯性的技术革命，改变社会惯性的产业革命，来支撑我们认定的发展目标，那就是信息技术、信息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独特认识，反思工业革命对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作用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书不是来复述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或讨论某一学派的经济理论，而是找一面镜子，通过彼时信息的镜像来折射、透视现在和可能成功的未来——超越资本主义——无论以后的人们怎么称呼它。
四、说剥削不如说不平等
“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因为只有复制成品才能是有序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⑥中国不应该像成为苏联的复制品那样，再成为某个国家的复制品，因而中国特色是不可预见的，这大概就是习近平称之为“中国梦”的原因吧。
本书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哲学持保留看法。与其说阶级压迫程度从奴隶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呈下降趋势，不如说不平等程度从初级文明社会向高度文明社会逐渐减弱。这不仅更符合我党抛弃阶级斗争理论，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进步不是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推动的，而是创新、即科学技术、即生产力（经济基础）推动的。阶级斗争（如农民起义）的结果只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社会性质并无改变。只有前面“二、农业改良摆脱了封建体制”所谈到的“各阶层中参与和没参与改良者之间”的变革，才能孕育新的经济制度。
只要纠正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取代经济基础的错误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论那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人为制造的问题，就随理论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这就是重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起点，却是本书对资本主义500年重新认识希冀达到的目标。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通过社会交换实现的，因而静态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论断不符合辩证法。例如，当产品过剩不能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并非全是老板的错），工人的劳动就是无效劳动（但工人的工资照发），而资本家连成本都收不回，何来剩余价值？何来剥削？其实剩余价值被生产率高的企业、行业或国家赚走了，例如工业剥削农业（本书强调实现剩余价值的交换，是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中实现，这将解释为何企业内部只存在不公平，不存在剥削，本书将老板和员工称为“一个战壕的战友”的原因。如果不理解以后会专门讨论）。所以本书在“015 从初级文明到高度文明”中谈道：“人类的弱肉强食不但在生物性上通吃所有的动植物，更主要的是在社会性上表现为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私欲，信奉丛林法则。对弱小的国家、弱小的民族以掠夺、奴役等武力形式强食，对弱势的群体，弱小的个人以权力、暴力加害。……改变不平等的现状，成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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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乔伊斯•阿普尔比著：《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第120页。
②【美】乔伊斯•阿普尔比著：《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第78～79页。
② 023 国富来源于他国，人富来源于他人。
③ 033 荷兰资本成就主义。
④ 梁柏力著：《被误解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⑤《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张夏准著。
⑥【美】乔伊斯•阿普尔比著：《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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