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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中）——与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博士对话
邹恒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
余杰：中国大陆独立作家
多少“海龟”有真才实学，多少海归真心爱国？
余杰：不久前，我看到关于丘成桐教授的一篇访谈，记者问他在美国当教授当得好好的，为何要回国来放炮批评中国的大学，丘先生回答说：“我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中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帮她的忙。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还要做研究啊！但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这几句话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想法和做法都与你相似。你们都有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气质。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你一直致力于将许多大师级的西方学者邀请到中国来讲学，以此提升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国内许多中生代的经济学家常常以“我是某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的身份而招摇过市，而你干脆就把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请到中国来，让中国人见识什么是一流的学术。这冲击力自然是地震般的，也让那些假冒伪劣者露出了原形。他们自然就很痛恨你了，你不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吗？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们讨论了中国大学面临的重重危机，那么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个病人开出一张能够迅速见效的药方来？
邹恒甫：大学需要真正的大师，今天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海归们，几个人有真才实学？因此，他们最害怕世界级的大师到中国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余杰：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被公认为大师的卢卡斯被你、阮志华和朱晓冬请到武汉大学来讲国际贸易的新模型。讲完三天的课，卢卡斯被北京方面邀请讲座，作一简短发言。作为对话人之一，林毅夫宣称，“独特的国情给中国经济学带来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而“这个机会将在三十年间为中国创造出一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对他的学生辈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的夸夸其谈并不感冒，毫不留情面地对林说，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仍然有效。经济学中那些最基本的观点，如供求原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无论到哪儿都是一致的，约束和激励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实际在于如何将这些理论融入到中国的大环境中去，而这才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难题。林遂无言以对。
邹恒甫：谈到诺贝尔奖，在经济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当然都很了不起，但诺贝尔奖大部分都属于“终身成就奖”。通常他们得奖的时候已经进入晚年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已经成了历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与当下最新的经济学状况脱节了。聪明的学生一般不会选择诺贝尔奖得主当老师，这样的老师太老了，也太有名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从他们哪里能学到些多少东西呢？想学真东西的学生，一般会选择年富力强的、处于颠峰状态的老师；选诺贝尔奖得主当老师的学生，好多都是爱慕虚荣的人。因此，那些在中国号称“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的人，大都是草包和水货！
要想迅速提升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必须不惜重金请“外来的和尚”。我请到中国来讲学的大师，大部分都不是诺贝尔奖得主，而是第一流的、尚有潜力的中年学者，他们名声也许没有诺贝尔奖得主大，但他们都是未来一二十年间的诺贝尔奖得主。真正的经济学是一项非常专门的学科，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来访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新闻效应。而中国的那些非常有名的所谓经济学家，那些整天在电视上露面的人，其实都是“经济新闻工作者”而已。他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哪里有什么排名！
余杰：请钟馗来赶小鬼，丘成桐教授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他说：“现在就要邀请大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这样做在金钱上并不困难，中国大学的教育经费早已是今非昔比，有的大学书记和校长手中的钱多得用不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撼动了大学原有的平衡，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再也混不下去，他们能不拼命抵抗吗？丘教授也意识到了症结所在：“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我猜想，这也是你此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你们的想法，当然是对中国大学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却得罪了掌握着大学命脉的那批当权派，焉能不“失道寡助”？
邹恒甫：这些伪劣产品打不倒我。我在北大的事业并没有失败。我还有很多学生在北大当教授，继续以我的思路来教授真正的学问。这件事情也没有影响我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大学的工作。张维迎这样对我，其实还有一层私心，他认为我在武大等学校的工作威胁到了光华的地位，他也太小家子气了。他要维持光华的牌子，将光华当作一个每年四个亿收入的大企业来运作。他向北大校长说，只要让我当院长，我每年给学校上缴多少钱。这不成了买官卖官？所以，他容不得别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他连“有竞争才有进步”这样的常识都不懂，还算什么经济学家。别的大学都落后，北大就牛了？如果我是光华的院长，我也要打破北大、清华的垄断地位和江湖神话。
关于请学术大师来中国来的事情，不仅请他们走马观花作一通演讲，而且请他们在大学里任教，要把他们留下来。上次我同张维迎说，其实你在光华搞的那些改革没有用，你只要请四个人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方面请一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方面请一个，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坐镇北大，给本科生上课，北大的学术水准还不一日千里？而且不能要求国籍和种族，只请中国人或华裔的话，没有一个人合格，包括我自己。每人给他们一年五十万美元的高薪，让他们住在燕南园的小楼里，这钱比养一百个草包划算，现在光华九十个教授中有几个是称职的？当然，这样一来，中国所有的教授都会如履薄冰，我们两个和林毅夫都只能当服务员了！当时，张维迎回答说：“恒甫，你怎么一干事便让我们趴在地上呀？”我说：“我们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学怎么办成世界一流啊！”
在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以前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芝加哥大学刚创办的时候，投资人洛克菲勒问：“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年之内赶上哈佛？”校长说，怎么不能，你掏钱啊！于是，重金请来一批大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很快便赶上了哈佛。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也是如此，一开始班伯兄妹捐了五百万美元，先后请来五个学者——爱因斯坦、诺依曼、戈德尔、亚历山大、沃尔布伦。这五个学者很快就作出了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这座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缺少这样的财力，而是缺少这样的胸襟和气度。我已经说了二十年了。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对好多部长，校长，书记和长江学者也大喊了十分钟！
余杰：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一个海归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国内也需要一批中等水平的海归，他们自然也有他们的价值。但是，中等水平的海归，不能一回来就打肿脸充胖子啊！仿佛个个都是在欧美风风光光的高级人才，谢绝了多么高薪水的职位才回来的，仿佛他们回来了就要享受高等华人的待遇，仿佛他们回来了中国人民就欠了他们的债一样。这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了。你也算半个海归，你与许多著名的海归人士都很熟悉，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教育、学术界以及财经领域担任要职的高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他们这批人这些年来在中国的工作？这十多年来，以十万计的海归们究竟对中国造成了何种影响？正面影响在那些方面，负面影响又在那些方面？现在是到了停下来盘点盘点的时候了。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海龟祸国论》的文章，点名批评从当年的“老海龟”杨振宁到今天的高级海龟们，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以及张维迎、潘维、丁健等人。他们的若干作为真的是祸国殃民，他们与那些洋垃圾没有什么区别。国人对偷运到中国来的洋垃圾口诛笔伐，却对这些海归垃圾顶礼膜拜，岂不怪哉！
最近我读到画家、前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陈丹青的一篇文章《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陈可比你聪明多了，不等人家赶他走，他便提前辞职了，他深感与这套制度无法融合；他不像你这么单纯，非要等到别人将解聘文书寄到你的办公室不可。陈在文章中反思了海归们回国后的作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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