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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70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700万到800万的游客；拉萨是一个有5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可是每年却只能吸引100多万游客。这中间的差距，值得深思。”
10月3日早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MPA)”A班的课室，20多名三四十岁的“特殊学生”正在细心聆听该校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的讲课。今天的课堂对这班“特殊学生”来说有点吃力，因为他们刚在新疆、河北、吉林等全国各地的老家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调研，前一天才回到新加坡开始第三个学期的课程，部分人更是当日凌晨才赶到。而记者前来旁听这天的课堂，令他们的精神更为紧张。
这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高官班”，共有55名学员，分成A、B两班，当中的高官包括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记者欲在课堂后采访许成仓，他以未征得相关部门批准为由，婉拒了记者的要求。
不过许成仓之前曾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其间他谈到前来学习的收获，“拉萨的问题是缺乏人才。普通意义的人不缺，缺的是具备现代理念、有先进观念的人。”他的一个对比是，“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70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700万到800万的游客；拉萨是一个有5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在世界的知名度很高，可是每年却只能吸引100多万游客。这中间的差距，值得深思。”
许成仓将以“拉萨应该怎样规划它的产业政策？”为题，撰写他的公共管理硕士论文。学成回国之后，他还会就这个课题进一步研究，并付诸实行。
探寻新加坡的成功之道
“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
“高官班”的负责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这是新加坡政府与中共中央组织干部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后，首个一年期的硕士学位课程，中组部及中国外交部共选派了16人参与(原来有20人，后来课程因故延后了一年，其中4人已有新任命)，其中11人在南大。
吴伟一直协助举办中国内地各省市及各部门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他认为一年期的课程，让中国高官可以脱产全心全意读书，效果比较好。“以往他们来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只能走马看花，谈不上总结到什么经验。”
吴伟说，“现在学员全年学习，今年2月开课的第一学期，先适应生活及四处参观考察；第二学期进入全面学习状态，学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在新加坡考察实际情况；8月底结束第二个学期后，各自回老家做3个星期的调研，准备写他们的毕业论文，重点是将新加坡学到的、体验到的，应用到具体工作去。”
南洋理工大学在12月底还会安排学员到澳大利亚考察两星期，让他们了解幅员较大的发达国家的情况，补足新加坡幅员较小，经验未必适合在中国这个大国中使用的欠缺。
“中国加入WTO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官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在新加坡学习，在这个东方及西方文化融汇的地方，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生活环境，对他们都有很大帮助。”吴伟说，由于一年期的课程安排时间相对地充裕，南大还为学员预备了英语加强班，提升这些中国官员的英语水平。
吴伟说，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另外也有学员对城市住房建设、经济全球化及新加坡的传媒发展感兴趣。
“最重要是这些官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新加坡的经验只是给他们一点启发，知道有可能这样做，但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便要经过调研才知道，所以这个课程特别强调他们要回国搜集数据，才可以写出有深度及有实际作用的论文。”
新加坡可以成为大国的政策试点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大国不能做到的事，我们的优势是可以成为很多概念的试点，成为区内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参考。”
南洋理工大学安排了多名退休高官授课，包括公共政策课的执教老师严崇涛，他是新加坡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级官员，曾担任新加坡三个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的主席(建屋局、经济发展局、公积金局)，同时兼任财政部副部长20多年。另外重点导师之一，是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他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也曾是新加坡贸工部的首席经济师。
学校本身有较多会用华语授课的导师，而“高官班”的其它客席讲师，包括一些外国学者或者退休官员，学校会为学员安排普通话传译，方便那些英语水平不足的学员。
除了这个中央层面的“高官班”，南洋理工大学还有一个被称为“中国市长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已经开展了7年。学员中不少是市级官员和国企高管，到现在已经培养了370人。加上到南大短期培训的中国官员及国企老总，在南大校园经常听到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在大学食堂中，除了有新加坡著名的海南鸡饭及叻沙汤面之外，还有北京水饺和四川凉面等适合来自中国学员口味的菜式。
记者旁听当日，陈光炎的讲课题目是亚洲区内经济发展的历史变化。他认为，中国原来是亚洲政治及经济发展的中心，在明朝以后闭关自守，反而令区域的边缘国家发展起来，当中以日本的例子最明显；近年亚洲的经济发展，再次趋向中国及印度两个中心，所以现时的中国官员，应该具备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陈光炎长期在新加坡生活，也曾经到访过中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对中国情况十分了解。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新加坡本身的情况，例如廉政建设、公务员体系、公积金、公共房屋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等。但新加坡地方太小，中国面对的很多问题，新加坡都没有面对过。例如区域差距及农民问题等，这方面新加坡本身没有什么借鉴作用，反而日本及韩国的经验较具启发性，所以他在课堂中，会介绍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
“至于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在吸引外国人才、提升国家竞争力、产业升级、加强科研等方面，均值得中国借鉴。”陈光炎说。
陈光炎并称，新加坡是小市场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特别值得中国官员学习：“新加坡政府以淡马锡这家公司来控制国有资产，重点是要为这些资产增值，给予企业管理自主权，所以旗下的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和新加坡电讯都办得很好，盈利表现不逊于国际的私人公司；而淡马锡在市场有需求时，释出新加坡电讯的股份，一方面增加新电讯的流通量，同时套现作其它回报率更高的投资，这方面很值得中国的国资委及汇金公司学习。”
他还进一步指出：“新加坡的制度可以培养很多职业经理人，他们得到合理的报酬，为公司增值，这方面中国的不同区域、不同机构的差距会很大，要慢慢调整过来。现在学员先亲身体验新加坡的人才库，开阔视野，对返回自己的岗位进行改革会有很大帮忙。”
新加坡人力部长黄永宏于9月29日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也指出，新加坡可以成为大国的政策试点：“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大国不能做到的事，我们的优势是可以成为很多概念的试点，成为区内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参考。我们本身的市场很小，但却是区内大市场的门户，通过我们，中国和印度更容易走向世界。这里有7000家跨国企业，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更有吸引力。”
黄永宏说，新加坡下一波发展有赖人才资本，特别是那些可以提供新概念，并将概念变成产品的人才。为了营造更有利人才资本的环境，新加坡政府决定增加研究开发(R＆D)的开支，将研究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在5年内由2003年的2.15％增加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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