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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按什么标准来比较，确实很重要，我们知道，按时间比，是纵向的比，按空间比，是横向的比。
纵向的比就是和解放前比，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曾经有这么一段文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过近百年的积累．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只有128亿元，而到1952年就增长到158亿元。这三年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大约相当于过去近百年积累的固定资产的四分之一”。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而某些人认为“洋火、洋钉、洋油”是被夸大的事实，实际不是这样，这些小东西，当时中国确实能够生产，这点东西能有什么技术含量呢？可是就这么点东西，却不能自己自足，大多数老百姓用的仍然是洋货。比如“洋油”吧，旧中国也产油，延庆油矿在旧中国很有名，可偏偏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就是贫油，连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也不知道眼皮底下有一个大油田，可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接连发现了数个大油田，我记得在当时的备战条件下，这些油田还有军事单位编号，说毛泽东不尊重人才、不尊重科学，那么李四光是怎么回事？旧中国也有建设，但是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是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的，日本人在东北的工业建设确实也不错，可不是为中国人建设，而是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江南造船厂能为美国造万吨轮，那是在1918年，可是为什么国民党用黄金购置的大量机械设备实际上在后来被长期闲置呢？为什么反倒后来没有为中国人建造一些象样的军舰商船呢？作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企业，江南造船厂后来不仅斥重资购进了全套的美国设备，所有款项要分30年还清，可是偏偏生产就萎缩了？！不得不每年造两三艘民生公司的200吨级小船混饭吃，连当时的马所长都不得不叹息道：“造船要比买船贵，现在的中国航商都向加拿大美国和澳洲买船了，造船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在高利贷无比的压力下，航商是希望今天付钱买了船，明天就能装货搭客营业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良好设备不少人才的江南造船所，便只是做着零星的修造工作，而几十万，几万万的法币流入美、澳、加船商的口袋中去了”（摘自“在挣扎中的江南造船厂”1946年12月16日“文汇报”），说起来，这能造万吨轮的事实也经不起推敲，用金钱购买来的工业化不算真正的工业化，而现在的许多国家，包括某人所鼓吹出来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小国究竟能造什么？他们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连真正的独立都谈不上！韩国与北韩也一样，是个附庸，韩国依附于美国，北韩依附于苏联，苏联玩完了，北韩就倒霉了，北韩倒霉了，美国也要节制一下南韩了，结果优惠贸易安排不断取消，末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它大吐血，美欧在世界市场上重拾失地。
所以我最赞赏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的主张。造船或许比买船贵，但是不造不行，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的标志就是制造能力，短期可以通过积累资金买来的工业化是虚无的工业化，完全靠洋人建造的工业化归根到底也是别人的东西，没什么值得荣耀的。
横向的比，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相比，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些。我们知道在对比研究中采用什么样的参照系是非常关键的。
有人说用韩国来比，不当。韩国的情况我在以前已经提及，一个美国人靠美援和优惠贸易安排树立起来的反共典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战后长期的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迫于冷战时期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南朝鲜和台湾，因此允许它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而单方面地向它们开放美国和西方市场，这种从政治出发给予的特殊优惠待遇，是关贸协定根本无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这就是为何关贸协定未能帮助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像南朝鲜、台湾一样成长为“小龙”，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南北差距”正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我们所羡慕的南朝鲜、台湾的发展经验，并不是来自关贸协定体系和出口导向战略，而是来自新中国工业化成就给西方造成的强大压力。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南朝鲜和台湾扮演的特殊战略角色也走到尽头，南朝鲜之所以受到金融风暴的猛烈袭击，恰恰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承担单方面向其开放市场的义务，相反迫使南朝鲜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加速资本流动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使南朝鲜的尚不够强大的工业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击，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从而引发了金融动荡。
还有人说用美英等发达国家来比，更是荒唐。美国在二战后彻底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成为掌控全世界资源的实际主人。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怎么能站在同一个拳台上呢？某些人总是言必称美国，可是他们这些长着美式斜眼的人恐怕不会忽视南北差距的鸿沟愈来愈扩大的事实，不平等贸易，跨国公司、转移价格，有代价的各种援助，都成为帝国主义者对全世界巧取豪夺的手腕，中国长期被迫在封闭的环境下自力更生，反倒取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这点连外国学者都不会否认。
其实，阿根廷等南美国家也可以比，不过从各项硬指标看，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们一方面严重依赖外国经济，缺乏稳固独立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转嫁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排泄口，墨西哥经济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墨西哥于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反而大幅度下降，导致出现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前夕，墨西哥媒体追随美国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两国的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将工厂迁往墨西哥，威胁美国工人接受更低工资和苛刻的工作条件。由于美国工厂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美国工厂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形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多。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八十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金融危机，1998年墨西哥银行坏债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他们的民族工业，即便是现在，也根本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实现经济独立，以巴西为例，外国资本居于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如在新的庞大的汽车工业中，外国投资及其经营项目为巴西本国的公司在承包合同的基础上供应汽车零部件开辟了市场。外国资本在巴西总的固定资产额中约占百分之十五，这个比重并不大。但是，象在巴西这样一个国家，这百分之十五却包括了在先进的经济部门中的最现代化的工厂。而长期以来巴西深受其害的落后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解决。像巴西这样的工业化模式，被研究经济发展史的专家称为“依赖性的工业化”（，所以，从整体上看，巴西经济和巴西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速度惊人和难以控制的经济增长需要付出新的社会代价。大片地区依然落后如旧，对现代化束手无策；农民的困境丝毫也没有改善。在人口集中的城市中，贫省悬殊，几家欢乐万家愁。
从整体上，他们民族工业的硬指标是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比的，但是可能也要有人提出问题，他们的人口比中国要少，负担比中国要轻，而中国在工业化的同时也伴随着人口的剧幅增长。在考虑到幅员，资源总量，历史传承，人口等种种要素后，有这么一个国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那就是印度。
印度为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成就的参照系呢？
忽略掉中国是一个被长期封锁的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再忽略掉印度比中国早四年立国的事实，同时又考虑到印度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已经有相当的工业基础，然而人口与幅员却又大致与中国相当的情况，可以认为印度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精确的参照系。实际上，印度不仅接受过苏联的经济援助，并且这种援助的实质和水平，经专家研究，已经超出了当年苏联援助中国的水平，而且我们知道，印度同时也接受过来自美英的援助，所以印度推行了一条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路线，然而与很多国家，包括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相比，它被公认为是失败了的工业化。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内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农村进行根本的结构改革后才会出现)，印度工业化不得不由上而下地开始。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计划化的重点集中于建立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这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因为重工业看来是走向经济独立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工业发展长期规划的基础。由于从上到下的工业化与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相比使得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因素大大增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后期遭受了很大非议，成绩不详。然而第二个计划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印度的外汇资源很快耗费殆尽；粮食供应情况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压力也日趋严重。于是，只得依靠外援来继续搞工业化，主要通过贷款形式。由于年景不好也需要用外援来弥补粮食供应的不足。自从英国人在1947年交权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在执行这种依靠外援的政策，其目的是要维护其政治体制以及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配。总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虽然从长远观点来看，是想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却要求大量进口工厂成套机械设备(实际上大约占五分之二)，而另一方面债务的增长意味着必须要增加出口量。到1961年第二个计划结束时，所需成套机械设备资金的三分之一强，还得靠外援来资助。在第二个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主要收益来自电力、钢铁、化肥、水泥和煤炭等行业。为大众消费用的工业品的供应量却几乎没有增加．另外，人口增长率每年平均为百分之二点五，而不是原来所预期的百分之一点五。 自1961至1966年的第三个计划，遵循前两个计划所执行的同样路线，把重点放在建立生产工业原料和生产资料的基础工业方面。其目标是使国民收入每年提高百分之五，并达到粮食的自给自足，可是情况却事与愿违。从1966年到1969年间，三年全国工业产值总共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二，而人均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动，实际上比1964至1965年的水平还要低。总之，印度的人均收入数字只不过是有一点象征性意义，由于医疗健康水平的低下和无秩序状态，根本无法让外人真正得知印度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时期的中国仍然处于毛泽东时代，增长率平均在每年百分之九点五左右。
基础工业本来应该是带动增长和促进结构改革的火车头，可是印度经济的主要倾向看来是由一些向相反方向运转的因素所决定的。增长速度较慢的现象在钢铁、机械和水泥等行业中最为显著，而增长速度最快的，则出现在从生产合成纤维到化妆品、从空调设备到电冰箱之类的市场高档货的消费工业方面。正如早期就已经注意到了的，大众化的消费品工业却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换句话说，市场力量已经强大起来。工业所生产的各色产品却反映了印度这个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的购买力。印度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只由少数(百分之十或十五)具有任意选择工业品的购买力的人所组成的，这种情况有助于鼓励对某几种产品生产的投资．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人却买不起这些产品，所以，工业化并没有把全部人口都纳入它的轨道：由于没有进行结构改革，工业化不得不宜告停顿。在大量人口令人跟以置信的贫困和极低的生活标准这样一个背景下，印度建立了一批批钢铁厂、现代工厂、银行、办公大楼和豪华的公寓。要是预期达一部分现代化的经济会逐渐把“传统”部分的经济吞并掉，那简直是盲目乐观．事实上，并无迹象表明，在那部分现代化经济中的人口比例会有所增长。（《现代工业化模式——苏日及发展中国家》汤姆.肯普（英））
汤姆.肯普评论道：“它们产生了一种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工业化形式，只能使地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分歧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印度没有找到象苏联或中国那种中央集权计划化类型的成功的办法，她也不能作为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改造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典范。”
同时期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这方面成就远远超出了印度，尤其在标志着一个国家自力更生能力的重工业领域，某些人对于中国当时没有什么电冰箱电视机等耿耿于怀，但是他们应该比较印度看看。如果中国没有经历过土地改革，没有毛泽东时代的积累，一定会落入印度的窠臼，蒋介石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同样也会导致一样的结局。而在现在与印度的差距比较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总体科技实力和研发水平，远远超出了数十年毫无技术转让壁垒的印度。这不仅是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同时也与毛泽东时代的积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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