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儒家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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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子二楼以下，是小白鼠根据楼主发在版面上的单贴整理而成，建议刚刚学习经济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的同学不要阅读本文。


为终结16年来的求索的一个“核心问题”
1976-2008年，32年中，当我的成长经历走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我16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些综合性介绍性书籍，然后开始了大量的阅读，一下子改变了我幼年时“做一个超越爱因斯坦的科学家” 的理想。我想一统这些复杂的学术体系，我想改变一个“科学实现的进程”，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不是很成熟。我16岁那一年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大量的科学发明很先进，却不能普及给大众来享受这一切，那么做科学家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那时归结为“你能改造技术，但不能改造世界”，那又有多大的价值呢？于是，那时候就诞生了一个创新理论的理想，一定要出现一种新的大一统理论，来改造世界。而不是改造技术！于是在1976到2008的这段时间，我开始了大量的阅读，伴随着“科学发明为什么，和怎样才能，很快普及到大众生活中的社会机制”的思想而思考！伴随着这个最原始的问题，来看待1976年前后出现的一系列学术，以及1976-2008之间出现的一大部分学术，在我17岁那一年，我写了一本叫《蓝色主义》的从来就不可能出版的书，里面包含着很原始却又很活跃很灵动的思想，从那时起我有了自己的一种思考体系和思维构架！
在那个年代，在山西一个落后的地区，我自身成了一种异端，被老师看成了一种异端，一个高中生的不务正业。于是，我放弃了它的继续完善和写作方面的努力，仅仅是不断吸收和扩大自己的阅读面。2000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开始选择进入网络行业，其内心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因为未来学派的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那个时候觉得其中描绘的网络世界，也是“知识革命”的世界，就是“科学发明为什么，和怎样才能，很快普及到大众生活中的社会机制”问题的一种解答！于是，我选择进入了互联网行业，随后又无意中进入了钢铁行业，一个研究基础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我的钢铁网”。机缘巧合，于2000-2008年以来，八年对价格波动规律的研究，就成了我对过去疑问的解答。期间2002年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企业，真正体验了一下企业家的意义，体悟颇多，这进一步充实了我的经验世界。2005年我终于在内心世界里开始重新反思，想要开始寻找自己原始的价值，于是伴随着这种反思即世俗意义上的反叛，我离开了企业，来到东南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海外就学生活。在这两年里，我并没有精学英文，不过倒是在这个中西方文明交汇与冲突的地区接触了实实在在的文明差异，在这种差异的比较中开始经济学领域的思考和研究。这两年我不像别的学生一样去练习英文口语，而是将绝大多数的时间用在阅读和思考，现在我的口语还是一个很拙劣的水平，有得有失吧！于是，在2006年的年中，我开始了现在这本书的写作，并完成了初稿部分。2007年回国，我本来打算静静地写完这本书，不过世俗意义上的经济责任使得我不得不再次去做企业，再度投入到了价格的研究当中，并且涉及到了更多的不同性质的品种的价格研究，最终也误打误撞，使我完善了之前的初稿，并添加了更系统的思想。可惜企业的开拓阶段的诸种事务纷繁复杂，一直牵扯了我大量的精力，因为毕竟在大家眼里，我首先应该是个企业家。直到2008年奥运会，我在一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终于静下心来，开始了写作。
——这本书是16年来经济世界新视角下个人体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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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和结构安排
鄙人以为，要改造一个世界，最核心的是研究经济学。因此，任何经世治国的显学都要以经济学作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要将儒学进行经济学化的核心原因。当我们要复兴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们有没有文化优势，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系统的文化优势来让其它国家接受它，并优秀于其它国家。正如亨廷顿所说的，这是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是一个文明在争夺优劣性的时代，那么儒学文明能不能重新成为世界的领袖，决定了中国未来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果儒学不是一种经世治国的经济学的话，无论如何，它都不能被世界重新公认为领袖，承认、接受并学习！所以，首先是儒学是不是有经济学的原典精神，以及这种儒学的经济学原典精神能不能够重新被显学化，将其概括成儒家的经济学系统研究范式。本书的答案是，能！
经济学首先是什么问题呢？首先是人文关怀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也就是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答经济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认为首先经济学要关心的是这么一个“核心问题”，比方说，当富人在消费汽车的时候，为什么穷人却不可以，汽车已经被发明了上百年，但始终是富人的消费品。那么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这么一种人文关怀——“达则兼济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让新产品迅速普及于大众，从贵族型产品变成平民型产品甚至公共品，这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如松下幸之助所说的那样：“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很显然地，儒学经济学原典精神也是这个问题上的人文关怀，所以导致了中国数千年的经济繁荣。儒学的经济学的这种原典精神，是通过儒学经典的教育和灌输于每一个公民而实现的，使得它建立起了一种别样于西方文明的经济学原典精神。为什么别样呢？那是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的原典精神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和圣经精神上，西方文明关心的是“那部分人得到什么财富的问题”，不关心人类整体，而是将人分成了两个群体，取悦于上帝的人，和不取悦于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更多的利益分配给喜悦于上帝的人。所以，西方文明的经济学原典精神是资源稀缺状态下的分配问题，分配给谁的问题！而东方的儒学的经济学原典精神关心的是，一个群体整体的问题，就是说怎样使得我们这个群体整体的财富更多的问题，但这个思想又不是平均主义思想，是一个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就是说怎样让新的物品更丰富起来，以兼济天下的问题，也就是儒家更重视解决，如何解决资源稀缺性的问题。
经济学其次是实现手段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儒学认为一切都来源于知识，这个知识的概念很显然地在儒学原典《论语》中的意思，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实践性的知识，一切生产性的，甚至关系性的知识都属于知识的概念，今天可以理解成生产技术是其中一种。资源并不稀缺，稀缺的是知识，知识可以通过实践认识导致资源的丰富化和使用的用途和作用的丰富化、效率化，知识可以大量复制，也可以大量创新。那么导致群体的集体富有，并且，人人都可以和有机会通过学习和创新来改变自己在群体中的分配地位，这种人人都有机会就会导致真正的公平和剧烈的竞争，最后更大量的知识复制和知识创新发生，因此经济就得到了发展，就可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
西方的文化原典恰好相反，认为资源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引发了只能是少部分人占有一些稀缺资源，而之所以被他们占有，是因为他们能创造更大的财富，而更大的财富使得他们巩固了这种占有能力。他们假定了“利益群体”的二元存在，是一种二元分配机制，是资源稀缺下的“优势获得者”和“劣势获得者”的二元分配和激励机制。如是说，这种机制导致了它的资源配置有效率。
东方的儒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解决机制，正如农耕民族通过土地的开垦和耕植来蓄养更多的人口的机制一样；而西方的文明，更像是狩猎游牧民族通过丛林法则来猎取猎物的分配、竞争和激励机制；东方相对动态的发展，通过人类自身努力才扩大食物来源，而后者相对静态，更多依赖于自然的原始保有量，而相互争夺稀缺的猎物！
经济学的最终结果也是因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儒学下的经济危机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来源于外族的对这种财富的窥视，儒家又因为自身文化的约束条件而拒绝了，非儒家文化的人来自由分享这种财富，导致了儒家社会本身的隔绝和封闭，最后被自身的隔绝和封闭本身打败。西方文化下的经济危机来源于自身，是内部的二元结构，内部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导致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的不足，而导致了最后的经济危机。也就是儒学经济危机周期长（上百年时间），来源于儒学本身和外部异族经济的二元贫富分配结构；而西方经济危机周期短（几十年时间），来源于内部本身的二元化贫富分配结构。所以，儒学经济的过去的问题一直是，异族入侵的问题，之所以异族入侵其实就是异族想要分享儒家创造的经济文明，而儒家本身因其不接受儒家视为蛮夷，因此拒绝了它，这个拒绝引发了巨大的边界防范产生防范成本，这个成本本身拖垮了儒家经济本身，使得其发生了内部的经济危机。而西方经济过去的问题也很简单，是内部的二元化结构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和外部的二元化结构，比如美国穷人之所以富有，那是因为美国把别的国家的富人变成了穷人，使得美国的穷人变得相对富有，这就是西方的经济学结构下的现实世界。但是，一旦别的国家有实力拒绝了美国掠夺别人的财富的时候，美国的内部就会加速发生经济危机，这个原因就是美国内部二元结构导致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样的经济体就面临崩溃。——这就是两个经济学体系，分别的缺陷所在，不开放的儒家经济体系和掠夺式西方经济体系，而它们共同的命题的本质是，如何分享经济成果成公共品输出，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私有品变成公共品，在内部和外部进行分享的问题，这样才能促成内部和外部的弹性，而不是刚性的二元化。
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儒学文化原典基础上，对其经济学原典成分“仁的核心是人的协作性本能”进行挖掘，即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相互协作本能，是因为可以相互复制对方的知识，并创新自身的知识，以此来实现整体的经济进步，这种协作分为竞争性协作和合作性协作，竞争性协作导致知识创新的动能，合作性协作导致知识相互复制的动能。
由此得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源稀缺而是知识稀缺，知识的复制是一个经济成果分享的体系，加速知识的复制会导致大量私有品变得便宜和公共品化，这不会引发社会的平均无激励性，而是会促进知识创新的大量出现；知识的实现就是劳动分工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工，这个知识分工分成协调性知识分工和竞争性知识分工，前者是通过类似企业一样的组织过程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化，后者是通过类似于市场一样的比价过程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化，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和促进其转化；人生而具有能动性（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这种能动性体现在其创新能力的发挥上，这导致了经济的最终发展，而这种创新能力的激发是通过分成合约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导致了人力产权的产生，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了人力产权在各个生产环节中的分成合约的必要性，这改变了刚性的二元化分配体系，从而形成一个弹性的分成合约式分配方式，这就是儒学文化的经济学原典精神，这个原典精神可以解决恶性经济危机问题和加快经济的发展和飞跃。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的上篇部分，说明儒学起源于大分裂时代，儒学的本质就是要结束大分裂，将游牧民族性消灭掉，也即将掠夺有限资源的文化习性改变成生产和创造新资源的文化习性，这个是儒学诞生的首要原因。解决掉这个问题后，儒学的再发展就建立在如何解决掉内部的利益集团垄断问题上，这个是通过孔子等人创立的“学习”方法进行的，也就是通过知识的复制来解决掉知识垄断问题，而知识垄断问题是利益集团之所以能进行利益垄断的核心原因。但是，本书提出了历代中国分裂的原因，因为中国其实因为儒学成了一个世界中心之国，它的本意是开放的、融合的、分享的，但儒学文明者本身提出了儒学和蛮夷的二元概念世界，导致了非儒学化世界和儒学化世界的经济上的二元结构，儒学世界垄断着经济的成果，而非儒学世界的不得不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分享，最终造成了中国的再度分裂和最后的大统一，继续融合进来新的民族，儒学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渐进式地改进着孔子留下来的儒学释义学，进而导致了再度大一统后的更大的经济繁荣，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掉根本问题。因此，本书提出了儒家协学的新释义学概念，用仁则协作的核心概念，构建一个新的儒学解释学，用来形成一个分享型新儒学文化，使得其更开放，发展更有持续性，更易让周边族群得益，并加速民族融合,本书为了将这种新的儒学释义和东南亚一带的新儒家区别开来,称这种释义为新兴儒家。
本书的中篇部分，在新兴儒家协学的新释义下，将协作性作为人性的基本假设，将知识分工作为劳动分工的本质，将知识分工分为协调性知识分工和竞争性知识分工，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看做是知识稀缺的问题，并认为协调性知识分工和竞争性知识分工之间的相互转换，能复制知识和创新知识，所以能解决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了新兴儒家经济学研究范式。
本书的下篇部分，在新兴儒家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能够腾飞，那是因为在中国的1949年的发展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了儒家的核心经济学原理，导致了西方经济学不能够解释的经济中国式腾飞，且这种腾飞不可复制，且解释了美国的衰落为什么会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而提出,在书的最后也提出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升级瓶颈问题--没有劣质产品禁入标准和落后产能禁入标准。
最后要说明，本书成书仓促，体系之巨，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所以，必然要留下太多的空白，在论述中也必然充斥了大量的武断，文辞不堪斟酌的地方，但没有办法还是得让它成书，前面已述及原因，期谅解此心此情此实！力有不逮！叹而！

上篇：新兴儒家协学理论

第一章 儒学起源和儒学的本质

第一节 儒学的历史起因

一、儒家创立的目的
历代对儒学的研究都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记载上，实际上要真正研究儒家不得不从儒学的起因开始，就是说为什么要创立儒学，和儒学原始的出发点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才是儒学的根本。
儒学出自于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前提条件是，经过了大周朝的繁荣时代，即中国人重新想恢复一种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需要，而现实面对的是高度分裂的春秋战国。所以，儒学公认的典籍的创始人孔子，他之所以创立儒家是因为礼坏乐崩，在这里“礼”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乐”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孔子认为当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出现了问题，所要解决的方法是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学术体系，能够从文化的根本出发，外延出一个系统的制度性体系来，这个制度性体系包括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甚至外交战略。所有这些要解决的是一个分裂问题，解决一个食利阶层的王道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富有起来的问题，消除垄断和食利阶层，而只有当消除了垄断和食利阶层后，分裂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孔子提出了知识的概念，一种大知识的概念，认为通过知识的大量复制，进行大众化，可以解决掉垄断问题和食利阶层问题，然后结束刚性二元化社会结构，最终结束分裂，从而形成一个内部有序公平竞争的社会，人人有机会通过学习来王侯将相，最终社会就得到了繁荣。孔子所说的知识不是书本知识，正如孔子的教育也不是通过书本教育来完成，而是“行万里路”来完成，孔子的学生问孔子的问题也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问题，拿到今天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引发的问题，孔子认为这些就是知识。孔子把学习看作是三种内涵，一种是知识的复制“三人行必有我师”，另外一种是知识在劳动分工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学而时习之”，还有两者之间的可相互转换性“温故而知新”。孔子把儒学典籍化的“学而”放在《论语》的开篇，就是侧重于这个“学而”原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
孔子对儒学的典籍化，实际上是对自炎黄诞生以来的成功经验的抽象和概括，真正的儒学要比孔子的诞生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儒学描述的先贤时代，那就是从黄帝统一中华开始纪元。

二、儒家起源自黄帝始——龙图腾是统一大市场形成之标志
在孔子的说法上，儒家的起源是三皇五帝，意思是儒家正式运用到实践是从黄帝统一天下开始的。
黄帝统一天下做了一件经天纬地的事情，那就是创立了龙的图腾。正是龙的图腾开始，标志着儒家的正式诞生。
现代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这个词的由来，中国即中心之国，之所以定位我们是中心之国，是因为龙的图腾的文化含义、政治含义以及经济含义。黄帝认为各部族之间的混战不利于发展哪怕是部族本身自己，所以，他使用武力统一了当时能力所及的大多数部族，统一各部族后，黄帝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不从根本上统一，那么就意味着将来还会分裂。什么叫做根本上的统一呢？那就是精神上的统一和融合，这背后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统一，而且一定要将这种统一思想继承下去。这时候，经过各部族之间的领袖们的商量，决定策划一个龙的形象，就是把各个部族之间的原有的图腾加以合并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标志，这些图腾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什么部族的蛇，什么部族的爪，什么部族的头，什么部族的角等等，无论选择哪个部族的标志，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象征的一种精神，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融合的民族，把各个其它民族最好的东西融合进来，然后相互之间有机融合而一，形成中华。也就是说黄帝并没有大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因为自己的民族武力上最强大，所以将自己民族的图腾强加在其它民族身上，而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式融合各自的优点。
这样，儒家的思想就正式诞生了，龙的图腾的诞生不是象征着一个民族的诞生，而是象征着一种文化的诞生，这种文化的天性就是消灭掉民族，使分裂的族群有机地统一到一起，融合到一起。那么中华民族是什么呢，首先它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融合的民族，化四方民族为一体的中心就叫做中华民族；中国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民族的融合之地。历史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古老的土地上曾经生存着几千个民族，但都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世界的融合的无民族的中心之国。在今天我的血液中，也不知道流淌着多少个民族的血液，但是我们统一到了一起，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民族的文化之国，一个大融合的没有歧视的大中心之国，这是人类文明的集中地。总之，这些意义的在龙的图腾的创立上，标志了儒家的诞生。
龙图腾的诞生貌似一个文化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统一。部族们从此结束了“掠夺性”的生存方式，从别的部族那里猎食或者通过垄断一片山林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的结束。这意味着，各个部族形成了一个统一大市场，并且从掠食性，争夺稀缺的猎食资源的状态，改为农耕社会，一种以培养自身的生产能力来促使食物资源不断扩大的生存方式。
在远古时代的那场炎帝和黄帝的战争，今天看来是一种掠食性文化和生产性文化的战争，是一种经济学理念的战争，最终的结果是：（1）统一大市场形成，垄断性食利阶层被取消；（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资源稀缺性的争夺上，引渡到协作创造更多的资源上来。因此，黄帝统一中国后，他们作出了很多的创新，创新出了很多的产业，从传说中的酿酒到种植等等，实际上都是这种新经济理念的产物，从此，这个经济的原典性理念也就深深地刻到了我们的文化里，最终到孔子将其典籍化。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放弃民族概念，成立一个文化国家，在这里，大家自由地有机地融合为一。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目的。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协作性，通过有序的竞争来协作，或者通过有效的分工来合作，而不是无序的掠夺性竞争。而且儒学也认为只有通过协作，才能促进群体总的繁荣，相互的掠夺或者保持一定的刚性的食利阶层，不利于社会整体繁荣，反而会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被猎食和减少走向最终的衰退。所以，儒家思想将符合自己思想的族群称之为“教化人”，而不符合这样思想的族群称之为“蛮夷”，意思是他们仅仅是懂得掠食，而不是增加资源总量。


第二节 孔子以及门人的儒学贡献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那么儒家思想的诞生就是用来解决一个社会矛盾问题。这个社会矛盾首先是经济矛盾，即如何解决社会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而儒家思想更是跨越了资源稀缺问题本身，将其放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考虑。认为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资源并不稀缺，只要人们之间相互协作，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资源，协作精神成为儒家经济学的原典精神，是协作条件下社会分工的结果。
作为一种民族的原典精神，只有成为一种文化表述，它才能固化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中，于是龙的图腾就应运而生，用它去象征一种“各取所优”的协作性。
龙是一种思想的符号化，龙的图腾是一种精神上的意愿，但意愿毕竟是意愿，毕竟不是制度，所以在大周对龙的大一统，消灭民族精神之后，春秋时代又开始分裂。
孔子分析了再次分裂的原因，他的结论是需要一种统一的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思想，将可能导致分裂的文化因素全部抛弃，代之以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以保障这种统一。孔子对儒学精神的发掘，其实是在制度化“各取所优”的协作性精神下，将龙图腾精神进行具体化。

一、孔子不是一个单个的人——是三千学人的学术团体
孔子不是一个单个的人，代表了一种努力，代表一个为结束分裂和冲突而进行大一统努力的文化研究群体。这个群体的集体成果以孔子的名义加以了统一，孔子的很多门徒勤奋耕耘，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栖息于孔子的旗下，酿在一起，形成了《论语》。《论语》的成书，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一个三千学人的集体创作。
《论语》的主旨精神很简单，在于制度化的协作性精神，因为协作性意味着社会大分工的深化发展，而分裂和垄断意味着社会大分工的停滞。《论语》认为协作化精神首先是仁的精神，解决两个人如何处理经济矛盾的问题，以及由经济矛盾引申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它认为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协作性精神，那么经济矛盾和引发的社会其它矛盾都会逐步得到化解，协作性本身能够产生生产力。
但是《论语》并没有定义协作性本身，它只是说明协作性要解决什么问题。《论语》的创作的艰辛性在于，它需要跨越时间的长度，使之能够一举消除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内在原因，解决社会大分工停滞的原因。为此目的，《论语》只写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为什么要协作，为什么要仁，并且哪些地方要协作，哪些地方来体现仁。为什么要做，比怎么做本身更重要，这就是《论语》的特殊之处。

二、《论语》找到了分裂的因子
《论语》认为协作是仁的根本，非协作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丛林法则及最终的民族分裂和种族争斗，这个结果又导致了社会大分工的缓慢发展，又继续引发更多的群体对稀缺利益的争夺。所以《论语》在挖掘协作性的时候，找到了非协作性的原因，《论语》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最重要的导致民族分裂和种族争斗的因子给找了出来，主要有三：经济层面的因子、政治层面的因子和文化层面的因子：
经济方面的因子：一些武力强大的种族和民族之所以要追求分裂，那是因为他们要通过划定一个界限，通过经济掠夺而给自己的种族和民族聚集财富，理论逻辑在于只要人数足够少，相对个人占有量就可能足够多，这是强武力种族民族追求分裂而食利的根本原因，也是弱小的种族和民族为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掠夺而追求分裂的最根本原因。在《论语》中，三千学人用故事的方式将这种为什么要分裂的心态，从统治者的角度作出了一个精确的描述。
政治方面的因子：一些有强悍实力的血缘群体和家族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和无限的权力，有意分裂族群，给自己的管辖划定一个边界，标志出，这个领地的人受我食利，其它人不可以。这就是一些核心政治群体之所以想要制造种族分裂和民族分裂的政治因子。
文化层面的因子：一些强悍实力的社会成员，有意垄断知识，造成知识的内部血缘性的传播以为自己的成员牟利是群体之间分裂的根本原因，也是大的层面造成了几百种文字的根本原因，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的种族登记制度造成了几百种文字和语言割裂了印度大陆的族群，而实际的本质是高种姓成员为了利用知识牟利所采取的一种有意的方式。
《论语》对上面三个方面的刨析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跨越时代，采取了故事和对话的方式进行分析为什么有人要造成有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分裂。
《论语》在分析的同时强调了一点，就是这种分裂所造成的食利是短时间的，对长时间来说，对食利者自身是一种报复性衰落，对群体的整体来说，延缓了整个群体的发展。这一点上，我突然想到了现在的美国，实际上就是这样。美国有意制造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分裂，因为分裂可以导致它的食利，但是这种分裂延缓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而且美国将要承受一种什么叫做报复性衰落的后果。
孔子的学术思想从拒绝分裂的态度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分裂不利于形成族群之间的有序竞争，会延缓经济总量的发展，会消除大家一起来寻找新的生产方式的动力，会阻碍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正如阿伦杨格指出的，分工的发展决定于市场容量的扩大程度，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所以，分裂和制造的市场和族群的分裂一定会阻碍分工的发展、创新的发挥，最终是相互的战争和掠食，而社会经济总量却没有提高。孔子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三、《论语》的“学而”解决方案是仁的基础
《论语》在分析中强调了解决方案，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于是提出来了。《论语》在开篇的第一篇就是《学而》，第二篇是《为政》。一般意义上来说，一部书的开篇就是一部书的灵魂，那么为什么《论语》把“学习”这个词汇放在开篇，学习能够解决分裂吗，是分裂的解决方案吗？答案正是如此！
《论语》认为食利阶层制造分裂的顺序如下：首先垄断知识，然后造成一个小群体在一个大群体里的绝对的优势地位，然后再取得这个大群体中的政治领导地位，为了保障这个大群体追随他们一起食利，就制造一个分裂的领土，这个分裂领土的目的是制造经济的分裂，保障绝对多的经济资源流向这个领土之内。所以，垄断知识是分裂的前提条件，还是印度的例子，印度为了制造高等级种姓的食利地位，采取了知识垄断方式，就是说低种姓的成员只能去学习低级的知识，而法律、医学等高级的职业和知识被高种姓成员垄断，这种现象到现在一直是印度的核心，所以，本质上来说，印度是一个最容易分裂，也最容易被别国统治的国家，一打就碎了，就是因此造成的。还回到我们的论说中，《论语》认为学习是解决分裂的最首要因素，而且告诉了为什么知识垄断长远来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那是因为知识垄断违背了一些基本规律。如下所示：
知识的教学相长理论的自我增长规律：这个道理很简单，知识只有在交流的过程中，比如被教方的提问会启发教方的对知识的重新审视。
知识的三人行的互相补充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不擅长，所以，互相补充才是要义。
知识的非知识的实践规律：一般人认为知识就是书本，而儒家提出了知识就是生活，就是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包含着知识，比如如何处理和父母的关系，如何处理和朋友的关系，如何处理价值观的传承等等都是知识。生活就是知识的道理，就是要告诉知识垄断阶层，人人都有知识，所以，只有不再垄断知识，知识总量才能快速增长。
其实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劳动分工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协调性关系，包括了劳动分工本身，在我们后面的儒家经济学体系中，我们将概括这种知识为“知识分工”的概念，来取代劳动分工的概念，并认为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学的首要部分是研究劳动分工开始的，这个研究的方式是将劳动分工抽象成“知识”，认为劳动分工之间可以“教学相长”，也可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可以“学而时习之”等等，使用这些方式来将静态的劳动分工变成可发展的劳动分工，即劳动分工的再分工演化，而儒学使用的“知识的自我演化”这个概念来说明劳动分工演化的本质。

四、仁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仁呢？仁是两个人以上的人之间相处的一种关系，在我们这里认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之首，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劳动分工，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核心是什么，便是仁。
仁的核心是什么，是协作。就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协作，教学相长，通过互相学习和相长自己的知识来达到，劳动分工协作之后的总量增长，这就是协作的核心概念，也是仁的本质。
这样，只有通过非垄断的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协作，才能达到社会以及自身的真正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社会群体的利益总量得到增进，而垄断和分裂导致的发展都是短暂的，并不能提高经济总量，反而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通过“学而”这个方式，进行贯彻“协作”这个思想，这是整个学说的基础之基础。

二章 儒学的发展实际上是释义学的发展

第一节 为什么要释义，而不是《论语》直接给出具体的详尽方案

一、儒学在百家争鸣中胜出的原因
历史学家研究过，曾经存在的百家争鸣中的百家思想，最后都消失了，融入到了儒家思想里，为什么？是因为儒家本身就是一个大熔炉，它的对自身的设计方案就是一个熔炉方案！
还有一些学者说，儒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儒学没有抛弃经典，而其它百家的失败的原因是它们的创新速度太快了，新的经典不断，最后导致了没有经典，而儒家则不同，每个历史阶段的儒学家都是反复对经典的重新解释而已，从来没有儒学大师想要推翻经典，而自创经典的。
上述两个都对！
儒学所包含的原典精神：通过知识的创新和复制来解决经济总量的问题，是唯一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道。这就是经典所维护的原典精神！

二、为什么写论语比怎么写论语更重要
设计《论语》的三千学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孔子给了他们一个原则：为什么要写论语，比怎么写论语更重要。
怎么讲呢，因为历史本身是进化的，一个学术群体再伟大，他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情况，所以，根本无法开出一个万世的解决方案来！如果有人相违背历史的规律，给万世开出一个方案来的话，那么在开笔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他将来不能成为经典！

三、没有给出定义的原理
所以，《论语》写了好多对话，给出了他们写《论语》的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具体如何解决，他们开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的原理，比如仁的原理，学的原理，礼的原理，信的原理，义的原理等等，而且他们并没有严格给出这些原理的定义来。大家读《论语》总有一个感受就是，每当孔子的某个弟子问孔子什么叫做仁时，孔子就回避给出定义，他的几十种回答方式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而重点不是如何做？

四、《论语》开辟了一个方法论
实际上，《论语》开辟了一个方法论，那就是：重点是知其所以然，而不是知其然。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好，要首先知道做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具体如何做，不能脱离意义而追求手段！那些手段最后当成了目的的思想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最后惨败！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现代西方价值观中的金钱的问题，很多人已经把金钱当作了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老是回避给出定义的原因，他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意义方法论，而不是手段方法论。

五、《论语》给后代预留了足够的解释的空间
上述论语的种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给出一个大纲，而不给出具体的方法，给出为什么要做，而不是如何做。《论语》认为如何做，是你们后代的事情。
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才是《论语》要说的事情!

六、什么是儒学释义
上面说了，儒学的经典没有给出如何具体做的方法来，那么这个问题留给了每一代。也就是说，每一代人的历史条件不同，语言方式不同，所以，每一个大的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上。
什么是儒学释义呢？就是把儒学经典中提出的解决原理，具体化成当时历史阶段的具体条例和方案的原理性释义。典型的就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和朱熹的三纲五常论，都是具体的历史阶段上的方案。这些方案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立即就被淘汰了，被新的释义所替代，所以，不能因为某个历史阶段的释义不适合另一个历史阶段了，就给孔子戴高帽子，典型的高帽子是鲁迅先生给戴上的，鲁迅先生在批判朱熹的三纲五常的时候，骂了中国的整个五千年，还赏赐给了孔子一顶封建残余的高帽子。本人不认同。
儒学释义的核心是仁作为协作性精神的大分工表述问题。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分工体系，将财力的大小和政治权力的大小进行了大分工，表明各司其职的重要性，将公共权力的占有和财力的大小进行分离，从而形成国内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结束了大地主相互竞争公共权力的一种态势，使用皇权的三宫六院的联姻制度将众多大地主的利益进行协调，进而取得稳定的社会大分工结构，保障经济的有序发展和有序竞争。朱熹后来的三纲五常的理学，是将性别和长幼等自然体质能力纳入到了社会分工理念里。上述两种释义本质上仍然是对协作性如何制度化的一种释义。

七、没有人有权力批判儒学经典
本文之所以，专门谈到儒学释义的问题，就是要指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能因为释义的需要，在批判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释义的时候，修改和篡改儒学经典，尤其是《论语》，更不能扭曲儒学，给儒学赏赐高帽子戴，任何这些行为都要受到儒学者们的集体抵制！每个人都有释义的权力，却没有批判和修改经典的权力。
批判儒学经典的人，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儒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身份了。儒学所谓的“异族”和蛮族的概念都是后人妄加的!中国人是中央之国中的儒学文化认同的概念，而不是民族种族的概念。提起来讲个笑话，美国某一总统在北大演讲中说，希望中国不要有种族冲突！他是不知道中国根本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的交融在一起的混血人，根本就没有种族的概念。
中国分裂的历史就是儒学旧释义受挑战的历史，也即社会分工的经济理念需要进行大变革的历史，而每一次大分裂的结束又是儒学新的社会分工理念诞生的时刻。



第二节
中国分裂的历史就是儒学旧释义受挑战的历史

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其开篇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可以形容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国每500年必然有一次大分裂，然后进行大融合，最后再一次完成更大形式的统一。
在这里有一个观点，我们认为，这是社会大劳动分工的演进历史，每一次的“合久必分”是形成更专业化区域经济的开始，每一次的“分久必合”是形成更大的统一市场的开始。这是一个分工演进的形态，而每一次的分工演进都对儒学的经济学原典精神的释义，提出了新的要求，用新的释义来发展分工理论，重新释义，然后开创一个新释义学之下的新的经济制度和体系。

一、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会分裂
前面说了，中国是一个中心之国的意思，本身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各个民族进行大融合的熔炉，并将自己的王道传达给别的民族，让其它民族也能够不断融入。以民族间平等的融合统一代替由狭隘民族主义式的独占成果带来的民族分裂是中国之所以存在的目的。
中国有句老话，目的也是原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追求王道的大融合，不拒绝别国分享自己的经济成果，同时也把能力所及的国家融合进来是中国这个组织成立的原因，但是如果一旦拒绝了别的周边国家分享自己的经济成果，而且不愿意将周边的所谓的蛮夷民族融入自身的话，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了中国走向分裂的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吧，五代十国的例子，就是说大汉朝自身的经济发展到了顶端的时候，汉朝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的差距拉大到了，足以让周边所有的民族都联合起来，垂涎汉朝的程度了的时候，也就是汉朝开始走向分裂的时候。我们简短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当时汉朝的经济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朝成了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汉朝吸纳了全世界的财富，这个时候按照儒家的思想，已经到了汉朝继续容纳更多的周边民族一起分享经济成果的时候了，但是，汉朝没有这么做，汉朝派了大量的军队开赴边疆，严守边界，防止周边的蛮夷民族分享大汉朝的经济成果。问题出现了，大汉朝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周边的蛮夷民族和国家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哪怕是抢也得抢一点，对汉朝进行骚扰，大汉朝违背了儒家王道传统，派遣军队在边远地区，而且不得不授权各个边疆的军队以更大的独立权力。当各个边疆的军事首领有了如此大的独立权力的时候，他们和周边的蛮夷武装开始和解，并转而一起联合攻击汉朝，导致了汉朝的灭亡。三国分裂是儒家文化不得不分享经济成果给周边各民族的过程，三国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三个儒家实体分别和周边蛮夷一起发展经济，传导儒家文明，融合其它民族的过程，但是当晋统一后，一反儒家思想，而采取了玄学和佛学入儒，这导致了中国存在的原因的不复存在，于是五代十国终于开始，中国的一个近于二百年的分裂过程就开始了。

如果把《大学》看作是理学对社会分工理论的经济学研究的话，那么《中庸》是理学对科学理论的追求，这种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类的科学，因为理学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融合在一起的，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当理学在讲社会关系的分工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所谓的中庸之道不是今人被鲁迅灌输的妥协之道，而恰好相反，是坚决不妥协之道。任何外来压力下，也要坚持真理之道，才是中庸之道。
理学的新的儒家释义学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在明朝再次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但是往往问题也在此处产生。郑和下西洋可以看作是一次“平天下”的表现，但是这种平天下的方式太过肤浅！也就是说理学虽然认识到了，每次中国都是被自己的富足打败，都是因为没有去实施素王孔子提出的平天下，没有与周边蛮族共富，但是，理学没有发展如何平天下的理论，所以，郑和下西洋也仅仅是一种平天下的理学认识，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接下来，我们谈谈明朝是如何被自己的富有灭亡的。
明朝当时应该和朝鲜、日本还有东南亚共同形成一个国家，使一些产业内部化，但是明朝没有，它只是坐着自己的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它的富足形成了巨大的诱惑：


欧洲：整个欧洲因为中国的富足，因此想办法来获取中国的财富，想从中国这里获得一杯羹，他们唯一想出的办法是白银贸易，就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去占领美洲，抢得那里的白银，然后用白银来换取中国的当时意义上发达的各种工业品（陶瓷工业相当于今天的家用电器加工业，丝绸纺织工业相当于今天的高级服装品牌加工业，茶叶相当于今天的食品加工业）；


日本：用日本生产的各种白银和倭寇来换取中国的工业品；


朝鲜：用人参等原料来换取中国的工业品；


东南亚国家：做中国工业品的转口贸易给西欧，赚取中间的差价；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做中国工业品的转口贸易给中东地区，赚取中间的差价；
（二）全世界联合起来用白银灭亡了大明
不过，这次整个周边的蛮族不是用武力打败中国的，中国的武力实在太强大了，他们根本无法取胜，中国这时候已经有了强大的火器部队，世界上最强大的类似于今天的航空母舰的庞大武装船队。但是世界的生产力的进化，给了他们另外一件武器，那就是金融！整个世界都联合起来，用金融工具掠夺中国的财富，全世界的国家联合使用白银这个金融工具打败了强大的明朝，明朝在金融危机中破产，被清朝的武装力量乘机而入！
清朝后期已逐步走向衰落,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了！
（三）清朝的伪儒学阶段
清朝是一个中国最为悲哀的时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记录下儒家被杀的惨痛历史。清军入关后，大开杀戒！用辫子令，杀掉了绝大多数的守中庸之道的儒学者，而只有部分不守中庸之道的小人，那些不正直的伪儒学者被留了下来。
（四）满洲贵族最伟大的发明——科举制度制约皇权失效化
清朝的满洲贵族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使科举制度作为儒家官僚集团制约皇权的一种制度，表面上依然存在，但是内在却失效了！满洲贵族如何做到的呢？
满洲贵族首先通过大兴文字狱的运动，使儒家不敢再妄言时世，然后就是最主要的是阉割理学，把理学发展成了训诂学，就是每天寻章摘句的学问！当通过训诂学的方式扭曲理学后，再加上文字狱，双重压力下，整个儒家学说的释义也就脱离了儒学的本质！就是说，真正的儒学已经不存在了，此时的儒学的发展被转移到了日本和韩国，而中国的儒学成了假儒学，伪儒学。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伪理学阶段，寻章摘句的训诂学代替了先进的理学的社会大分工理论，使得经济虽然发展，却不能升级。
关键的地方在于，儒官集团整体的变质，使得唐代儒家苦心经营的科举制度对皇权制约纯粹失效。为了防止儒官集团对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形成制约，满洲贵族有意将官员分成满官和汉官，汉官成员不能成为主要的决策官员，而最多是执行官员。
当满洲贵族作为整个社会的寄生基层后，中国的儒家的抗拒利益集团垄断化的努力彻底失效。
伪儒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阿谀逢迎。儒家失去了浩然正气！满洲贵族统治时期，红花会也许是唯一的有浩然正气的儒家集团。
（五）军阀割据混战
满清被八国联军侵略，最后被袁世凯和孙中山所灭是历史的必然，是伪儒结束自己生命的必然，不过，军阀割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中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统一。这一段历史惨不忍睹。

第二节
儒学的继承没有中断，理学在日本得到完美继承

中国被伪儒学的满清贵族侵占，但是儒学的继承没有被中断，日本继承了儒学，其中继承的主要是理学。
我在《儒家经济学》中讲到了，理学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社会分工理论，只是太刚性，但是即使如此，它优秀的生产力如果得到完全的释放，是非常的惊人！日本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所谓的明治维新时期，不是什么西方文化打开了日本的大门，相反，日本文化的大门在二战美国侵略日本之前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日本是坚定的儒家主义者。即使在战败后，日本也坚定地发展了理学在他们战后的工业体系中的作用，这个1960到1980期间的日本腾飞阶段，所使用的无论是管理学理论，还是产业理论都是理学分工原理的具体应用。
所以，在清末时期，一代大儒辜鸿铭感叹到，如果要找真儒学，不得不去日本！他说日本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了真正的儒学中心。他的感叹是完全对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辜鸿明是谁，我简单介绍一下，辜鸿明出生于马来西亚，其母为欧洲人，他从小学英语，受西方教育，在英国留学，后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游学13年，接着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有十三个博士头衔，精通9种外语，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了儒学理论，大为震撼，于是舍弃了国外的职务，开始刻苦钻研儒学经典，在一代大儒张之洞那里任职，并深受其影响。
辜鸿铭在1920年美国最负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的文章，赢得了如同美国人对英国王尔德、萧伯纳般的尊敬。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美名气最大、声誉最隆的中国学者，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曾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俄国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往来，在上海宴请德国皇太子，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1920年曾千里迢迢专程到重庆拜访他，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印度作家泰戈尔都来华与他谋面，在他的客厅里还悬挂有俄国皇储送给他的金表。这个曾与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个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他倒读报纸嘲笑没有内涵的英国人。
辜鸿铭认为“如果日本不西化，则也能够防止中国的西化，并最终依靠日本的努力将明治以前日本保留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给今日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日本的使命”。 直到现在，日本的工业体系依靠的一种儒家的理学分工理论而进行的刚化，就是一个企业和另外一个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是股份套股份的连带关系，银行与企业之间也是如此。即使在一个企业之内，雇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刚性的，经理按理学的等级制度，设计了很多层。我听一个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好朋友说她所在的日本企业共有21个等级，只有到第9个等级后才能进入管理层，而且每个等级是不能跳过的，每个人只能集中精力干自己所在等级的事情，别的等级的问题想都不能涉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理学原理架构下的普遍的社会分工框架。
我这里有一个感叹，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败给了日本的话，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理解：实际上，是清政府的伪儒学败给了日本的真儒学，伪理学武装的国家败给了真理学武装的国家。在这里有一个补充，很多人认为日本人的刨腹自杀精神是完全的神道的影响，但你自己寻味一下理学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的话，就知道理学是支持这种精神的，就是一种宁愿死也不妥协的屈原精神。可惜的是，满清的伪理学把刚正不阿的中庸之道强奸成了在强权面前阿谀逢迎的汉奸精神。
中国最值得哀悼的就是满清的伪中国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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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东南亚的新儒学融入基督教的努力方向

不管我们怎么样回顾和感叹历史，中国的真儒学是失传了！
但是，伪儒学仍然在继续发展，伪儒学在中国被西方打败的过程中，更加失去了民族的自尊心，开始了他们的另外一个努力，那就是将儒学基督教化。

一、什么是伪儒学——伪儒学的边界
我这里不得不给出伪儒学的一个定义：
所谓伪儒学就是将儒学的研究定位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内，凡是这样的儒学研究方向都是伪儒学。

伪儒学的诞生，前面讲了，是满清贵族为了防止儒家官僚集团用真儒学的教义干涉和约束他们为满清贵族独利的权力体系，因此，通过文字狱的方式故意将儒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到了道德伦理的范畴之内，从而使儒学彻底失去了自我进化的能力，成了阿谀逢迎的伪儒学。

二、东南亚所谓的新儒学是伪儒学的继续发展
在中国受到西方蹂躏的时代中，大量的伪儒学思想影响的中国人逃难到东南亚一带。他们开始反思为什么他们自己理解的儒学会失败，最后他们得到了结论，就是儒学中缺乏民主和科学！那么什么里面有民主和科学呢，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基督教的文化里有，所以才击败中国人的！
伪儒学为了将他们的对儒学释义的理解纳入基督教文化的体系之中，开始大骂他们自己的伪理学，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同时开骂自己的祖宗，说中国昏聩了五千年，整个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皇权统治的专制的历史，是一个假道德的历史，奴化的历史，人没有个性的历史！他们不承认日本的理学是真理学，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受西方影响的结果，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最拒绝西方化的国家（直到现在，他们都维持着儒家理学文化的地位，用理学来管理他们欲求称霸世界的企业）。
东南亚所谓的新儒学，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释义学，就是使用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去解释儒学的经典理论，想从《孟子》和《论语》中找出民主的释义来，也找出自由的释义来。但是这个努力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急着找到他们的新主子而已！满清贵族留给中国人心中的无形的小辫子是无法革去的，他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包括台湾人一直都无法革去自己心中的辫子。这些辫子象征着什么呢，就是需要主子的精神，一日没有新主子，一日就觉得不安全！
其实，中国的古代皇权一直就无法达到专制的目的，不同于西欧古代的那种专制，中国古代的皇权除了满洲贵族外，一直受着通过科举制度获得的强悍的儒官集团的约束，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专制。中国古代的皇权从来都要看儒官的脸色行事，知道儒官不应允的是绝对不能做的，典型的就是皇帝娶老婆这件事情。这表面上看来是何等的私事呀，但是，大臣说这个老婆不能娶，那么皇帝还就是不敢娶，这个妃子不能晋升，皇帝还就是不能晋升妃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明代后期的皇帝，实在是被大臣们的限制逼的没办法了，就干脆不理朝政。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儒家的精神特质仍然是天人合一的授权思想，就是说，如果皇帝行使的是儒家意义上的权力，那么儒官集团就支持，如果皇帝违背了儒家经典赋予的权力，那么儒官集团就宁死相拒，抗拒执行！这个真儒体系，一直到了满清的文字狱才结束，然后进入了伪儒阶段！所以，中国的整个历史上，除了满清统治时期是真专制，其它朝代根本就没有专制的概念，是一种儒官和皇权共治的结构化分权体系。所以，我说，整个所谓的新儒学的努力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没有专制的儒学经典里哪里去找到民主这个概念，没有矛，何来盾？儒家经典里既然没有专制，那么哪里能找到民主？

三、东南亚伪儒学的发展在马来西亚的新主子——马来西亚华人心中的辫子
东南亚华人以马来西亚的人数为最多，我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很久了，和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交往也较深入，应该有点发言权吧。
马华的特点是可笑的，他们比谁都嘲笑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获得民主的自由人，他们受到了西方的教育，而中国人太落后了！在马华的眼里，中国的大陆人是正在受着奴役的需要民主去拯救的非自由人，而他们是自由人，享受着民主的光泽！
谈起马华族群的心态，有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笔比较合适。那么我就直接一点吧，观点如下：
马华实际上是一个最胆小怕事的群体，继承了所有满清统治过时代的伪儒学时代的所有奴化思想，他们头上的辫子革掉了，但是他们心中的辫子却永远地留了下来！早在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马华的政党有机会获得较大的权力，但是他们自己对权力却有一种恐惧感。他们心中的辫子存在，使他们觉得只有依靠一个主子，才是安全的，于是马华的政党的首脑和巫统的政党进行了一次约定，其结果是，巫统为代表的马来人政党掌管政治权力，马华政党永不主政，这个约定签订后，马华们终于觉得安全了，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新主子。在马来西亚独立的当时看来，马华在经济上是垄断性地位的，而且在人口比例上来说能占到大约35％－40％之间，尤其在城市，基本上占到了60％以上，而且在一些主要的核心城市马华基本上都是主要的族群，但是在马华的心里，他们需要主子！
马华们想不到的是，在巫统获得了政治权力后，不允许华人进入政府，不允许华人做警察，不允许华人进军队，这三个不允许彻底掌握了所有的权力。马华们觉得也好，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嘛，有钱不就有一切吗？这种奴性，地球上也只有伪儒学教育下的满清人有了，但是很好地继承到了马华身上。
马华们第二个想不到的是，在巫统彻底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开始了利益上的约束，地球上估计只有这一个像满清的国家了。巫统为代表的政府规定，华人办的企业必须有马来人的股份，马来人无偿地占有这种经济收入，但不需要做事情——这多像满清贵族的八旗子弟！然后马来人可以获得各种贷款优惠，但是华人不可以！马来人购买房屋等大件商品的时候政府予以补贴！马来的学校马来人有优先权力，尤其马来西亚国立的大学，华人只能象征性地进入少许，马来人有受政府补贴去国外留学的政策，但这个政策里不包括华人。
上述描绘多像清朝呀！只要把马来人换成八旗子弟就可以了，马华换成扎着辫子的汉人就可以了。但这种描绘并不夸张，是事实。我的好多朋友都是马华，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无不感叹！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抗，这里不是民主国家吗，你们不是有钱吗，那么为什么你们的政党不去通过选举重新获得国家的政治权力！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按西方的民主理论，有钱的阶层自然能通过经济上的控制掌握国家政权。但是马华的回答令你大吃一惊！他们说他们不敢，即使有这个能力也不敢！他们内心有那种恐惧感，他们希望有主子！他们给自己找了一个美好的理由说，印尼就是例子，如果华人想涉足政治的话，就可能遭受种族屠杀！
汉奸思想原来这么完好地保留在了马来西亚，满清帝国的汉人模型这么完好地保留在了马来西亚，那只奴颜婢膝的辫子这么完好地留存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心里。那么这么一个奴颜婢膝的群体，还有什么资格嘲笑中国大陆的从心里面革了辫子的人！
我经常翻阅马来西亚华人们写的书，写的对文化的理解，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成了基督徒，不过不同的是，他们用儒家的内在的一些思想去解释基督神学，还有一些马华是用基督文化去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学！

四章 为什么要有新兴儒家协学理论
第一节  协学的提出背景

一、礼坏乐崩的时代
今天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这一点凡是说真话的人都很清楚，今天的现状和景帝后期汉武帝刚接任皇位时的历史状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当年经过文帝和景帝两代的道家治国方式，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但是隐藏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凸现了。道家治国五十年必有一乱，这是当年大汉的晁错很犀利地指出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贫富分化的严重，拿现代的话来说，是比基尼系数达到了国际警戒线，而且并没有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样就容易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我们谈谈道家治国。道家治国理论的典型特征是提倡各经济主体的自由发展，而国家的作用是看护人的作用，就是说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作出适当干涉，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自由经济的特征。

二、道家治国，五十年必有一乱
我们今天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来说，今天我们的贫富分化是因为没有福利经济，今天我们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是政府仍然在干涉的结果，如果政府真正放任经济使之自由后，就会达到自由竞争的柏类托效应，就会把所有问题都自然而然地解决掉。今天的学者可以把这种理由继续找下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已经在不能引发治乱因素的原则下，尽了所有的努力，使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使不致引发国家动乱的舆论的自由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并没有解决问题，这样的努力没有使问题转好，而是愈加严重，我所亲见的就是城市人对民工的憎恶感越来越强烈，大西北的农民的生存环境都打包出口到了国外。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圣经中的马太效应继续发挥作用。
道家治国，五十年必有一乱。这样的千古明训，像那摒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剑一样，闪闪发光，随时准备掉下来，对我们自己进行斩首。

三、今天的中国人奉行加勒比海盗精神
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整个中国的文化被他国文化侵入得体无完肤，整个环境的破坏到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整个贫富的分化到了看了让人心痛的地步，整个国民对自己文化自信的丧失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今天的我们还敢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还敢说我们的文化是儒家文明吗？假如日本是儒家文明的话，韩国也还是儒家文明的话，儒家文明的发源地中国自己的儒家文明早已干枯了，今天的我们比美国人还美国，我们甚至比不上欧洲人，有个学者说欧洲人尚有圣经，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的只是美国的效用主义道德，加勒比海盗精神，我们很乐观，做事情不讲究价值观，什么有效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四、金钱之上的价值观是没有价值观的价值观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最应该羞愧的就是自己金钱之上的价值观。我记起了一个好朋友和一个韩国人在马来西亚的争论，韩国人说：你们中国人都只爱钱，现在中国出来留学的学生都是学商科的，都是要学习如何赚钱的。朋友很气愤，就跟他辩解，最可气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却在一边迎合说，是啊，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在马来西亚，几乎所有的马来西亚本地华人女孩都瞧不起中国来的女孩，在她们的眼睛里，这些女孩子在精神上基本上都是跟着钱跑的妓女。值得汗颜的是，我见过的很多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女孩子确实如此，在她们眼睛里，她们在钱面前就是精神上的妓女，无论把话装饰得如何漂亮，但掩盖不了这个本质！
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如果你和他谈什么理想，他就会笑你，他也会告诉你，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呗！管那么多干什么？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存状态。国外的很多留学生在接触了基督教后，就迅速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真正让他们感动的是，居然这个世界上还有精神这个词汇，还有非钱的价值标准！其实，现在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让中国人轻易皈依。我们回到正题，来谈钱是价值观吗？
钱是最没有价值观的价值观，钱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就是什么都可以换成钱来计算。钱是一种工具，但如果钱本身成了目的，就涉及价值观了。中国人相信钱可以买到一切，并僭用古人的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来证明古人和他们一样。但是，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说，美国不会把高科技卖给中国，钱是买不到的；从个人这个层面来说，现在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表现出的架势比韩国人、日本人有钱了许多，但是这买不到尊严，课堂上外国老师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嘲笑他们的民族，嘲笑他们的国家！

二、中国大分裂是儒学释义学的彻底的革新的需要
上面说了，中国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要形成一个让各个民族自然融合在一起，并分享经济成果的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就叫世界的中心之国，故名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概念，而民族化中国成了反儒学！也成了中国分裂的原因，道理很简单，它已经不配做中心之国，已经不是世界的乐园了，成了垄断团体的乐园！

三、中国第一次大分裂：周礼和孔子
本文认为，儒家的真正起源是，龙的图腾的形成，这个图腾的形成，标志了儒家的形成，而不是孔子。
儒家形成后，中国只存在改朝换代，不存在分裂，但是，在发展到大周后，问题出现了，大周虽然有周礼和姜子牙的易学，但是也没有真正经典化，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精神脱离了儒学的本义，所以，导致了春秋大乱和七国争霸的分裂局面。孔子就是在这个中国的第一次大分裂的过程中，汇集了他的三千学术团体，作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来，那就是为儒家撰经典，而不是撰释义。
前已述，故略。

四、中国第二次大分裂：公羊派释义学和大汉朝
一般意义上，分裂后的中国，都会有另外一种主导性思想的侵入，这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侵入，并且能够找到土壤，是因为儒学的那个阶段释义学已经不能够适合时代的发展了，成了某一个垄断集团的专利性工具了！这种外来入侵的思想的延续和繁华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分裂的过程。我们继续举汉朝的例子，儒学释义学中的公羊派的代表性人物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和内圣外王的公羊派释义学。用自然规律让皇权集团建立天下秩序，天子思想是当时儒学释义学的阶段性成果，其目的就是为了结束分封制的割据而形成（当时道家的自由思想是这种割据思想的依据）。但是当皇权集团利用这个思想为自己大量敛聚财务，真正形成食利集团的时候，这种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释义学就开始违背了儒学的目的了，所以，各地豪强强占土地，使得垄断食利集团形成，并且周边的民族在边界线面前不能分享好处，直接引发天下大乱！为什么呢，因为统治集团已经失去了儒学本义的内圣，也失去了儒学本义的外王，所以，只能下台了，而且公羊学派的释义学也跟随着下了台。
在公羊学派下台之前，是东汉经学的流行，称为古文经学阶段，但是它没有抓住儒学的本质，所以，再多的复古，追寻文字，都是徒然，都避免不了大汉的灭亡。可惜的是，大汉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发达了！
在天下大乱后，玄学流行。什么是玄学呢，实际上就是名家的思想，就是说，统治集团获得好处后，违背儒家的本义，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给自己的集团进行定名分，即垄断知识，根据名分确定官职，与此匹配的就是九品中正制度。名家的所有活动和儒家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晋当时没几天就崩了！五代十国分裂最终乱了二百年（使当时天下第一的中国，一夜之间回到了落后的欧洲时代，成了欧洲诸国一样的不入流国家）！

五、中国第三次大分裂和儒学的义疏学释义和唐朝
唐朝兴起也是儒家的重新兴起，这个阶段引入了一个历史意义深远的制度，叫做科举。现代人对科举制度的曲解太多了，所以，此处不得不多讲一下它的意义和目的。
汉朝的灭亡是因为统治集团的自身，基本上都达不到儒家内圣的要求，所以当然也无法外王了。儒家本来的目的是通过对统治集团的儒学的修炼，让他们实现儒学的天下大同的目的，但是统治集团利用了儒家对他们的盲目的信任，僭越了“天子”的名分，行了天下大不同之实，大大膨胀了自身的利益，进行经济上、知识上、政治上的大垄断。作为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后来发展成了九品中正制，就是按知识垄断的名分进行官职分配，按这种分配实施经济上的垄断，这些显然都违背了儒家的目的。
科举制度的本质是儒家官僚集团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制度
儒学发明了科举制度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什么叫做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儒家集团亲自参政，用来约束统治集团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通过儒学的训练，大量产生儒家思想的官员，并且通过这个制度，普及到官员，同时这些官员们约束皇权，也就是说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皇权，以纠正皇权的非正道思想。儒家官员受到的典型的训练是，文官以死相谏的人格训练，这也是基本的训练，文官如果觉得皇权的命令违背了儒家的思想，他们可以以死相谏或者拒绝执行统治集团的命令，你可以设想，皇权力量再大，如果整个官僚集团都拒绝执行，那么皇权也得将命令进行调整。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明开的一代风气，魏征的故事成了每一代皇帝的学习典范，也激励着儒家的官僚集团使用儒家思想约束皇权的行为。
总之，科举制度的本质是儒家使用官僚集团的力量约束皇权的一种制度。
配合科举制度的是儒学的新释义学，叫做义疏学。什么叫做义疏学呢？“义”即经之意旨，“疏”即疏通之意。唐代孔颖达奉诏修订《五经正义》，正是对新释义学的一个规范。我们用通俗的话解释义疏学，就是说，科举制度上升的儒家官员，必须使用灵活疏通的手段达到儒家的目的，发挥儒家经世致用的功用。也就是说，儒学的经典是原则和纲领，具体的手段只要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就可以了。
唐代儒家的成功在于使用了科举制度的儒家官僚集团体系规正了，皇权的内圣，但是忽略了外王的重要性，就是仍然忽略了自身的发达要惠及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少数民族的需要，达到所谓的儒家的与人同乐思想。结果奠定大唐帝国又一次成了世界的中心，但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它重新演绎了后汉的历史，因为它的经济成就引起了周边的广泛的少数民族和国家的觊觎，这些民族期望分享大唐的利益，但是大唐很显然违背了儒家的思想，使用节度史，镇守边关，结果还是一个样子，这些独揽兵权的节度史联合了周边少数民族最终使大唐分崩离析。
伴随大唐失败的思想很有趣！当大唐无论哪个层面的社会阶层都富有之后，伴随着一个问题出现了，空虚感？！我们富了又能怎么样？难道会有幸福感吗？这是整个大唐帝国的文化失落感。因为大唐没有“平天下”的愿望，所以，富有了反而空虚，导致了佛教开始盛行中国，大家期望一个精神世界上的圆满。
不管如何，大唐同样被自己的富有给分裂了，造成了中国第三次大分裂。但是佛教盛行了！

六、中国第四次大分裂和理学的成与败
严格意义上讲，宋朝并不是中国大统一的时代，实际上当时的金朝、西夏和宋朝一起组成了中国的小分裂意义上的新三国时代！中途元朝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然后明朝终于实现了大一统！
理学是反对佛学的过程中造成的，所要解决的是，儒家的国家富强后，人民富足后，他们的行为应该如何？理学发展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的新释义学。朱熹的成就在于他提取了经典，发展出了《大学》和《中庸》为核心的新释义学来。理学的内容太丰富，可以说上好几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它的新“礼学”，和与之发展出来的社会分工理论，这个理论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分工理论，但很显然理学比种姓理论先进不知多少倍。中国也正是由于理学的分工理论，开始进行农业的大规模产业化，开始形成那个时代意义上的丝绸纺织工业体系，于是最先进的工业体系在中国形成了，明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这些就是理学的分工理论的结果。
（一）理学的本质是经济学意义的分工理论
理学的本质是细化知识，并根据人的年龄、性别进行广泛的社会分工，本质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理论。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的分工，老人、青年和小孩的分工。这个分工理论的前提是，朱熹通过对《大学》的审定，对“学习”的深度挖掘，就是所谓的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明思审辨理论，这个理论的本质就是要求知识分工进行细化。朱熹和程子还通过对《中庸》的审定，发展出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的新释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