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