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以良心发誓,发布本节选完全是为了炒作。本人除了采访过郎咸平以外,不认识任何经济学家,更没有任何利益代言的关系。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约翰福音>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汉、宋、明这三个儒家最昌盛的朝代,理论上应该最天下大同,实际却党争最为激烈,任何执行的争议最终都会上升为道德的审判。如出一辙,关于国有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并没有产生公认的解决方案,焦点却转向经济学家的人格。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因为体制的束缚,建设性的方案无法建设,但这却不妨碍鼓吹在现体制内加强道德的整肃。而且任何方案的建设性总有限度,但严刑峻法如果没有效,那只能说明还不够严峻,这种循环论证放之四海皆真理,就可以对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装作没有看见。
学者们应该先学习如何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简单事情重复化。三个秀才进京赶考,算命先生只竖起一根手指,却绝对准。秦晖方案要29个字,周其仁方案虽经作者用力缩略,也要多达122字。严刑峻法却只有四个字,铿锵有力,朗朗上口。你们一遍还没说完,对方已经说了七遍和三十遍。又怎么辩得过呢?
其实没有文化也能善良,又何必读到宾大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但只有有了这样的文凭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客座的头衔,再加上俊朗的外表和雄辩的口才,才够资格化身“正义”的使者,为民众的不满情绪指明发泄的方向,也为同样哗众取宠的媒体创造出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猛料。这就是传说中的“剧场政治”。
<万历十五年>描述明朝党争的套路:“……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
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巧合地是,在产权改革争论以树立郎咸平良心学者的口碑而告终之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媒体发表了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宏论。虽然也批评在中国“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但这并不妨碍丁自己作为社会学者,指控经济学者“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
这种指控绝非无中生有,但又有什么根据精确到五个?而且合格要德才兼备。不如干脆说一个,那就非郎莫属,现在学者们还要为那四个名额PK。同时我们也知道了香港至少有一个合格的社会学家。积累了这样的名誉资本,不出意外地话,不久的将来丁先生也会到内地发展,实乃大陆学界和民众之福也。
两位香港学者给大陆同仁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代言利益和代言正义一样需要资格。大部分学者都是凡人,未必不想,但还是只能老实地教书做研究,写写专栏谋生,也就混个中产阶级。现在他们看到十年寒窗苦读,不如捧出一颗良心,一定醍醐灌顶。不出意外地话,将涌现出越来越多有良心的学者,揪出越来越多集体失语的懦夫和利益代言的败类。实乃大陆学界和民众之福也。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更何况研究人类福利的经济学。不论主观多么高风亮节,学术落实到政策必然有人客观受益,否则就是在浪费粮食。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体制和道德都不承认正当的联姻,就只能滥交或者自梳。应该让所有各方都能派出代言人,像超女一样PK。
而用这个名目论战,就无招胜有招,否定了对方发言的权利,更不用说立论。周其仁还在一本正经地讲学术,越讲就越显地居心叵测。不反击是集体失语,反击就是利益代言,当然也可以同样鼓吹严刑峻法,而且更加声嘶力竭,那就出尔反尔、拾人牙慧。总之郎稳操胜券。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就算学者贪财,也只是个人的堕落。而学术膜拜权力,将是整个社会的堕落。但反对民主改革,鼓吹政府用严刑峻法对付人民,却被人民誉为有良心,又表了忠心。而提倡取消行政垄断,了断国企债务和界定全体员工的人力资本,却天怒人怨。做学问先做人,周其仁也不笨,又生在大陆,经历过文革,下过乡,怎么就什么也没学会呢?
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hehehehe!
2005.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