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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夫是位非同寻常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第一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1979年，26岁的台湾军官林毅夫“叛逃”到了大陆。根据媒体的叙述，他从台湾控制下的一个岛泅水至大陆的一个岛。在大陆的改革时期，他成为一名主要经济学家。1986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世行年度会议上，这位56岁的经济学家坐下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戴维斯(Bob Davis)的采访。采访节录如下：
Getty Images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WSJ：首先，我们要问问你让人着迷的个人经历。你为什么游到了大陆，当时大陆才刚刚开始脱离红卫兵时代？
林毅夫：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我的理想曾是当个历史学家，所以我研究了历史趋势。我对大陆的变革有信心。
WSJ：不过，你当时是否有一种民族感情在里面，你希望参与到中国的主流中？
林毅夫：我确实想过。我想，为中国的改革做贡献的方法就是参与其中。
WSJ：你“叛逃”到大陆的时候，你的父母有什么想法？
林毅夫：我父母非常支持我。他们信任我，相信我。
WSJ：好的。让我们谈谈经济。复苏看起来步伐缓慢。如果美国不能快速增长的话，亚洲是否可以？
林毅夫：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所以发达国家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过，各国的复苏情况不同。如果新兴国家有着强大的财政实力、在世界上拥有强有力的地位，它们可能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因此，即使新兴国家的经济受到了全球低迷的打击，财政刺激仍可能从很大程度上加以弥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
我们在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看到的情况正是如此。
WSJ：为什么中国的财政刺激看起来比美国的成效要大的多？
林毅夫：区别在于，中国的刺激措施有很大的杠杆效应。从1月份到现在，投资增长较去年同期高出30%。就组成来看，部分来自政府的财政刺激，更多的是来自银行贷款的扩大。这是因为中国是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缺口较大。这类投资需求很旺盛。
这也创造了就业岗位。收入增加，家庭就业上升，消费增加。
而美国是个高收入国家，所以这类投资的范围要小。财政刺激没有大规模的银行贷款作为支持，因此美国的杠杆效应比中国小。
WSJ：中国经济要从出口引导的增长模式转型，这个过程会有多困难？在危机退却之后，中国会不会再回到原先的增长模式？
林毅夫：中国目前正通过基础设施支出，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过去中国大多数投资都投向了生产部门。当你向制造业进行巨额投资，而国内经济又消费不了这么多，因此中国经济才转向了以出口为主导。
如今中国的投资主要位于基础设施领域。这并不会直接推高产能。你还需要增加设备和原材料进口。因此中国经济的失衡状况有所好转。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失衡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投资额，是因为背后有着储蓄的支撑。储蓄来自两个方面：家庭储蓄以及公司储蓄。过去几十年，家庭储蓄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25%左右。印度也拥有类似的情况。
另一半来自于公司储蓄，这转化为了出口。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多的公司储蓄？中国公司为什么如此赢利？
在金融行业，只有大企业和富裕阶层才能接触到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小农家庭和中小企业无法得到任何金融服务。（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服务，无法获得融资用于增长）这些行业的工资率都低于潜在水平。
这转化成了中国公司的一个策略。如果他们的工资较低，那么他们的成本也就较低。那些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公司，他们的资本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他们也可以得到资金支持。
普通百姓把钱存入金融体系，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相当低。因此他们是在资助大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会有那么高的利润。他们通过较低的工资和较低的资本成本获得支持。
WSJ：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转型成为某种全球央行──扮演最后借款人的角色，鼓励公司持有较少资金储备，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WSJ：各国真的会相信这样一个机构吗？
林毅夫：这取决于IMF是如何设计的，取决于IMF如何避免国际政治经济型问题。这可能不是一个万能之计。各国需要改革国内经济，拥有健全稳定的宏观经济。这能够降低对外部保障措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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